朱少偉
1916年1月底,正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從橫濱搭乘法輪前往上海。他這次到申城,主要是為了協助雲南護國軍籌募軍餉，因而於船艙作《太平洋舟中詠感》詩云：「八表正同昏，一夫終竊國。黯黯五彩旗，自茲少顏色」；「逆賊稽徵討，機勢今已熟。義聲起雲南，鼓鼙動河北」；「一翔直衝天，彼何畏荊棘。男兒當雄飛，機失不可得」。這充分表達了他對竊國大盜袁世凱的義憤和立志改變黑暗社會的抱負。他雖在滬時間不長，但竭力呼籲，四處聯絡，贏得了各方支持。他於翌年撰寫的《哭沈漢卿君》一文提及：「吾去歲首，即往上海一次，兼周而歸東京。」
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為了投入國內的反袁鬥爭毅然輟學，從東瀛返回上海。抵滬，李大釗給在東京的朋友霍例白寫過信，介紹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並談到：「長江流域戰雲漫鬱……傳聞袁氏備戰甚急，此則雌雄之決仍非出於一戰不可也。」期間，李大釗頻繁與好友白堅武會面。《白堅武日記》（第一冊）記述：5月19日，白堅武從南京抵滬，立即去 「與守常敘談」，來到李大釗暫住地點 「泰安裡」——昔日申城稱為「泰安裡」的裡弄有數處，此有可能指貝勒路泰安裡（今黃陂南路2弄）；嗣後，他又多次與白堅武敘談及一起造訪章士釗等，還曾在晚間去坐落於四馬路（今福州路）旁的「丹桂第一臺」觀劇。6月上旬，李大釗在閱讀《新聞報》時獲悉，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一命嗚呼，他感到極為興奮。6月11日，李大釗應湯化龍、孫洪伊之邀，前往北京創辦報紙；在與霍例白、宋仲彬同乘通州輪離滬北上途中，他給將出的報紙起名「晨鐘」，以「振此晨鐘」喚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擔負起「青春中華之創造」的使命。
1917年7月1日，李大釗由北京赴上海。那時，以「調停」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爭端為由率「辮子軍」闖進北京的張勳，開始上演企圖恢復封建帝制的鬧劇。李大釗懷著憤怒到申城友人家中暫住，並公開對此進行了嚴厲譴責。張勳的復闢陰謀僅十二天就破產。李大釗在滬待了數月,他回顧辛亥以來自己的經歷，痛感過去革命的「流產胎殤」，決心尋求再造中華的新途徑。10月中旬，李大釗去南京會晤白堅武，下旬返滬；至11月9日，他離申城又去南京，旋即返回北京。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 李大釗代表中共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1922年8月上旬，李大釗再次赴上海，此行是為了參加中共中央在杭州舉行的特別會議即「西湖會議」。在轉赴杭州之前，李大釗曾去上海環龍路老漁陽裡（今南昌路100弄）2號（陳獨秀寓所），與陳獨秀討論工作；他在從申城寄給胡適的信中提到：自己正與陳獨秀「商結合『民主的聯合戰線』」，「弟明日與仲甫赴杭一遊，一二日即回滬去洛返京」。信中的「赴杭一遊」，顯然就是指出席「西湖會議」。西湖會議結束時，李大釗由杭州到申城，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受黨組織委託前往上海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今香山路7號）孫中山寓所，拜訪孫中山。李大釗對歷史、哲學的獨到見解，以及對世界思想潮流、國家政治建設等的精闢看法，都引起年長二十三歲的孫中山的重視。兩人談興甚濃，論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竟接連幾個小時不止，以至忘了吃飯。李大釗在後來撰寫的《獄中自述》中，記述了這次歷史性的會見：「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亙數小時間……」 宋慶齡也曾回憶此情景：「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9月8日，李大釗由滬抵洛陽，很快就返回北京。
1923年「二七」慘案後，李大釗於3月自武漢赴上海。3月5日，上海《時事新報》登載《北大旅滬的同學會啟事》，其中告知旅滬的幾位北京大學同人聯繫處，李大釗的地址是「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張春木轉」。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今南昌路180號），乃國民黨在上海的本部（後也稱國民黨上海事務所）。那時，李大釗仍關心著促進國共合作，特意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周報撰寫了《普遍全國的國民黨》，這是一篇論述幫助孫中山領導的國民党進行改組的重要文章；另外，他還曾去上海大學演講《演化與進步》，到復旦大學演講《史學與哲學》。4月下旬，他返回北京。
1923年10月下旬，李大釗又赴上海。因為在10月19日，孫中山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令其密電北京，邀請李大釗赴滬會商國民黨改組問題；李大釗欣然應約，故《北大日刊》登載的註冊部通告稱他「因事假兩星期，所授功課假滿時補授」。11月底，廖仲愷受孫中山委派自廣州到申城，積極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12月9日，李大釗出席廖仲愷在國民黨上海事務所主持的商討改組的會議，為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積極開展工作。期間，李大釗先後到上海大學演講《社會主義釋疑》、《史學概論》、《勞動問題的禍源》，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曾發表演講記錄或聽講者筆記；他在《社會主義釋疑》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是使生產成為有計劃的增殖，為極公平的分配——能夠使我們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會主義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們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我們要改造這樣的社會是尋快樂的，不是向那窮苦的不自由的地方去」。12月中旬,他離開上海。
1924年1月初，李大釗由孫中山指定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京報》也在1月6日登載消息：李大釗等已被選為北京地區參加該會的代表。李大釗在與別的代表乘火車南下赴廣州途中，於1月7日抵滬。在上海停留時，李大釗出席了中共中央會議，參與討論並確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一大」上應取的態度。隨後，他直奔羊城。
李大釗的一生中，曾先後七次來到上海，在黃浦江畔留下了光輝的足跡。
（作者系市政協委員、中福會出版社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