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記者 皮曙初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鑑而豐富。開放是文明發展與進步的動因，任何固步自封的文明最終都會走向滅亡。
中華文明，雖然在一個較大空間範圍內自力更生、相對獨立地演繹，但並非與世隔絕。眾所周知，以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為標誌的開放性，為漢唐以來的文明繁盛創造了廣闊舞臺。而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早在絲綢之路開闢之前，中華文明就已經表現出與其他文明的開放性聯繫。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甚至是史前時期，中華文明就在向外傳遞自身的優秀文明成果，同時也在吸收外來文明元素的過程中不斷壯大。
神秘的蜻蜓眼玻璃珠
早在1978年，湖北隨州擂鼓墩一號墓石破天驚，1.5萬餘件各類隨葬器物浮出水面，包括樂器、禮器、漆木器、金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等等。這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除了蜚聲中外的曾侯乙編鐘，還有曾侯乙尊盤、青銅冰鑑、聯禁銅壺、雲紋金盞等精美文物，無不令人驚嘆。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還有一批神秘的小東西，雖鮮為大眾所知，卻一直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蜻蜓眼式玻璃珠。
這些小巧精緻、形如念珠的玻璃珠，表面色彩斑斕，布滿大大小小圓形圖紋，酷似蜻蜓凸出的複眼，因而考古學家將其稱作「蜻蜓眼玻璃珠」。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共有173顆，數量龐大，充滿域外風情。著名學者張正明、皮道堅曾這樣描述:蜻蜓眼玻璃珠裝飾紋樣純屬地中海風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的藍天白雲、碧波白帆和綠窗白房」。
蜻蜓眼玻璃珠的出土，引起學界的持續關注和研究。有人認為它是「惡眼」文化的產物。在古代西亞、北非等地區，「惡眼」是一種流傳甚廣的信仰，被認為具有一種強大的神秘力量，佩戴「惡眼」護符，具有驅趕妖魔的作用。中國發現的蜻蜓眼玻璃珠及其製造技術，可能是從這些地區傳入。
玻璃是人類最早發明的人工合成材料之一，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就已經出現於西亞兩河流域和埃及，至羅馬帝國頗為盛行。而在中國，玻璃大約出現於西周時期。歷史研究還告訴我們，早期的中國玻璃與西方玻璃判然有別，西方玻璃是鈉鈣玻璃，中國古代的玻璃則是鉛鋇玻璃。
湖北省博物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等單位，採用新的X射線螢光分析和雷射拉曼光譜分析技術，對曾侯乙墓蜻蜓眼玻璃珠進行了原位無損檢測，確認這些精美的玻璃珠屬於鈉鈣矽酸鹽玻璃體系，並採用銻基、錫基化合物作為著色劑、乳濁劑，符合西方常用玻璃的化學成分體系和製作工藝特徵，與盛行於戰國時期的鉛鋇玻璃明顯不同。
研究人員認為，無論是從玻璃珠的化學成分還是從式樣、出土情況來看，這些玻璃珠應與域外有著密切的聯繫，是「舶來品」。那麼，在神秘的玻璃珠背後，必然藏著一道中西文化早期交流的軌跡。
事實上，蜻蜓眼玻璃珠並非僅見於曾侯乙墓。迄今，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發掘的楚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蜻蜓眼式玻璃珠以及玻璃壁、玻璃劍飾和印章等其他玻璃製品。玻璃珠的歷史，上至春秋末期，下至戰國晚期，至秦漢以後則明顯減少。此外，新疆、山西、河南、山東等地也先後有蜻蜓眼玻璃珠出土。
黑城遺址城池全貌。黑城遺址位於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建於公元九世紀，是草原絲綢之路上現存較為完整的一處古城遺址，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彭源/攝
一直在跟蹤蜻蜓眼玻璃珠研究的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李會介紹，春秋至戰國早期的蜻蜓眼玻璃珠，與域外有著較多的聯繫，數量較少，分布廣泛，主要在新疆、山西、河南、山東、湖北等地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而戰國中期以後，玻璃珠數量顯著增加，但更集中於湖北、湖南、河南三省，而且中小型墓葬中增多。同時還出現一批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玻璃製品，表明以楚地為中心，楚人已經掌握了玻璃製造技術。
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可能已有一條或者多條與域外交流的文明通道。這些神秘的「外來客」，為中西方早期經濟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佐證，呈現了早期中西方貿易線路的形成和發展。
「史前絲路」
漢武帝之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絲綢之路，開創了中華文明開放發展的新境界。
據《史記》載，張騫從西域出使回來後，向武帝陳述，中亞有個大夏國，那裡的人們喜歡做買賣，在那裡可以看到產於蜀地的邛竹杖、蜀布，問是從哪裡來的，大夏國人說:「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今天印度河流域一帶。可見，早在張騫打通西域商道之前，西南四川地區的「蜀布」「邛竹杖」就已經經由印度河流域輾轉流通到中亞市場。
有人將這條從四川、雲南經過南亞到中亞甚至通往地中海沿線的通道，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或者「滇緬道」。這條商道或許崎嶇坎坷，需要翻山越嶺，但未能阻隔民間絡繹不絕的商貿與文化、技術交流。通過西南「絲路」，長江流域的絲綢、漆器等物也遠銷到印度、中亞地區，並進一步延伸到歐洲。
西南「絲路」在秦漢時期已經交往頻繁，其起始的時間，可往西周追溯，甚至有觀點認為在史前時期就已經開始。比如，在四川三星堆遺址發現大量海貝就是例證。
也有人認為，絲綢之路之前的「絲路」，不在西南，而在北方。歷史學家方豪說:「在公元前5世紀，中國之繒或已越帕米爾，而至印度、波斯。及亞歷山大大王東徵以後，乃經敘利亞人手，輸入歐洲。」
對蜻蜓眼玻璃珠的傳播，也有多條路線之爭。張正明等人認為是從印度經雲南、四川而入楚地;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是活躍於東西兩大文明之間的北方遊牧民族，從西亞經中亞沙漠地帶帶到中國;還有一種觀點則認為，蜻蜓眼玻璃珠經海路先入吳越之地，再傳到內陸地區。
李會認為，蜻蜓眼玻璃珠最初起源於埃及，憑藉地中海沿岸各國的緊密聯繫，迅速傳遍整個地中海地區與波斯，地中海與波斯成為蜻蜓眼玻璃珠的生產與分布中心。從國內外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出土情況與自身特點，可以認定和地中海地區密切相關。
她說:「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傳播路線讓我們看到，新疆塔裡木盆地在對外聯繫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門戶作用，即西漢前的中國通過塔裡木一帶和國外發生著積極的聯繫。正是這種久已存在的聯繫，為以後以西安為起點直達地中海地區的絲綢之路打下了基礎。」
海上的外聯之路也在很早就已出現。有關泰伯後裔移民日本的記載早已有之，吳越之時人們已經擁有出海的船舶，一些人或為躲避戰禍，由海路出行，攜帶稻種和農耕技術抵達日本。考古發現，春秋戰國時期正值日本繩紋文化與彌生文化之交，也是日本稻作農業的發展時期。秦時徐福東渡的傳說，也是這種出海通道的又一次影射。
華夏先民應用航海技術進行海上交流，考古研究者認為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在日本，已經出土了典型的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遺存，如玦、幹欄式建築和稻作農具等，表明早在史前時期，就有船隻往來於中日之間。
福建德化是中國三大古瓷都之一，德化白瓷是其標誌性產品。德化白瓷以「白」見長，早在宋元時期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德化也被譽為「中國白的故鄉、瓷藝術的搖籃」于洋/攝
很早就發展起來的航海技術，創造了海上對外聯繫的可能，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崛起做了積累。
文明因交流互鑑而多彩
不論蜻蜓眼玻璃珠沿著哪一條路線從地中海地區傳入中國，也不論中國的水稻、絲綢沿著哪一條商道播向世界，都足以表明華夏文明自誕生之日起，就與世界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早期的中華文明在東亞大陸一個廣闊的範圍內展開，同時也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碰撞中，源源不斷激發著內生動力。
李會研究認為，蜻蜓眼玻璃珠於春秋末戰國初在中國出現的數量較少，一般為大型墓葬出土;而到戰國中期以後，出土數量大大增加，同時相較前期珠體紋飾更為複雜多變，顯得更加精美，並出現了中國獨有紋飾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從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整個分布範圍來看，主要分布在楚文化的範圍內，楚文化的中心兩湖最為集中。蜻蜓眼式玻璃珠和楚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並最終本土化為楚文化的典型器物。」
中科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的技術研究也表明，春秋末到戰國早期，蜻蜓眼玻璃珠促進了楚人採用當地技術和原料進行仿製。李會認為，從礦石到玻璃的冶煉過程和傳統的青銅冶煉技術有著相似的地方，而楚地歷來青銅冶煉技術發達，在玻璃製品的生產過程中，楚人又將其與傳統的青銅器的模製法結合起來，創造出中國特有的玻璃製品模製生產技術，生產出大量的玻璃珠和其他玻璃製品。
中國由此出現真正的玻璃行業。這個文化技術融合的過程，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工匠們吸收創新、融會貫通的智慧，更體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徵。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吸收來自域外的文明因素，中華文明能否達到這麼高的高度，又能否在五千年風雨歷史中不斷推陳出新、迭代前行。
比如，在長江中下遊地區馴化的水稻向外傳播的同時，小麥、大麥、黃牛、山羊、綿羊等這些人類早期馴化的動植物，也在經中亞傳入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些域外的馴化動植物，就已經在中國境內的考古遺址中頻繁發現，成為新的食物來源，推動了華夏大地的文明進展。
考古學家認為，中華文明相對獨立和自主的發展空間，並沒有阻礙先民們同域外交流的步伐。正是在與西方文明不斷的交流與互鑑中，中華文明顯示出強大的凝聚力和消化吸收能力，在向外輸送自身優秀文明成果的同時，也不斷充實新的文明元素，豐富和推動了原生文明的發展壯大，成就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壯闊圖景。（刊於《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