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金融與實體經濟==紅嘴鳥與大象
非洲的大草原上美麗健壯的大象有一群可愛的寄生生物夥伴，大象身上生出的寄生蟲子由紅嘴鳥啄食，強壯的大象哺育了紅嘴鳥和寄生蟲兩種寄生生物，寄生蟲幫助大象活血通絡，保持它身體機能可貴的平衡和清潔。
但是有一天，寄生蟲長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紅嘴鳥也越吃越肥，大象越來越瘦，羸弱的身軀難以支撐寄生蟲和紅嘴鳥永無止境的味口，兩種寄生生物越來越胖，寄主和寄生蟲合理的比例與界限被越過，生態不再平衡……
最終大象，不堪寄生生物的折磨，轟然倒下，兩種寄生生物沒有了食物，前途與食物不知在何方？
當前實體經濟與金融業的關係，與大象和紅嘴鳥、寄生蟲的關係類似，大象虛弱而紅嘴鳥、寄生蟲虛胖，未來將會怎樣，草原的大象保護員出場了，金融工作會議是管理員的用診與開方，而藥理學是什麼？是否可以對症下藥？金融調控是否需要經濟學理論支撐，其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又是什麼？本文試圖加以剖析。
一、金融調控是否必須經濟學理論支撐
金融調控是否必須經濟學理論支撐的問題，與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一樣。
從亞當斯密創立現代政治經濟學學科開擘以來，現代經濟學的歷史只有三百年，但是人類的經濟史卻悠遠悠長到萬餘年，即使有理論體系也只能回溯到人類經濟活動出現的多年之後了。
從這一點即可側面證明：沒有經濟學理論指導的經濟活動是可以有效運轉並能長久維持。
但現代經濟的一個特點是在大工業機器社會、信息社會獨有的——經濟虛擬化，因為金融活動的存在使得現代經濟成為區別於以往人類任何發展階段的經濟活動。
金融活動的存在，優化了經濟資源配置，最大化了資源利用效率。
金融雖然是人類經濟活動領域的一個小分支，但金融使用機構、工具、方式與手段創造更多的貨幣。
而文明的人類社會中，貨幣取代食物成為所有人類的追逐。
使用金融工具追逐更多的貨幣成為人類原始欲望中對食物追逐的一種替代。
截止到2016年底，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8.4%，比重超過美國、日本等多數發達國家。
這個比例與美國次貸危機前的比例基本一致。
所以，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反覆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這次會議召開的非常及時，將日趨明顯的金融風險鎖定於萌芽狀態。
目前中國即金融附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了同時代多數以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撐的發達國家（如新家坡、美國等），也超過了發展中國家所可以承受的水平。
虛擬經濟或者金融經濟像是依附於大象身上的紅嘴鳥，幫它叼除蟲子，做一做馬薩基的寄生生物。
如果寄生生物長得太大，甚至比大像的腿還粗，自然是不健康的。
所以，經濟調控的基本邏輯是在控制虛擬經濟，虛擬經濟佔比最大的是金融經濟。
這也是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功過」的第一句話：金融調控的現實意義與其理論之稱的奧義之所在。
二、金融調控理論的主要經濟學流派依據
現代經濟學始於亞當斯密《國富論》，經濟學的祖師諄諄教導地指出：經濟活動暫不考慮人性，而且提出兩個假設：理性利已和資源稀缺。《道德情操論》卻告訴我們要考慮人類心理的其他活動——非理性。
從《國富論》之後誕生了兩大經濟學流派：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與政府干預主義經濟學流派。兩派的發展一直處於矛盾對立統一中。
其中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流派有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流派、新劍橋學派等；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流派有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學派等。
所有的經濟學流派理論在調控目標的選擇上無不服從一個原則：資源的優化配置與經濟的良性發展。
對當前中國的金融調控的根本邏輯也在於此：如何讓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降低金融風險，是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防止局部金融危機、金融風險的擴散是本次會議的重要議題。對理性與非理性的均衡調控是本次會議的重要使命。
從原理上來說，就是讓紅嘴鳥的體重更加合理，讓寄生蟲不再多得數不過來，是本次會議的根本目標。
由於無論是古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等傳統主流經濟學範式的政策框架強調均衡，所有經濟政策的分析均置於均衡分析框架下。
金融調控政策目標都強調經濟運行過程當中必定存在某一均衡狀態，現實經濟是對這一均衡點的偏移，而金融調控政策就是用來糾正偏差，使實體經濟儘可能地歸於平衡位置。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典的金融調控政策工具可以常用常新地糾正經濟活動中的非均衡，但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經濟理論的發展滯後於經濟現實的變化，當現實中出現在了經濟理論無法解釋的經濟狀況後，新的經濟理論就應用而生，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觀」在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後的解釋力顯著遞減。
在主流經濟學範式指導下的金融調控收效甚微，甚至於失靈或與調控目標相悖。
這與主流經濟學的政策時滯、西方化觀念有重要關係，學界與業界各方都開始反思中國金融政策調控框架中存在的問題，從經濟學範式的角度考慮，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弊病。
1、守舊地效仿西方金融政策調控框架
西方金融調控框架中大量的依靠數量分析，由於國外金融市場高度發達，利率市場化程度高。
因而對金融調控手段實施反應較快，我國目前的國情是金融工具單一，金融市場不發達，間接融資比重過高，銀行體系「黑洞」較大，這些都妨礙了金融調控的有效實施。
另外這些問題並不是量化的金融調控工具可以解決的問題，其中涉及到的大多是結構性和制度性的障礙，因而對西方金融調控框架的照抄對我國經濟調控是不利的。
由於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主流經濟學派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相對完善下的產物，其市場秩序較我國更好。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範式都假定製度、技術和人的偏好不變，而只研究資源配置的問題，並不討論資源的生成。
這種範式下的金融調控框架強調了「均衡狀態」應當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一般常態，而且對均衡態的偏離應該是可修復的，固化地認為應該有一個穩定均衡的經濟臨界點。這種政策框架無法應對經濟當中出現的新變化、不確定、不均衡和動態演繹。這種不考慮動態特性的金融調控框架在此次危機當中給中國經濟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影響。
比如面對通貨膨脹只考慮針對通脹的金融調控而不考慮匯率、就業等政策，導致通脹稍微好轉，失業率就上升，外匯儲備又劇增。
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主流經濟學政策框架在中國已明顯水土不服。
2、政策框架不切實際的行為主體假定
主流經濟學範式對行為主體，也即金融調控中所有主體的假定均停留在「理性人」的基礎之上。
這種假設是不現實的，比如凱恩斯假定政府足夠理性而且反應迅速，但是居民卻無法觀測到實際工資和名義工資間的差別，而理性預期學派則假定人不會犯系統性的錯誤，並且經濟主體可以得到所有市場相關信息，從而得出金融調控無效的命題。
顯然這兩種主流經濟學範式的假設都是不切實際甚至荒謬的，因而中國承襲這兩種金融調控框架也是有問題的。
演化經濟學對行為主體的假定基於「有限理性」，這種範式下的金融調控更貼近於實際。特別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金融調控是維繫金融穩定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範式貼近實際的假設，可以為金融調控的制定提供更多的參考，使得金融調控實施過程中的「時滯」減少，「傳導渠道」也更加暢通。
3、重視負反饋結果和資源配置效率
主流經濟學「均衡」的理念導致了在任何金融調控框架下都要求能夠得到「均衡」的最優結果，並且著重於分析從非「均衡」的不穩定狀態恢復「均衡」穩定狀態，這在美聯儲的金融調控實踐當中經常可以看到，比如對於金融調控中介指標利率的倚重，對於失業率數字的過分追求等等。
主流經濟學要求均衡而得到的無法面對複雜性、多樣性經濟系統的結果就是「永遠不均衡，目標永遠無法實現」。
該政策框架的本質謬誤就在於「經濟體系是永恆變化的，並在變化中自我穩定，經濟學不應該追求靜態的穩定，而是動態的變化穩定。」過分強調均衡只會損害經濟體系的成長性，並且使得正反饋的出現機率越來越小，幹擾經濟正常運行。
對新古典進行修正的新制度經濟學依舊在個人理性的均衡框架下分析金融調控，主流經濟學都強調著資源的有效配置，這種有效配置便要求致力於制度的建設，包括產權制度，貨幣主義政策規則等。
對於中國這樣高速增長三十年國家來說，該範式是無效的，中國的制度變遷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邁進，金融調控規則從穩健到擴張再到收縮也不斷改變。而且制度從不是孤立存在的，金融調控的實施也需要得到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支持。
主流經濟學範式中未考慮到具有中國的國情、歷史、人文和環境的複雜性。
在主流經濟學範式下的金融調控框架對中國資源的有效配置還沒有做出合理的解決，反而，演經濟學範式下政策框架的多元化、創新性、非均衡等不以資源配置最優為目標的範式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因此，歷久彌新的經濟理論應當是隨經濟形勢變遷演化式發展的。
自演化經濟學強調了經濟失衡也是經濟現實中必然存在的一種秩序，應當正視並推進其演化，而不是用政策實踐將其推回到原有的舊秩序。
金融調控的框架的設計應該考慮時域、地域等背景，構建符合當下的政策框架，建立動態經濟秩序。
回顧從1833英格蘭銀行成為中央銀行以來世界範圍內經典的金融調控實踐，都是與當時的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經濟理論，從而建立新經濟秩序，這種秩序是不斷推移和改變的，正如演化經濟學的基本主張一樣。
表1中列出了從均衡分析框架到秩序分析框架一百年來的金融調控標誌性內容、典型事例和理論基礎。從表中可以看出，每個時期不同的經濟理論基礎都有相對應的政策實踐，在政策實踐指導下出現相應的經濟態勢，而非均衡和演化是一百年來金融調控實踐的常態，並沒有一種理論能夠持續不斷地適應時代變遷和經濟形勢的改變。
因此，「秩序」應該成為衡量金融調控政策實踐效果的新標誌，而不再是「均衡」。這與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精神高度一致。
三、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經濟學理論依據
當前，金融調控政策在應對當前的複雜局勢出現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滯後性、局限性等問題。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金融學界對於「大資管"、「影子銀行」等問題的研究已經持續多年，經濟學界則對於2007年金融危機之後十年後西方宏觀經濟學框架的重新修訂、中國化經濟進行了曠日持久且甚囂塵上的熱烈爭論。
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經濟學者對於當代中國經濟學基礎理論的高度關注和深刻反思。
中國金融調控幹預框架源於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理論，該理論注重經濟系統運行過程當中「機械化」、「程式化」、「靜態」和「均衡」等問題的分析和考量，卻對新時期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不斷湧現的「隨機化」、「創新化」、「動態」和「非均衡」等新問題無所適從。
然而，這些卻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最具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演化經濟學，即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以及由此導致的結構轉型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範式的聚焦點。
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是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過渡的有效轉捩點。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得出，非演化的主流經濟學金融調控政策框架對經濟政策的分析比較脫離現實，缺乏結構性、系統性、動態性的建議，沒有過程分析，忽略了金融調控政策的演化性質，而且路徑過於單一，政策創新程度不夠，對社會個體、群體的認識過於單一化，並將思維局限於均衡性質的數量分析。
中國的金融調控政策框架與經濟學範式理論基礎一樣面臨著基礎分析範式的改變，中國金融調控政策框架的重構需要借鑑演化經濟學實踐過程當中的成功案例。
演化經濟學範式下中國金融調控政策的框架。
（一）充分考慮人性複雜的金融調控政策框架設計
首先，演化經濟學強調人受到社會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但同時也具有主觀能動性，人性是複雜的，而非「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的基礎之上建立起非預期的或者動態一致性的金融調控政策框架。正視預期及心理作用對於金融調控政策的影響，設立前瞻性動態應對制度；
其次，考慮到行為主體的創新特性，金融調控政策的設計要遵循行為主體的「思想習慣」或稱最小擾動原則。以演化的範式來看要「改良」而不是「改變」。因此金融調控政策的調控力度必須適中。
正如中國的漸近式改革比俄羅斯的「體克療法」成功一樣，金融調控政策框架的設計要考慮到人性的複雜，並具有直入人心，「潤無細無聲」的功能。正如中國經濟軟著陸的成功使得亞洲金融危機等歷次全球危機對中國影響不大，這些都是成功的中國特色演化經濟金融調控政策框架案例。
（二）以歷史為起點引入動態演繹的金融調控政策調控系統
周駿（1998）年指出中國真正開始擁有自已的金融調控政策開始於改革開放後，具有中國特色的穩健的金融調控政策在1998年之後形成。以演化經濟的範式去分析，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金融調控政策出現的時間短，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快，在調控手段和調控目標上不能一味地遵循主流經濟學範式的框架，必須找到中國特色的動態金融調控政策調控體系。
特別是在2008年以後的後危機時期，我國經歷了自然災害，奧運會等對經濟影響較大的事件，中國的金融調控政策除了肩負傳統框架下的四個目標之外，也承擔起了穩定區域經濟、應對突發事件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調控政策調控目標。
在調控手段上也創造性地區分了數量型和價格型金融調控政策工具。這種以本國經濟發展歷史為起點，兼顧本國國情現狀的金融調控政策調控效果是顯著的，然而卻仍顯不足，在高額外匯儲備和高通脹並存的米德衝突之下，如何設計出適合中國國情可以演繹的動態金融調控政策框架是需要繼續在演化經濟範式下思考的。
（三）以異質性和互動為基礎的金融調控政策結構設計
演化經濟學範式中強調了人、集體、組織、地區和國家、民族間的異質性。異質性的假定決定了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依賴和互動關係。
與新古典經濟學範式中「同質個體和企業」假設不同，以演化經濟學為基礎的金融調控政策設計必須考慮到國與國、地區與地區、民族與民族甚至是企業與企業間的不同，從而構造具有普適性的動態框架金融調控政策結構。
以歐共體為例，頻頻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Sovereign Debt Crisis)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歐洲中央銀行的金融調控政策缺乏異質性地對待，針對不發達地區的政策調控手段與發達地區完全類似。
歐債危機出現後卻只一味「免債救市」而沒有動態防患於未然的金融調控政策應對。我國在2004年就開始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實踐創新經過近10年驗證是成功的。這種符合演化經濟學範式的金融調控政策調整在中國金融調控政策框架設計中仍顯不足。
（四）演化經濟學秩序框架的突破和標誌
具有中國特色的演化經濟學在多個方面對傳統金融調控政策框架進行了突破，特別是在後危機時期新古典經濟學金融調控政策解釋力失效的情況下。
當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界依然在討論金融的「壟斷」和「自由化」哪一個對於經濟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以何種經濟學理論為基礎構建的政策調控體系更有效？
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和金融調控政策調控策略卻一次次地讓其倖免於危機的漩渦。
無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從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到2010年後的歐洲主權國家債務危機，在歷次的金融危機、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當中均未出現中國的名字，中國僅僅是被動的受影響者。
從這些案例上看，以「北京共識」為標誌的演化經濟學指導下的中國金融調控政策實施是有效且成功的，這也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突破。
新古典經濟學中「宏觀經濟政策無效」、「反對政府干預的盧卡斯批判」和「適應性預期錯誤」這三個觀點在中國特色的演化經濟學政策框架下得到證偽。
適應中國國情的壟斷化金融體系、宏觀調控手段多元化等特點是演化經濟範式的充分體現。
演化經濟學秩序框架對新古典金融調控政策框架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均衡到秩序的改變，即經濟體系的不均衡也是一種必然的秩序，而秩序則是演進的；因此金融調控政策目標從四大目標到多元化；傳導機制從單純的宏微觀到注重個體化和異質性；工具使用注重協同創新；效果評價方面更加注重動態演進。
最後，還是回到最初我們對於金融調控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尋找的界定。
用一句話可以更加凝練地總結為什麼金融調控需要經濟學理論支撐：
在經濟學出現之前人類不需要尋找經濟理論進行金融調控；
但經濟學出現之後人類就必須要尋找經濟理論進行金融調控。
金融是人類自我完善的典型工具，經濟學是人類自我救贖的典型學科。
有人說：經濟學某種程度類似宗教，此言非虛。信，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