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近期，美本早申放榜已經告一段落，各大名校對於國內生源的錄取率明顯下降，引發家長們哀嚎一片。對於ED被暫時defer的家庭來說，焦慮情緒更是四處蔓延。在這種情緒中，反而更需要冷靜的頭腦，上名校，甚至藤校真的很重要嗎？花費許多的金錢和精力爬藤，真的值得嗎？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留學全知道（ID：EduKnow）
文丨Bonnie 編丨Luna
Alex爸這周六去聽了一個講座，回來跟我說，「咱要不考慮考慮讓Alex學德語吧。他GPA也就3.8+，體育、音樂和藝術都無所長，也沒拿過什麼國際大獎。大藤小藤的競爭那麼激烈，Alex不是十八般武藝樣樣齊全的牛娃，咱就別指望他爬什麼藤了，現實一點吧……」
最近美本ED放榜，朋友圈和家長群比高考反應還激烈，沒想到Alex爸也在默默關注，居然跑去聽德國留學的講座，想曲線救國。尤其是看到今年MIT ED錄的兩個中國學生都是女生，作為一枚標準理工科男娃家長，Alex爸把目光轉向了注重設計與工程的德國。
昨晚一個閨蜜跟我說：「看今年美本早錄的趨勢，好像送娃去讀美高，升藤校和Top 10機率更高啊。如果送美高，這美高美本加起來，孩子幾年的學習和生活成本幾百萬，畢業後十幾年的收入都回不了本，這ROI實在太低了，壓力山大啊！「
能不能上名校真的很重要嗎？我在之前寫的一篇文章中分享了美國暢銷書《The Self-driven Child》作者、臨床神經心理學家William Stixrud的觀點：
家長不要讓孩子們對成功有錯誤的理解，認為「上好的大學=成功，沒有上好的大學=失敗」，大學的真相是——他們上哪所大學，對人生的影響真的沒有那麼大。
超越北清交復，藤校+Top 10美本已經成為中國一線城市中產家庭的新戰場。那麼，投入那麼多時間和金錢送孩子爬藤，對孩子的人生到底有沒有影響，值不值得呢？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非藤校不可嗎？我們送孩子去讀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超精英大學的「錢途」
首先，中國家長們比較關心的問題：讀「藤校「到底有沒有「錢」途？
2017年，著名的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利用IRS數據分析大學對美國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他的團隊發現：在美國上超精英大學的學生成年後變得非常富有。
那些從超級精英大學畢業的學生（常春藤盟校加上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有1/5的機會在30歲左右前躋身財富前1％，年收入超過630,000美元。
上其他精英大學畢業，這個機率是1/11；而讀社區大學，這個機率只有1/300。
就讀超精英大學還可以縮小畢業後的實際收入和機會差距。貧窮的孩子畢業後可賺76,000美元，有錢的孩子可賺88,000美元甚至更多。進入一所精英大學（與沒有上大學相比），使有錢的孩子進入最高年收入4位數的機率增加了4倍；而對窮人來說，這些機率增加了14倍。
看來，「錢途」是肯定有的！
上流階層的排位遊戲
又一個問題來了：你的孩子適合去藤校嗎？你了解美國白人精英階層的遊戲規則嗎？
近二十年來，美國的精英大學一直試圖說服大眾，他們堅定地致力於學生群體的多樣化和文化的包容性，打破傳統上以富裕白人佔主導的校園文化，以實現更美國的價值觀：不論種族和社會階層。
但《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保羅·塔夫（Paul Tough）在他的新書《最重要的歲月：大學是如何造就或破壞我們的》中分析，這項努力要麼沒有成功，要麼就是失敗了！
塔夫引用拉吉·切蒂的研究數據說，「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機會因父母的收入而異，這加劇了各代人之間的不平等。如果父母的收入處於最高的1％，那麼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美國收入分布中最底層20％的家庭的同齡人的77倍。美國超精英大學的學生中，有14.5％來自收入最高1％的家庭，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只有3.8％。」
「這就是快樂故事結束的地方。」他說，「在常春藤聯盟，這些宣揚推動人類進步，彌合社會差距的精英大學，有超過2/3的學生來自富裕家庭，不到4％的學生來自貧困家庭。精英大學校園幾乎全部是富X代，他們從藤校教育中受益最少，因為他們還沒進入校園就已經很富有了。其中罪魁禍首是普林斯頓大學，根據2016年的數據，該校學生中富裕家庭出生的學生佔71％，而貧困學生僅為2.2％。」
2008年，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後，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決定辭去自己的終身教職，離開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感覺當前的美國精英教育已經陷入了誤區，這套系統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有天分，鬥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極度缺乏目標感：
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裡，所有人都在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他們非常擅於解決手頭的問題，卻不知道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問題。
在他撰寫的《優秀的綿羊》一書中，德雷謝維奇教授認為：美國大學錄取的狂風暴雨一直在進行中，這股狂潮席捲全球接近50年，而並非只有7年（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因此你要睜大眼睛看清楚這種瘋狂的本質。
這個遊戲的主題並不是社會底層或者中產階層突破自己更上一層樓，甚至也不是上中產階層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實質上，這是資本階層家庭確認自己在這個階層裡具體排位的遊戲。
德雷謝維奇教授說：「如今培養一個有能力角逐常春藤盟校的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一路關卡越多，家長們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就越高。私人教師、考前輔導等只是一個方面。富裕家庭幾乎從孩子生下來那一刻起，就開始往孩子身上傾注各種資源：音樂課、運動裝備、國外旅行（美其名曰「榮譽項目」）等等。當然，還有一項最重要的，私立學校學費或者是頂級公立學校學區的生活成本。」
「SAT和ACT分數是預測一個家庭有多少錢的好指標。當大學在入學考試中強調SAT和ACT成績時，就更有可能錄取真正富裕階層的子女。」 保羅·塔夫說，「富裕家庭通過各種方式佔盡了優勢：聘請SAT私教幫助提分，僱用推薦信導師（也就是代筆者），以校友捐助的名義影響錄取結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學鼓勵，越多的AP課程越有競爭力。如果學生想要在高中最後兩年上更多的AP課，那麼他最好從初中開始就有所規劃。」
德雷謝維奇教授抱有相同的觀點，他認為：SAT的本意是摸清學生們的學習能力；但實際上，它摸清的卻是學生們的家庭收入。在過去30年間，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差距擴大了40%。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現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孩子們完成大學教育的人數差距擴大了50%。
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言：「窮人家的聰明孩子拿到學位的可能性要低於有錢人家的不聰明的孩子。」
一位曾在一所高級私立高中就讀的學生告訴德雷謝維奇教授，有錢人家的孩子，包括那些最笨和最搗蛋的，如今都過得不錯，他們「太有錢了，不可能失敗」。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是，美國的精英大學校長最重要的職責是募集捐款。而大部分藤校的捐款來自於美國（或者說全世界）的上流或中上遊階層，它們的校友主要來自這一階層，它們的管理者屬於這一階層，它們的學生畢業後也都會進入這一階層。
德雷謝維奇教授在書中說：」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100所高中，大約佔美國高中總量的0.3%的畢業生要佔到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全部學生的22%。在這100所高中當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高中。輸送系統不僅依然存在，而且生機勃勃。」
所以，我的一個教育界的朋友做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送孩子去美國精英大學讀書，中國家長需要有一個瞭然於胸的是，你的孩子是去陪『太子』讀書……」
ALDC：藤校隱密的招生規則
上藤校真的是要「拼爹」！
1935年，約翰·甘迺迪向哈佛大學提出申請時，申請表的第一頁詢問了他的父親從哪裡大學畢業。「哈佛1912，」他寫道。儘管甘迺迪的學習成績不是特別出色，但他被哈佛錄取了。1964年，儘管成績不佳，喬治·W·布希跟隨父親和祖父的腳步去了耶魯大學。
哈佛大學新生錄取率之低，全球聞名。2023年級的哈佛新生錄取率僅為4.5％。但是，如果你是哈佛大學校友子女或是一名運動員——那麼在這所名校裡找到一席之地要容易得多。
去年十月轟動一時的亞裔學生對哈佛大學提出的申請入學平權行動中，哈佛大學的招生人員在波士頓聯邦法庭接受審判，哈佛大學被指控歧視亞裔申請人。
非營利性的民間研究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發現，哈佛錄取的白人學生，43％是特別招募的運動健將（athletes），校友子女（legacies），父母或親戚曾捐款給哈佛（dean’s interest list）和教職員子女（children of faculty and staff），統稱為「 ALDC」。非裔美國學生、亞裔美國學生或西班牙裔美國學生這種比率都不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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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發現，獲得錄取的ALDC類別白人學生，約有75％如非有這些特別優待，根本上不了哈佛。其中申請哈佛的校友子女有將近70％是白人，相形之下，非ALDC類別的所有申請人中，白人只佔40％。
研究報告說，如取消優先錄取運動員和校友子女，哈佛錄取的學生種族組成會大為改變，白人比率會降低，所有其他族群比率則提高或不變。
原告律師亞當·莫塔拉在法庭上問哈佛大學的院長拉克什·庫拉納：「富人有什麼特別之處，以至於哈佛大學的富人比例要高出六倍？」
在法庭上，哈佛大學的證人表示，保留校友子女（legacies）的錄取優先權非常重要，因為它鼓勵校友向母校投入時間、專業知識和資金。
不止哈佛，許多美國精英大學承認「Legacy」——校友子女，其錄取率遠高於其他申請人。他們被廣泛視為校友捐款的可靠來源。
美國各地的大學也有類似的做法。教育軟體公司Naviance最近收集了64所大學的校友子女申請人數據。他們估計，傳統校友子女的錄取率平均比所有申請人的官方錄取率高31％。
普林斯頓大學報告說，校友子女申請人的錄取率約為整體申請人數的四倍。聖母大學和喬治敦大學宣布，他們的校友子女傳統錄取率大約是總體錄取率的兩倍。其他大學，例如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卻說校友子女地位並不能給申請人帶來有意義的幫助。
個人履歷的競賽：既要「全」又要「偏」
藤校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學生？GPA全A，SAT滿分，鋼琴十級夠不夠？
德雷謝維奇教授在《優秀的綿羊》一書中，分享了他在2008年作為耶魯大學教員輪值一天參加招生辦錄取工作的經歷，從中可以看看自己的孩子有沒有競爭力：
學生的課外活動列表在招生辦裡被稱為「個人炫富」名單。如果你的課外活動只有五六項的話，招生官從一開始就會注意到，這樣的申請簡直就是出師不利。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在他的書《特權》中談及，一位學生有12項課外活動，多納特稱其為「典型的全能冠軍型哈佛履歷」。而德雷謝維奇指導的一位耶魯學生就考了11門AP課程。
建立這麼一套評判標準並非招生辦的責任，他們無非是執行來自高層的指令而已。招生官不僅僅要在漫長的冬季整理上萬份申請材料，他們各自還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負責的地區。
一位大概30歲出頭的年輕招生官，對該地區的特點有著驚人的熟悉程度。通過無數次的現場招生諮詢，對每所高中了如指掌，並與轄區高中裡的升學指導員、當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協助資源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所有的申請者，根據他們檔案裡的各種指標（如SAT考試成績、GPA、成績排名、教師推薦信、有專長的運動員、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學生會得到一個綜合性評分，從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競爭力的人群，他們將會沒有任何懸念被錄取。
德雷謝維奇教授想看一個1分水準的申請，招生辦給他展示了一位英特爾科學獎得主的申請。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佔了剩餘申請者的3/4，而這群人被錄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國家級運動員或者是最高級別的捐贈家庭。後者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會被錄取的。
招生官花時間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個小時的招生委員會討論過程中，他們排除掉100-125個申請，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鐘一個學生。該區域總共有40個名額，招生官的任務是從2分的人群裡選出最合適的10-15名學生。
年輕的招生官為每一個申請做陳述：
Top Checks 代表推薦信的質量在各個方面都是最優秀的；
Good Rig 代表學生在高中修的課程達到了讓人基本滿意的程度；
Ed Level 1 表明家長的教育水平低於大學，這從側面反映了申請者成長和生活的現實艱難程度；
Lacrosse#3 意味著這位學生在大學體育教練青睞的學生中排第三；
Musd 代表這是一位擁有最高音樂造詣的學生，將來很有可能走職業路線；
T1 指的是第一封推薦信；
E1 指的是第一篇學生自薦信；
TX 指的是額外的推薦信；
SR 指的是學校的升學指導老師。
招生辦的討論過程就是先聽陳述，然後發問，再參考一兩封推薦信，最後投票決定。德雷謝維奇這組委員會一共5人，3位是招生辦的，還有一位代表大學院長辦公室，最後一位是德雷謝維奇。
面對這麼多卓越的申請者，招生官尋找的是有特殊品質的學生。個人品質（Personal Quality），英文縮寫「PQ」，要通過咀嚼推薦信或者學生的自薦信去體會。雖然高分和漂亮的履歷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學生只有這兩點，往往會被拒絕。而拒絕的原因大概會有「缺乏讓人眼前一亮的閃光點」，「不是一位團隊建設者」或者「與大眾雷同」。
其中有一位學生瘋狂地參與課外活動，並提交了8封推薦信，最後眾人判他「猛過頭了」。德雷謝維奇在接受招生辦培訓時了解到，成功的申請者大概有兩類：要麼是「全能冠軍」，要麼是「偏才」。如果是後者，那麼他得足夠「偏」，比如說學生的音樂打動了整個耶魯大學的音樂系或者是獲得某項全國大獎的理科生。
實際上，大部分學生還是要爭取做「全能型」的申請者。現在的大學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輕的記者、極具潛力的天文學家、未來的大使或者是語言天才。
成功被錄取的學生履歷上的10項課外活動並非代表了10種不同性質的活動。其中3、4、5項體現了對某一個領域的專註：數學、藝術或者學生會組織。你必須能夠拿得出一兩樣絕活，同時你必須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現。
總的來說，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
你可能早就對自己對科學和數學不感興趣心知肚明，但是你還是要修微積分，為的就是提高你的課程難度，並且你還要盡力取得優異的成績，這樣才能保證你的高中平均成績和在學校的排名。
你可能是一位對詩歌或者計算機編程有執著熱愛的「異類」，但是你還是需要會吹一種樂器、參加體育活動並且最好是創建一個俱樂部，還要馬不停蹄地去趕場。
總而言之，你必須要顧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績，爭取領導職位，積累更多的課外活動，這樣你就可以將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在德雷謝維奇教授看來，這種變味的大學錄取機制以及它的制訂者已經讓人難以看清楚它們原來的樣子。這種名校殘酷的錄取標準和追逐名校的瘋狂，已經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驅使的了，比如經濟全球化或者US News的排名所能驅使；其背後最大的驅動力就是為了瘋狂競賽而競賽。
個人履歷的競賽，就如同兩國之間的核武器競賽。沒有一個國家需要20000顆核彈，除非另外一個國家擁有19000顆核彈。沒有人需要11項課外活動，除非另外一位學生參加了10項課外活動。
那麼其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們的孩子的發展就如同長頸鹿的頭頸變得越來越長，變得越來越畸形。這代人在20年後會成為怎樣的人，這是可想而知的。
這種遊戲規則已經不僅局限於最頂尖的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魯?海克和克勞迪婭?德雷福斯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詞彙，「12所黃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士和艾姆赫斯特。最極端的競爭、最靚麗的履歷、最慘不忍睹的錄取率，將永遠在這幾所大學裡上演。
讀藤校的目的是什麼？
德雷謝維奇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投資與回報」直截了當地概括了人們對大學教育的認知和態度。大家總是習慣於計算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量化關係，卻往往忽略了大學給予的回報應該是什麼。
大學的回報是否僅僅只是金錢呢？言外之意，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就業（即產出和回報）嗎？
一些美國的教育評論家認為，藤校對教育的重要性視而不見。這些精英大學已經迷失了自己靈魂，不再專注於真理，學習和生活中的更崇高的事物，而是變成了壓力鍋（Pressure Cookers），旨在培養理想的專業人才（Ideal Professional）。不是授之以漁，而是對學生進行知識灌輸，然後讓他們手握文憑，批量進入矽谷或華爾街去賺百萬美元。
全國排名前八的大學並沒有創造幫助學生「學會學習」的環境，而是建立了從私立中學到常春藤盟校的渠道（主要是來自中上層階級和非常富裕家庭的孩子），然後直達實力雄厚高薪的職位。
哈佛學院前任院長哈裡·路易斯寫道：「大學已經忘記，它們對大學生的成長所承擔的更大的教育責任是幫助他們尋找自我，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實上，大學已經不能夠證明自己的教育到底提供了什麼本質。」
路易斯院長更加直言不諱地承認：「哈佛大學不再懂得什麼是優質的教育。」
整體的課程設計無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關聯的單個科目拼湊而成的，輔修課程也不過是由各個專業以避免衝突或者「停火協議」為原則最後達成的「共識」。
幾年前，《紐約時報》報導了藤校學生進入金融或諮詢行業的驚人速度。例如，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中有驚人的73％進入了這兩個領域，這是極不正常的。
從那以後，這些比率略有下降，但仍然很高。哈佛畢業生中有15％進入諮詢行業。
難道這麼多畢業生都擁有同樣的夢想嗎？不是的，對於藤校畢業生而言，無論他們的專業是什麼，進入投行和諮詢公司都是有意義的。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已經花費了很多時間來追求聲望和財富，而風險卻很小。比如，麥肯錫公司和摩根斯坦利等公司的薪水非常有吸引力。
其實，孩子和家長都很迷茫。我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從英國的精英大學帝國理工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去了香港的摩根斯坦利，而他的夢想是做一個潛水教練。
我問他是否喜歡現在的工作？他回答：「不知道，也沒有別的選擇。」
「大學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轉變為成人。」 德雷謝維奇說，「大學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轉變最黃金的4年，倘若僅僅是為了職業做準備，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培養，那簡直是荒謬至極。如果你在大學畢業之際與你入學初期並無區別，你的信念、價值觀、願望以及人生目標依舊如故，那麼你全盤皆輸，必須重新開始。」
德雷謝維奇引用哈佛大學資深本科招生辦主任威廉?R.費茨蒙斯的話說：「就算是那些曾經贏得無數獎項的最成功的學生，他們也會在某個時刻停住腳步，思考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們三四十歲的時候，他們是社會公認的有成就的醫生、律師、學者、商人，但他們往往讓人感到，他們不過是一群在終生競爭的集中營裡茫然的生還者。其中有些人說，他們最終從事的職業是出於他人的希望，或者他們隨波逐流並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從事的職業。經常有人會說，他們沒有去體會自己的青春，他們從沒有生活在當下，他們總是在追逐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目標。他們總會思索，曾經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哈佛大學前校長詹姆斯?B.柯南特說：「教育是當你忘記了所學的一切之後所存活下來的那一部分。」
我們在大學所學到的大部分知識必然會慢慢淡忘，而剩餘的部分其實就是你自己，這也許才應是我們送孩子去大學學習的真正目的——自我追尋與自我成長，而不是為了一個所謂的藤校光環。大學終究只是孩子人生中的一個旅站而已，有多少人窮其一生都沒有找到「自我」存在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cellent Sheep by William Deresiewicz
The years that matter most by Paul Tough
www.rajchetty.com/papers-categ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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