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先賢聖哲們具有不同於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如果說希臘文明是起源於對自然界的「驚奇感」，希伯來文明是起源於對上帝的「敬畏感」，那末，中華文明則是起源於對人之為人的心性喪失的「憂患感」。也就是說，中國聖賢最關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國，亦不是純粹的思辨領域，而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心性、人性、生命、社會人生。通俗地說，中國人不把他們的注意力朝向人的「外面」或「上面」，而是朝向人的「裡面」。用中國哲學界喜用的一句話來說，西方文化注重「外在超越」，而中華文化注重「內在超越」。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說，中國古人思考著用他們的思想、觀念，也即「道」來改變天下。說白了就是，他們建立學說，提出思想的目的乃是改變天下、和諧社會、淨化人心、安頓生命、培植人格。
孔子
古代先哲告訴我們
群經之首的《周易》有這麼一句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強調的是通過關注「人文」，以達到變化和成就天下以及天下人之心的目的。我們說，所謂「人文」是專就人的本性來言的。「文明以止，人文也，此之謂也。」 （《周易賁卦彖辭》）無論是文明，還是人文，都是在強調呈現人之為人的本性是它們的最終目的。這一人之為人的本性是反映著人朝著他應該朝的「方向」的價值選擇和意義追求。「文明以止，人文也」是對《周易》賁卦的解釋。此卦的卦象是下離上艮（■））。離（■）為火，表示光明和美麗；艮（■）為山，表示安止和歸宿。意思是指，人應該朝著和安止於光明和美麗之境也。這一符合人性對待的境界和狀態即是儒家《大學》所設定的「止於至善」。構成中華文化主體的儒道佛三家文化，都以其不同的概念和名相來表達這一問題的。儒家是用「至善」，道家是用「上善」，佛家是用「般若」。而它們的共同意旨皆是指人之為人的本來狀態。這是超越具體的是非善惡美醜的「無善無惡」的狀態。這是人之為人的「心性」。
老莊
中國的神是和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祖先
中國宗教的天（神）人合德的特點還通過與中國傳統宗法性宗教二元崇拜的另一元崇拜，即祖先崇拜體現出來。我們知道，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是兩種有著內在關聯性的宗教信仰。而且因為有了這種配合才更加使得中國宗教的倫理味濃了，人文味濃了，神靈味自然就淡了。在殷人那裡就有了其帝王祖先「賓於帝」的說法，到了周代更明確了皇祖與天（上帝）相配的關係。《詩經》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史記封禪書》說：「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這一與上帝配享的祖先崇拜在道德上更強調「孝」的功用。誠如王國維所說：「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如果在郊天的天神崇拜中更側重「德」的話，那末在祭祖的祖先崇拜中就更側重「孝」了。祖先崇拜所重視的倫理意義上的孝道，在周以後的中國社會中普遍信奉的每個家族的祖先崇拜同樣被強化著。
祭祖
關於祭祀祖先，祭祀鬼神這一「神道」的最終目的性，經過孔子等儒家強調以後就更深入到中華文化之中以及中國人的心中。孔子主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孔子重視祭祀，不是基於迷信鬼神可以禍福於人的認識，而是，在他看來，通過祭祀可以推崇孝道，可以使祭祀者道德歸厚。「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也就是說，是要藉助祭祀祖先，祭祀鬼神去實行對百姓的教化，即所謂「以神輔教」「神道設教」。這種孝道的倫理和祭祀的宗教相互融合而很難作出截然的斷分。也就是說，此時的「神」，與其說是「神靈」，不如說是「文化」了。荀子早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兇也。」（《荀子天論》）由此可見，這種將政治、倫理、宗教三者合一，將天（神）與人合德以及以「化人」的觀念和模式構成了中國傳統宗教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一特點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產生了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
儒家從來沒有放棄無神論的基本立場
在「命運之天」的意義下的天人之學，其意蘊也不是有神論的，就其實質來說，仍然將最後的決定權交由人來決定。儒家的孔子和孟子都談論過這個意義上的「天命」思想。但在他們看來，「天命」只是代表一種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並能夠對人有著一定製約作用的力量。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論語
（《孟子萬章上》）對於這一「存在」，儒家提醒人們要給予充分尊重，乃至敬畏。所以也才有了孔子那樣的忠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實際上，我們可以將儒家這一「天命」思想看成是要對人的可能出現的盲目自大行為的一種限制性的告誡。當然，儒家畢竟要正面回答和處理「天命」與「人事」的關係問題。他們的結論正是為中國人非常熟知的這樣一句話，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說，儒家從來沒有放棄對重人事的基本無神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