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薇星老師是極其低調的，在北大英語系任教八年，除了曾就燕京學堂一事公開撰文質疑之外，她幾乎從不在大眾媒體上露面。然而，一位熟悉她的老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蘇老師「是國內英國文學界最頂尖的老師，上課對學生的感化極深」。蘇老師在北大開設的課程，有《英國文學史（二）》 《文學、自然與地方》《現代歐洲小說中的自我、危機與救贖》及《二十世紀美國詩歌》，都很受學生歡迎。聽蘇老師談英國文學，仿佛重回大學課堂，有如沐春風之感。在她看來，今天的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現代化的種種問題，英國文學都有深入的反思和檢討，身處當下這個時代的國人，或許能從中得到一定的啟發和警示。
英國文學主要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更多的指向一個文化共同體蘇老師，您長期從事英語文學的教學，您曾經提出，「英國文學」這個概念是值得反思的，能否請您詳細談談？
蘇薇星：「英國文學」這個概念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既然您來採訪，不妨藉此機會略作反思。英文中說的English literature，指的是一種以英語為核心語言、以不列顛諸島為核心區域的文學傳統。這個概念本身並不強調國家或民族，但是漢語表達方式「英國文學」就容易與國家——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the nation state）——聯繫得過於緊密了。
舉幾個例子。當前的英國並非只有用英語寫作的作家，也有作家用蓋爾語或用威爾斯語寫作。莎士比亞的劇作並不總是使用英國的題材，彌爾頓的《失樂園》《復樂園》也不是民族史詩。這些作家都廣泛使用了歐洲古典與現代的題材，以及猶太教、基督教的題材。另外，英語國家的大學裡，英語文學專業學生常用的教材，也是北大英語系教材之一，是《諾頓英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這部文選二十世紀這卷包括生活在英國原殖民地如印度和南非的作家。詩人謝默斯•希尼就深深植根於英語文學傳統，也時常質疑狹隘的民族主義。有一次他不滿意自己的詩作被收入《當代英國詩選》（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就寫了首詼諧的詩《一封公開信》，詩裡說：「我的護照是綠色的，/ 我們的酒杯從不舉起，/ 以祝女王安康。」這裡，他強調的是自己的愛爾蘭身份。再比如說，蘇格蘭原來是一直獨立的，十七世紀初才與英格蘭統一，去年還就是否留在英國舉行了公投。
舉這些例子，我想說的是，主要產生於不列顛諸島的英語文學這一卓越傳統，是個複雜的現象，富有矛盾和張力，不宜簡單看作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我們所說的「英國文學」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傳統或整體，得益於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與用英語寫作的前輩的精神交流和對前輩的傳承。
我相信，在最深的意義上，作家並不為某一國家寫作，而是為他棲居的語言這個家園寫作；也不為某個民族寫作，而是為所有人的心靈來寫作。接下來的交流中，我想，我還是會用「英國文學」這個概念，它沒有什麼大問題，眼下也沒有其他更合適的選項。但我希望澄清的是，英國文學主要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更多的指向一個文化共同體。
浪漫主義大詩人都在他們大部分詩作中以不同方式做著政治思考就文化共同體這個角度而言，英國文學有哪些方面值得國人關注？我們知道，英國是歐洲也是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開始最早的國家，取得了很多成就，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像環境汙染、城鄉對立等。您可以談談英國文學是怎樣反映這些問題的嗎？
蘇薇星：英國從工業革命到維多利亞時代，特別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現代化過程的成果和問題都很顯著。我傾向於用「過程」或「歷程」這樣的詞，如果用「進程」，那多半意味著進步，但是現代化究竟多大程度上算是進步，這是值得商榷的。
維多利亞時代之前，十八世紀末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家，如哥德史密斯、華茲華斯、約翰•克萊爾等作家已經反思了圈地運動、城市化對人的生活、尤其是內心生活所造成的損害。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極盛時期，有些英國人認為英國已經到達人類文明的巔峰。但是文學家和藝術家好像承載著比旁人更多、更深的憂思，往往注意到的是問題而不是成就。在思想家卡萊爾的筆下，繁榮社會實際上是一片荒原，喪失信仰的人在其中流浪。但是卡萊爾也覺得，這可以是基督接受考驗、戰勝誘惑的沙漠在現代的體現，人的精神升華依然是可能的。
狄更斯有一部小說題獻給卡萊爾，就是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Hard Times，傳統譯法是「艱難時世」，更準確的譯法其實應該是「堅硬時代」。這部小說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城市化、工業化、教育功利化、工具理性膨脹這一系列現代化趨勢所產生的後果，比如，人與人的疏離，人與大地的疏離，人與上帝的隔絕。於是，人心就變得日益堅硬化或者說沙漠化了。
這些問題，除了狄更斯，在喬治•艾略特等小說家筆下，也得到了十分細緻的描述和分析，也在思想家紐曼、穆勒、阿諾德、羅斯金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入探討。有些女詩人，如克裡絲蒂娜•羅塞蒂、伊莉莎白•白朗寧，對女性在現代社會中的身份、處境和志業，特別是女性如何實現精神升華、發揮自身潛在的創造性，都做了深刻思考。
維多利亞時代的作家對現代化歷程的思考並沒有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結束而終結。這種思考，在某些二十世紀作家，如詩人和評論家 T.S.艾略特、劇作家和小說家貝克特的作品當中都有反映。艾略特的長詩《荒原》、貝克特的劇作《殘局》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現代化歷程可能帶來的最悽涼的後果：人類對文明、對大地的毀滅，最終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
澎湃新聞：關於英國文學，國人最熟悉的恐怕就是浪漫主義文學了，但往往將之等同於風花雪月，其實裡面蘊含著很嚴肅的現實關懷和政治思考。
蘇薇星：的確如此。最近正好在教英國文學史，我很快就會和學生們讀到雪萊一篇著名的評論文章《為詩辯護》。這篇文章是接近兩個世紀之前寫的，不僅僅是形而上的、對詩的存在的辯護，詩人其實也非常關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甚至世界的狀態，我可以引用其中一段文字：
「我們缺少生命的詩篇，我們的盤算超出了我們的思想，我們吃得太多，消化不了。一門門的知識使我們拓展對外部世界的掌控，但是由於缺乏詩性創造力，對上述知識的追求卻使我們的內心世界相應萎縮。人類奴役了大自然，可自己仍是個奴隸。詩與金錢所體現的自我至上主義，是這個世界的神明與惡魔。」
這段摘錄，比我自己總結得更好。可以看出，浪漫主義作家不僅是對當時的現實十分關懷，而且，他們的關懷超出了自己身處的那個時代。剛才我引用的那段話，就適用於今天消費主義、 「自拍」文化盛行的中國。
浪漫主義詩歌的確富有現實關懷和政治思考，當然，也有形而上的思考，對人的靈魂的深入探究。毫不誇張地說，幾位浪漫主義大詩人，從威廉•布萊克、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到雪萊、拜倫，都在他們大部分詩作中以不同方式做著政治思考。浪漫主義最核心的政治思考可以說是圍繞法國大革命的理想而進行的，具體來說，是針對法國大革命一直到滑鐵盧戰役的一系列事件。這些思考的意義並不局限於剛才說的那幾十年，也包括日後歐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社會變革。
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這兩位比拜倫、雪萊、濟慈早一代的浪漫主義詩人，法國大革命開始時，還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人，對法國大革命的徹底改變世界、讓人類從此免受苦難的理想懷有信念。但是大革命後來出現的一系列暴力和血腥的事件，又讓他們費解和失望，認識到人類不應依賴外在的社會體制的變革。這些詩人逐漸意識到，真正的革命應當發生於人的內心，通過同情心與想像力這兩種精神力量讓靈魂得到新生。
澎湃新聞：前面您說到英國詩人、作家對英國現代化歷程當中的問題有著諸多反思，倫敦淪為霧都其實就是非常典型的現代化問題的體現。這個問題，恰恰也是今天的中國人特別關注的。英國文學對此有什麼反映嗎？
蘇薇星：「霧霾」這個問題，國人的確非常關心。英國文學對這個問題的反思和檢討是發人深省的。咱們不妨暫時區別對待「霧」和「霾」，把「霧」界定為自然現象，把「霾」界定為人為現象。而且，我想先簡單談談文學和地理、氣侯的關係。
法國作家斯塔爾夫人是十九世紀初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她向法國文學界熱情推介了德國和英國的浪漫氣質的文學。她提到與和煦溫暖的南方、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相比，北方也就是英國、德國的嚴峻的氣侯、多雲的天空，讓人的靈魂更豐富，也更善感，讓人滋生強烈的嚮往。任何一個曾在不列顛諸島居住或旅行的人都會注意到，這真的是個不折不扣的雲霞霧靄之國。這種氣候其實促成了一些傑出的詩人和藝術家。在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等詩人筆下，至高的啟示性經驗常與朝陽、晚霞、彩虹、雲天、以及山間的薄霧和霧裡的月光相關。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伴隨著工業化的興起，不僅是倫敦，英國其他一些城市都淪為「霧都」——或者說「霾都」，這就引起了英國作家的擔憂。維多利亞時代評論家約翰•羅斯金晚年曾詳細描述過英國多地的霾，他斷言說，不管是遠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荷馬、維吉爾，還是近在十九世紀的華茲華斯、拜倫，誰都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景象。如果英國的天氣一向如他晚年所見，那麼像他的《現代畫家》這樣的傑作根本不可能誕生，因為他的靈魂依賴於島國的天光水色來滋養。其他藝術家又何嘗不是這樣呢？霾對健康的危害每個人都知道，也都很關心，而羅斯金卻想提醒大家，在更深的層次上，霾對人的心靈的傷害可能更值得大家關注。常態化的陰霾，會不會讓藝術家淪為瀕危物種？
康拉德發表於1899年的《黑暗之心》是一部很有名的小說，拉開小說帷幕的，從某個角度來看，不妨說就是關於倫敦霧霾的沉思。小說開頭，幾位水手在泰晤士河口等待啟程遠航。從河口遠眺海面，夕照下的遠方明淨安祥，但是位於河口的倫敦、這座當時世界之都的上空卻黑雲籠罩、陰霾不散。而此時一位敘述者卻在為幾個世紀以來向外傳播文明的英國而感到自豪。這幅景象的反諷意義既含蓄又有力，仿佛在向自豪的英國人發問，倫敦這個文明之都帶給世界各地的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文明還是野蠻，理想還是虛無。
小說序幕中好幾次用「沉鬱的陰霾」來指倫敦上空。幾年前教《黑暗之心》的時候，我覺得還需要提醒一下學生，北京也時而出現沉鬱的陰霾。這些年隨著霧霾的常態化，已經無需再提醒了，但是小說序幕中對倫敦的描寫、對帝國使命的沉思，還有標題「黑暗之心」本身，我覺得對當今中國來說，尤其耐人尋味。如果我們按照日常習慣，把霧霾看作外在環境，這就過於簡單了，其實是一種自欺。《黑暗之心》這樣的文學作品啟發我們認識到，外在的霧霾又何嘗不是我們內心的霧霾的寫照。也許這片霧霾可以得到驅散，但首先得承認它的存在。
英國文學未必能給中國讀者帶來什麼實際用處，但是任何一位讀者想要深入認識自我，閱讀這些作品都會有啟發從對現代化的反思和檢討這個角度出發，中國的讀者，應該如何閱讀英國文學呢？
蘇薇星：中國在現代化歷程中產生的後果和遇到的問題，與英國是頗為相似的。前面列舉的某些作品探討了工業化造成的環境汙染，英國文學還對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尤其是唯科學論、技術至上論提出質疑和批判，這些我覺得都可以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英國作家對現代化的質疑和批判，並不意味著否定整個現代化的歷程。現代化的歷程其實也是一個深刻的自我發現的過程。像布萊克、華茲華斯、雪萊這些詩人，一方面悲嘆於工業化帶來的機械、麻木、為體制所鼓勵的自私，另一方面，又洞識了人的靈魂的無限性、同情心和想像力的無限性。這很有一點悖論色彩，對閱讀英國文學的中國讀者是有很大啟發的，我們每個人內心大概也有豐富的潛能。
除了浪漫主義作家之外，現代主義作家如康拉德、喬伊斯、伍爾夫等人的作品，都對人性的複雜、神秘、虛妄做了很深入的探索。這些未必能給中國讀者帶來什麼實際用處，但是任何一位讀者想要深入認識自我，閱讀這些作品都會有啟發。
當今中國社會顯然實用主義色彩是極其濃厚的，說到文學也好、藝術也罷，常常期待它們能提供一些辦法。但在我看來，文學藝術帶給我們的不是辦法，而是啟迪或啟示。啟發我們擱置實用性思維，回歸對本質性問題的沉思。
約翰•克萊爾也是浪漫主義時期的一位作家，十九世紀上半葉，他的作品一度比同代人濟慈的作品還要受歡迎。這是特別眷戀故鄉的一位詩人。關於圈地運動對故鄉面貌和生活的改變，自己被迫離開故園後的感受等等，他寫了很多詩作，比如《高地》、《為告別我出生的農舍而作》。他所說的家鄉，和一般理解的可能不一樣。在他的詩歌裡面，我們可以體會到，家園不僅讓人棲身其中，還讓人與大地乃至宇宙建立某種聯繫，感覺到一種寧靜、廣大的秩序，與前人保持精神上的聯繫。
有些詩歌的預見性是很驚人的。大約一個世紀前，葉芝寫了一首很有名的詩，叫《第二次降臨》，乍一看，是指耶穌基督再度降臨，其實不然。葉芝預見到基督教文明的終結，和即將來臨的血腥和野蠻的時代。葉芝這裡還有別處的一些文字，恐怕不僅是指他當時身處的一戰後的世界，也預言了二戰以及此後的世界。
葉芝正是在二戰前夕去世的，奧登寫了一首悼念葉芝的名詩，其中一句很有爭議：「詩歌無法讓任何事情發生。」這句詩看似偏激，其實對實用主義思維盛行的國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奧登覺得，歷史很大程度上由人性之惡造就，然而他也相信，善是永恆的，善超越於歷史而存在。
我們當然不一定同意這些作家、詩人在作品中發表的觀點，但的確可以藉此進一步思考，避免對歷史的簡單思維，比如盲目樂觀。我覺得，英國文學和其他文學一樣，給了我們一個與古人對話的機會，這是特別珍貴的。在古人引領下，我們可以追溯生命、創造力和文明的源泉，從中汲取新生的力量。
北大英語系的英國文學教學北大英語系如何進行英國文學教學，您能談談嗎？
蘇薇星：北大英語系注重閱讀文學原典，不是概覽或綜論式的文學史。據我所知，中國高校尤其是以前，西方文學課程偏重於文學史的介紹，對文學作品本身重視不夠。我們系尤其注重經典的閱讀。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什麼是經典》一文中給了經典一系列描述，有一條是，一部經典作品要說的話永遠說不完。另外，我們注意加強學生的英文寫作，鼓勵學生關注自己真誠的讀書感受和個人心得。
我們儘可能開設高質量的文學課程。英國文學方面的本科課程，除了為期一年、以讀原典為主的文學史課之外，還有英詩選讀、莎士比亞與馬洛戲劇選讀、十八世紀文學、十九世紀小說等課程。研究生課程包括喬叟、彌爾頓、浪漫主義詩歌、浪漫主義小說、維多利亞詩歌、維多利亞思想家、現當代愛爾蘭文學等。
在我個人看來，北大英語系並不期待也不希望把所有英語專業學生都培養成文學學者或者作家。根據我在系裡這些年所看到的，有相當一部分同學閱讀文學作品之後受到一種感召，願意把文學當做志業，有不少同學正在英美學府的文學系深造，也有幾位同學愛上戲劇，目前正在美國學習表演藝術，這些都讓我和同事們十分欣慰。但我們一個最基本的目標，還是讓學生通過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發現人的內在生命的深邃和豐富。
我個人覺得，潛心學習一門語言文學，假如愈發熱愛它，浸潤在它的世界裡，這門語言就有可能轉化成「內語」或是「心語」，學生從中感受到一次新生命的開端，比以往生活更深刻的生命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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