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蘋果，如果大部分爛了，說這是一隻爛蘋果，應該沒有什麼不妥吧？當然，你如果說，這隻蘋果還有一部分沒有爛、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進而說，這隻蘋果有一部分沒有爛，因而不能說是一隻爛蘋果，應當認為是一隻好蘋果，那就走向荒謬了。
一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幾年，有所謂「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興起。當時，有一個叫李劍的人寫了《歌德與「缺德」》這樣的文章，對揭露傷痕、反思歷史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但李劍的文章立即激起批評界和廣大讀者的滿腔義憤，批評界對之進行了集體聲討。當時的批評家們，對《班主任》、《傷痕》、《楓》、《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記憶》、《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李順大造屋》、《芙蓉鎮》這一系列作品，是給予了熱情的肯定的。當時肯定這些作品的批評家，許多人已離我們而去。但其中較年輕的一些人，至今還健在，還在發表著對文學的看法。
八十年代中後期，有所謂「先鋒文學」的興起。徐星、劉索拉、馬原、莫言、餘華、蘇童、格非等一批被稱為「先鋒作家」的人，一時間成為議論的焦點。「先鋒文學」也造就了一批不遺餘力地為之辯護的「先鋒批評家」。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陳曉明就是由「先鋒文學」所造就的批評家。在「先鋒文學」遭遇不少人的反感、質疑時，陳曉明一篇接一篇地發表著長文，從不同角度闡釋「先鋒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先鋒文學」之後，有所謂「晚生代」登場。「先鋒批評家」中的一些人，又順理成章地成為「晚生代」的頌揚者和闡釋者。
批評界肯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理由，是這些作品具有著難能可貴的品質。對個人命運的關注，以及作家主體性的顯現，是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貴品質之一種。而接通了、承續了「五四」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則是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種可貴品質。這二者其實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說乾脆就是一回事。對這些作品的這種看法，後來成為「定論」，進入了文學史著作。例如，洪子誠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論及「傷痕文學」時，就說:「這些藝術上顯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學『解凍』的一些重要特徵:對個人的命運、情感創傷的關注，和作家對於『主體意識』的尋找的自覺。」而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則以《「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為題，論述這一時期的文學現象，認為這些作品「在批判現實方面達到了5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深度和力度，由此展現的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也出現了『五四』以來罕有的高揚」。
「先鋒批評家」肯定「先鋒文學」和「晚生代」的最大理由，則是這些作品體現了文學的「向內轉」。「向內轉」被作為一種絕對正面的現象，因而也是絕對值得讚美的。與此同時，所謂的「宏大敘事」則被視作了絕對負面的現象，因而也是絕對應該鄙棄的。「先鋒批評家」在稱頌「向內轉」的同時，總是要對「宏大敘事」表示不屑，總不忘對「宏大敘事」進行挖苦、嘲諷，總是要說明「宏大敘事」如何荒謬可笑。在為所謂「晚生代」叫好時，「先鋒批評家」特別對所謂「個人化寫作」熱情謳歌。「文學寫作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回到個人本位」；「事實上，與傳統對話的文學寫作已經變得自欺欺人」；「『晚生代』生不逢時卻也恰逢其時，以他們更為單純直露的經驗闖入文壇，明顯給人以超感官的震撼力。他們的興趣在於抓住當代生活的外部形體，在同一個平面上與當代生活同流合汙，真正以隨波逐流的方式逃脫文學由來已久的啟蒙主義夢魘。」……陳曉明等「先鋒批評家」就是以這樣的話語，解釋著和讚頌著所謂的「晚生代」。
二
現在我要說的是:無論是對「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的肯定，還是對「先鋒文學」與「晚生代」的頌揚，都意味著對「十七年文學」的否定和貶抑。實際上，在人們肯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時，「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始終是一個參照，當然是否定意義上的參照。面對「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當人們說它們關注個人命運和情感創傷時，當人們說它們體現了作家「主體意識」的覺醒時，當人們說它們在批判現實方面具有了「當代」從未有過的深度和力度時，當人們說它們顯示了「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時，也就是在說:「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是漠視個人命運和情感創傷的；是沒有表現出作家的「主體意識」的；是對現實不具有批判精神的；是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的。至於「先鋒批評家」在頌揚「先鋒文學」和「晚生代」時，不但「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是參照物，甚至此前的「現代文學」和此後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也是參照物，當然也是否定意義上的參照物。當他們頌揚「先鋒文學」的「向內轉」時，當他們頌揚「晚生代」的「個人化」時，也就同時表達了對「十七年文學」的貶抑。因為「十七年文學」無疑是一種向「外」的文學，無疑是與「個人化」水火不容的文學。而當「先鋒批評家」對「宏大敘事」極盡嘲罵之能事時，「十七年文學」也當然是最「合格」的嘲罵對象——「宏大敘事」不正是「十七年文學」最顯著的標誌麼？
在整個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學」中的主流作品，都是被否定、遭鄙薄的。在八十年代前期，「文學創作的規律」是一個理論批評的常用語。理論家批評家們總強調要尊重「文學創作的規律」，而「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則被視作違背「文學創作規律」的畸形兒。在八十年代前期，人們還強調「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顯示了「真正的現實主義精神」，而「十七年文學」中的主流作品，則被視作是「偽現實主義」的表現。進入九十年代後，情形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先是有人拋出了「紅色經典」這一說法。他們要把「十七年文學」中的那些主流作品推到經典的地位，卻又同時表明，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成譜系中的經典，並不是《哈姆雷特》、《紅樓夢》意義上的經典，也就拒絕了那種普世性的文學尺度。這雖然荒謬，但還讓人感到一絲羞澀；還顯示了某種退守的姿態；還有意無意地告訴世人:他們不過是在自娛自樂。進入新世紀後，「十七年文學」的讚美者則更為勇敢了。他們拋棄了「紅色經典」這一擋箭牌和遮羞布，毫無愧色地對「十七年文學」中的那些主流作品表達著熱情的頌揚，理直氣壯地宣稱這些東西也是一種「偉大成就」。——讓人沒法不感慨的是:這些人中，有的，正是當初捍衛和讚頌「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者；有的，則是為「先鋒文學」和「晚生代」一路歡呼下來的「先鋒批評家」。
應該說，最近這些年，在肯定「十七年文學」的論者中，有人從未直接或間接地否定過「十七年文學」。他們從未批判過「十七年文學」的「假、大、空」、「偽現實主義」和「宏大敘事」，也從未對「先鋒文學」和「晚生代」的「向內轉」與「個人化」高聲喝彩。從五六十年代開始，他們就喜愛「十七年文學」，且至今不變。我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文學觀念和文學趣味，但卻不能懷疑他們的真誠和執著。更重要的是，在他們今天對「十七年文學」的讚美中，我們絲毫看不到文學以外的動機和謀求。而那些當初以「十七年文學」為「反面教材」的人，今天忽然變成「十七年文學」的守護神，其動機和謀求，恐怕就值得人們思量了。
對「十七年文學」中的那些主流作品「去政治化」，是今天的「十七年文學」謳歌者常用的手法。他們總在強調，這些作品不僅僅只有政治層面，還有政治以外的東西，而這些政治以外的部分，是十分精彩的，是有極大價值的。一位當初的「先鋒批評家」最近撰文說，他在課堂上將《創業史》這類作品中的一些片斷念給學生聽，學生嘖嘖稱奇，說是寫得「一點不比今天的作品差」。看了這番話，我對近幾年研究生面試中的一種現象更加理解了。最近幾年的研究生面試中，常有學生表示喜愛「十七年文學」，而追究其喜愛的理由，則往往讓人啼笑皆非。在前不久的「推薦研究生」面試中，一位女生說自己喜愛《三家巷》，而喜歡的理由，則是小說「寫了乞巧節」。我問她如何看待《敵與友》這一章中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發表後在三家巷引起的震動，她搖搖頭，說是「沒有印象」。我呆呆地看了她半天，在心裡一聲嘆息。套用毛澤東評《紅樓夢》的話，《敵與友》這一章，可謂是《三家巷》全書的綱。《三家巷》是以小說的方式圖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以文學的方式強調「階級情」應該重於「骨肉情」，「階級情」應該戰勝「骨肉情」。喜愛《三家巷》卻對《敵與友》這一章毫無印象，我除了在心裡嘆息，還能說什麼呢？她的老師，一定是像那位當年的「先鋒批評家」一樣，以讚賞的口氣，在課堂上念了一些《三家巷》中片斷，以此證明小說的優秀，才讓學生只知「乞巧節」卻不知《敵與友》，——這不是誤人子弟，又是什麼呢？
三
一隻蘋果，如果大部分爛了，說這是一隻爛蘋果，應該沒有什麼不妥吧？當然，你如果說，這隻蘋果還有一部分沒有爛、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進而說，這隻蘋果有一部分沒有爛，因而不能說是一隻爛蘋果，應當認為是一隻好蘋果，那就走向荒謬了。今天的一些人，玩的卻正是這種荒謬的把戲。他們先對「十七年文學」中的主流作品「去政治化」，強調其中也有「乞巧節」一類的場景，寫得很好，不能否定。接下來，則說這些作品中也有寫得很好的「乞巧節」一類的場景，所以整個作品都是應該肯定的。這有點像障眼法。毫無疑問，「十七年」裡的有些作家，如周立波、柳青、趙樹理、歐陽山等，是富有文學才華的。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有些風景描寫、有些風俗敘述，有些場景刻畫，具有一定的文學性。這一點絲毫不必否認。但是，這些枝節性的東西，不足以影響對整部作品的評價。《三家巷》、《創業史》這類作品，是觀念先行的產物，是在圖解某種政治理念。它們展現的是臆想的歷史和臆想的現實，卻又對讀者產生著可怕的影響。《三家巷》讓讀者相信「階級情」重於「骨肉情」、「階級情」應該戰勝「骨肉情」。而現實中那麼多人倫悲劇、那麼多的人與成為「敵人」的親人「劃清界限」，不能說與《三家巷》這樣的作品沒有關係。盧新華的《傷痕》，某種意義上表達的正是對《三家巷》的否定。《創業史》這樣的作品，則引導讀者以「階級鬥爭」的眼光去打量、感受和理解現實，於是，現實中的「階級敵人」便層出不窮。王元化曾這樣評說「樣板戲」:「樣板戲炮製者相信:臺上越是把鬥爭指向日寇、偽軍、土匪這些真正的敵人，才會通過藝術的魔力，越使臺下堅定無疑地把被誣為反革命的無辜者當敵人去鬥。」這番話，用在「十七年文學」中那些主流作品身上，也是合適的。
不過，對搖身一變、歌頌起《創業史》一類作品的「先鋒批評家」說這些，也是無用的。他們何嘗真的喜歡《創業史》這類作品。強調要對這類作品「去政治化」，或許正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幾十年間，用文理往往不通的語言，稗販著西方時髦理論，對一茬又一茬的作家一律叫好，又並沒有一篇文章真正搔到癢處。文學在我們這裡，是政績之一種，所以這樣一路叫好的批評家，總是受寵的。因為只要叫好就行，是否搔到癢處，則是無關緊要的。
作者：王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