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有的人都無法逃開整個人類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困境這一事實。在工業文明產生後,人類對自然資源瘋狂地佔有、使用與一味地徵服,釀造了吞食自己的惡果:各種各樣的生態危機。人類不反思,不做出新的改變,那麼,等待我們的只能是和自然共同走向毀滅的災難性結局。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關係空前緊張這
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之下,生態文學的出現便成為一種必然。
1962年,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的生態文學作品《寂靜的春天》的問世,標誌著世界生態文學時代的來臨,開始了一個自覺地表達生態意識、深入地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新的階段。此後,美、英、法等世界各國出現了各種體裁的生態文學,生態文學批評也相應地興盛起來。國外生態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範疇:生態文學的思潮、思想內涵的宏觀性研究;對於古代、近代生態思想的清理與研究;有關生態文學發展歷程的研究;對於各國各地區具體作家、具體文本的研究。
大致看來,中國生態思潮的真正興起要比西方晚20年到30年。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中國文學界才開始有了較為清醒的、自覺的生態意識和生態主義及其文學。代表性標誌是沙青、徐剛等人的生態報告文學、于堅具有鮮明生態文學風格的詩歌。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這一時期西方生態哲學、生態倫理思想和生態文學作品已經由最初零散的翻譯變為有體系、有系統的譯介,中國生態文學作家的生態意識逐漸變得自覺,他們紛紛從西方、中國古代、現代尋找著生態精神資源,創作出了一些有明確生態意識的文學作品。作家馬麗華、方敏、張煒、葦岸、杜光輝、溫亞軍,詩人于堅,報告文學作家李青松、王治安、徐剛等人創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態文學作品,一時間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的生態文學研究幾乎是與國外同步產生的,但發展不及國外迅速。1994年前後,我國學者提出了生態文學研究之命題(如佘正榮先生的《關於生態美的哲學思考》與李欣復先生的《論生態美學》,應是最早以生態美學為題發表的文章)。此後十餘年來,生態文學研究得到了一定發展,出現了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2000)、徐恆醇的《生態美學》(2000)、皇甫積慶的《20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意識透視》(2002)、王諾的《歐美生態文學》(2003)等優秀的生態文學研究論著。綜觀之,它們以國外生態文學研究、生態文學宏觀理論研究、生態文學文本研究等範疇為主。到21世紀初,國人對「生態」一詞已經不再陌生,這一詞語頻繁地出現在學術刊物和各種媒體上,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
然而,依然有學者對生態文學這一文學形式和生態文學研究抱著懷疑甚至輕視的態度。在某些學者看來,被界定為生態文學的作品幾乎沒有真正的文學價值,生態文學研究也沒有什麼必要和意義。
在我看來,生態文學是文學領域中一種特殊的文學形式,在全球「世界公民」共同面對生態危機之時,它的出現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不閱讀生態文學作品,就想當然地認為它不過是些反映自然生態危機的報告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確實,生態文學有揭示自然生態惡化的責任,許多生態文學作品就以此為己任,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態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會有不同的標尺,有的文學作品以其深切的宗教關懷、道德關懷獲得恆久的價值,有的文學作品以其藝術形式上極端先鋒性而顯現出自己的價值,更有的文學作品以其對社會問題人生問題的揭示而留名於文學史,由此可見,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價值不應因其偏重的題材而受影響。尤其是在全球演變成「地球村」的過程中,生態文學就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了特殊的意義。
生態文學具有鮮明的跨學科性質,它是生態學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一種文學形式,具有強烈的生態預警特點,同時,它的生態整體觀立場給當下的生態危機提供了可能性的出路。
生態文學(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是一個合成詞,很明顯,儘管它仍然是文學之一種,但是其中滲透了許多生態學的思想。生態文學的意義之一就是用文學的形式發出未來世界因素的生態預警。卡遜《寂靜的春天》一問世,就引發了強烈的爭議,書中有關農藥危害人類的預警在當時看來是驚世駭俗的,這不僅受到與之利害攸關的生產與經濟部門的猛烈抨擊,而且強烈地震撼了社會廣大民眾。卡遜本人甚至因此遭遇了有些人的否定攻擊乃至謾罵。但是,卡遜的觀點也得到了許多人的肯定和支持。有關這本書的討論最後演變成了關於生態的大討論。回溯20世紀的生態思潮史時,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拉開這場生態思潮的帷幕的,是生態文學。生態文學的生態預警意義正如阿爾・戈爾為《寂靜的春天》所寫的前言中評價的:「《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進程。」蕾切爾・卡遜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
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主張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並不意味著生態文學蔑視人類或者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災難的惡果和生態危機的現實使生態文學家認識到,只有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根本前提和最高價值,人類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態危機,而凡是有利於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的,最終也一定有利於人類的長遠利益或根本利益。在這一點上,生態文學勢必會對人的言行方式、價值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會對目前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提供一種可能性的出路。換句話說,只有人類把一些嚴重危害自然生態的行為放棄,不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其次,生態文學研究已經顯現出跨文化的趨勢,這為我們全球化語境中進行一種新的和諧文化建構提供了新思路。生態文學的產生根源是因為人類面對的空前的生態危機,而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問題,從本質上說,它沒有國界、民族之分。要從本質上克服生態問題,就必須進行全球性的合作。自從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往往拘囿於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缺少從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中挖掘精神資源的精神與行動。生態文學思潮湧起後,西方的一些學者開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生態文學的精神資源。這時,中國的學者也驚喜地發現,祖先創造的文化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生態思想,比如:「道法自然」、「物無貴賤」、「用物以度」等等。他們擁有研究生態文學精神資源的天然優勢,並為此開始進行努力,張皓、曾繁仁、吳建民等紛紛就此進行了論述。可見,生態文學的研究已經出現了跨文化的趨勢。
更為重要的是,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把生態問題變成了一個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大問題,人類如何才能在解決危機四伏的自然生態的同時解放自己的人性?今天的人類已經不可能回到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歷史之中,未來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相互融合的狀態下發展。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能夠真正走向世界,那麼,中國傳統文化就會發揮出它的優勢,它將遏制西方工業文明給世界帶來的物質的瘋狂貪慾,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上的災難。生態文學正是在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都危機四伏的今天,為同樣危機四伏的文化注入了一種新的活力,也讓我們看到了文化多元融合的可能性。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來看明亮而罕見的生態文學文本――《瓦爾登湖》、《大地上的事情》,我們內心會升起一片澄明;當我們看另外一些同樣罕見的生態文學文本《哀滇池》、《狼圖騰》等時,內心掀起的是對人類的愚昧和技術主義的質疑和討伐。
我們必須看到,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日益興起已經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了一股蓬勃之氣,它拓寬了文學的審美疆界,它給傳統的文學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它給文學研究帶來了新型的視角與新型的價值體系,它加大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對話的空間,它為全球化語境下建構新的平等的、和諧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惟有如此,人類才有可能建構起真正和諧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而這正是生態文學豐厚深遠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