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繁華（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編者按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建成文化強國，離不開創作無愧於時代的經典之作。經典，簡單說就是不會過時的作品，這些作品穿越時間煙塵、突破山河阻隔，對當下仍發揮著燭照和指引作用。本期三篇文章聚焦經典作品創作經驗及經典性再闡釋，敬請關注。
文學經典的經典性，在不斷認知、對話和闡釋的過程中，其價值會不斷得到豐富。在冰心、艾青、錢鍾書、曹禺、夏衍、汪曾祺、臧克家等著名作家誕辰紀念之際，光明日報開闢「追光文學巨匠」欄目，連續以整版的方式，對每位作家的創作成就和價值進行再闡釋，豐富了對這些經典作家作品的評價。可見，文學經典需要在不同的對話過程中得以確立。
在不同的場合，我曾多次表達過，評價一個時期、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學成就，應該主要著眼於它的高端文學成就。所謂高端文學成就，就是具有經典性的文學作品。而經典文學作品，是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是經過歷史篩選出來的最能表現文學價值、最具代表性的傑出作品。這一表述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落實到具體的經典作品，它的指認是在一定的時間範疇內實現的，於是就產生了經典作品不斷確立和顛覆的過程。
確認文學經典是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所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不僅指當代人在新的文學實踐條件規約下，在新觀念的支配下創作的新作品，同時也指不同時代對傳統文學經典的再認識和再發現。這也正是文學經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經典文學的經典性。抑或說，即便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經典文學一直具有被再發現、再闡釋的可能：過去我們曾經強調的經典作品某些方面的價值和創造性，遮蔽了它們具有的更豐富的內涵，或者說，因時代帶來的不同局限、問題或困擾，我們總會以「片面」的方式強調經典的某個方面。這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是難以超越的。
近期，光明日報推出七期「追光文學巨匠」專刊，梳理七位文學巨匠的文學成就和藝術風格，展示他們創作對當下的啟示。
因此，文學經典一直處在建構的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確認和構建文學經典，應該是文學批評或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但是，對於經典的指認，自古以來就存在著分歧，只是當時相對來說還簡單些。古人雖然也無可避免地受制於文學作品自身價值的規約，受到時代審美風尚、作家與批評家的闡釋、類書和選本選擇等的規約，但是，這些規約畢竟還限定在本土版圖範圍之內，還是「自家對話」的結果。比如，有了董仲舒為首的漢儒的努力，孔子就可以成為經典；有了蕭統主編的《昭明文選》，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間的經典詩文作品，基本就沒有大的問題了；比如《唐詩三百首》，入選的作品除了偽作之外，其經典地位也日久天長。
這種由我們自己指認經典的情況，一直延續到現當代文學。比如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就已經被確認——「魯郭茅巴老曹」，他們的經典地位難以撼動，就是排名順序也經久不變。還有，以《子夜》《家》和《駱駝祥子》為代表的作品，一直被新文學史命名為「啟蒙經典」，以延安文學為代表的文學被命名為「紅色經典」，「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學經典」，金庸的武俠小說「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是當代大眾文學的經典，等等。
文學經典的建構，要與歷史和時代對話
經典的建構，不僅和一定的社會歷史階段有關，更與不同時代的文學觀、文學史觀等有關。比如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文學有一個「試錯」的過程。或者說，剛剛跨進共和國門檻的部分作家，並不明確如何書寫新的時代，並不了解文學實踐條件究竟發生怎樣的變化。因此，在「試錯」的過程中，制度化地建構起了文學規約和禁忌。規約和禁忌的形成，也無形中樹立起了文學界的絕對權威，比如周揚。他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闡釋者，對某些思潮、現象和作家作品，他的肯定或否定，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或價值就有了基本評價的依據。後來事情起了變化，這個變化發生於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聯袂發表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文章改變了百年中國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的編撰方法；1988年，陳思和、王曉明提出「重寫文學史」的主張，強化了這一觀念並且訴諸批評實踐。
但是，在這樣的批評實踐背後，同樣有一個重要的國際背景，這就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被中國學者的接觸和接受。1961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是重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其融貫中西的學識、寬廣的批評視野，探討了中國新文學小說創作的發展路向，尤其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作並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現代小說史》是「重寫文學史」思潮最重要的靈感來源和理論資源。20世紀80年代末期已經接觸過這部著作的學者深受啟發，要重新確立新文學的經典。但是，這一多少有些衝動的行為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那「翻烙餅」式的批評方式，只不過是逆向地評價了現當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思維方式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但是，這一誤打誤撞的文學行為，也從某一方面鼓舞了中國的批評家，原來文學的歷史是可以重新書寫的。於是，關於經典化、歷史化的討論，一時間此起彼伏。
重寫文學史，本質上就是不斷地同文學歷史講述的對話關係，這個對話關係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化」。這時我發現，那些真正被質疑、被批評的文學史，也就是「有問題的文學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恰恰是最有參考價值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他們的「問題」，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觀念發現的。「觀念」不同，又試圖在觀念層面討論問題，是不可能達成文學史共識的。但是，恰恰是因為不同觀念對文學史的闡述，構成了文學史的價值。那些被發現的「問題」可能正是文學史價值的一部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歷史化就更應該是一種文學史家不斷對話，試圖達成共識的「歷史化」，是文學史家永難完成的文學史方案。
中國文學經典的建構，要與國際語境對話
當代美國有世界影響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撰寫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尋找並論述西方文學的經典。他選擇評價了二十六位作家，指出其偉大之處在於「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並且說「傳統不僅是傳承或善意的傳遞過程，它還是過去的天才與今日的雄心之間的衝突，其有利的結局就是文學的延續或經典的擴容」。
而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也認為，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麼自己以難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像力打下印記，要麼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後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只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個名稱，它用於形容任何一本表現整個宇宙的書，一本與古代護身符不相上下的書。
由此可見，西方對文學經典也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理解。一般來說，學界討論什麼問題，就是對什麼問題感到焦慮或遇到了麻煩。有媒體曾討論過「偉大的中國小說意識」。這一問題的提出者是一位美籍華裔作家。他認為中國要寫出偉大的小說，必須要有「偉大的中國小說意識」，就像美國有一個普遍被認同的小說意識一樣。他認為美國有這樣的偉大傳統，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傳統，從《紅樓夢》到魯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認為《紅樓夢》只是那個時代的好作品，而魯迅只寫了七年小說，七年時間連小說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麼會寫出文學經典？這個著名小說家，曾經獲得過美國重要的文學獎項，但他這樣評價中國的經典作家作品，我們只能對他的勇氣表示驚訝。因此，也不是所有來自西方的文學觀念都沒有問題、都可以接受。這也正跟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輕慢和蔑視一樣，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只是「二鍋頭」。
因此，中國文學經典的建構，還存在著與國際語境的對話關係。西方學者和作家對文學經典的不同觀念和闡釋，從一個方面表明，文學經典構建的語境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就是國際語境的形成。在國際化的語境中，不同的視角出現了評價中國文學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說，西方的聲音或尺度，已經進入中國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中。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關於文學經典化的新的語境和條件，我們要面對和適應這個新的語境和條件。這不僅與一個依然形成的「文學聯合國」有關，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價值、功能以及關注人的情感方式的特殊性，超越了種族、民族和國家界限。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不同的國家、民族，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其具體的處境還是有巨大差異的，因此文學關注的問題和方式方法也必然多有不同。對本土文學經典的指認、強調和傳播，也一定要有我們自己的主體性或主體意志。這種堅持，不僅僅是對民族性的強調，也是由確立當代文學經典的特殊性決定的。
我們的文學史寫作，需要注意區分「文學經典」和「文學史經典」的差別。所謂「文學經典」，就是經過歷史化之後、經過時間淘洗、經受了時間檢驗的優秀作品。用荷蘭漢學家佛克馬的話來說，文學經典是指一個文化所擁有的我們可以從中進行選擇的全部精神寶藏。所謂「文學史經典」，是指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本身並不具有經典性的作品。如果不講述這樣的作品，文學經典的建構和文學史的敘述是不能完成的。「文學史經典」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有標示性的意義，但是，由於文學性的欠缺或其他方面的因素，還不具有文學經典的價值，因此不具有再闡釋的可能性。這就是「文學經典」和「文學史經典」的差別。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04日 1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