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米格/文
經濟學最後一個通才如何煉成
1947年12月28日，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保羅·道格拉斯把第一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頒授給年僅32歲、剛剛被麻省理工學院聘為正教授的保羅·薩繆爾森。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授予40歲以下公認「對經濟思想和知識的主要部分做出最傑出貢獻的年輕經濟學家」。考慮到肯尼思·博爾丁、喬治·斯蒂格勒等其他候選人同樣聲名卓著，而薩繆爾森在未來幾年內其實仍有資格獲獎，這標誌著他已躋身新一代美國經濟學家佼佼者行列。
事實證明克拉克獎評委們的眼光極其正確：薩繆爾森剛剛通過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專著《經濟分析基礎》為經濟分析提供了一般化、數理化的框架，在獲獎5個月後出版的教科書《經濟學：入門分析》則重塑了經濟學入門課程所有領域的圖景；薩繆爾森在4年後擔任計量經濟學會主席，在46歲時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並在55歲時被授予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美國人。
道格拉斯在頒獎詞中稱，薩繆爾森「對就業、生產、分配和價值理論做出了極具影響的貢獻」。嚴格來說，這一長串貢獻還應當加入消費者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和福利經濟學。而到了197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更是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中稱讚薩繆爾森「幾乎涉及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所有領域，大量重寫了核心經濟理論，在很多領域取得了可以與古典經濟學理論相提並論的成果」，並通過發展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為提高經濟科學的分析水平做出了貢獻。
光是薩繆爾森的五卷本《科學論文集》，就收入了他50年間的388篇論文。微觀經濟理論、靜態與動態均衡、局部與一般均衡和福利均衡……薩繆爾森可謂是重寫了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核心部分。而從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顯示性偏好公理，到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薩繆爾森-斯託爾帕定理與完善赫克謝爾-俄林模型的要素價格均衡定理，還有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的乘數與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乃至福利經濟學中的社會福利函數，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中，無不留下了他的名字與足跡。難怪他能信心滿滿地宣稱：「我的手指動過了每一塊餡餅。我曾宣稱自己是經濟學最後一個通才，廣泛涉獵了國際貿易和計量經濟學、經濟理論和經濟周期、人口統計學和勞動經濟學、金融和壟斷競爭、經濟學說史和區位經濟學等研究領域。」
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同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莫頓說過：「保羅應該獲得六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每個涉及的研究領域都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伯明罕大學經濟史和經濟學教授羅傑·巴克豪斯所撰寫的《薩繆爾森傳》的副標題可謂概括精準：「現代經濟學奠基者的一生。」但相較而言，我們對薩繆爾森32歲前的人生更為陌生，只是約略知道他在20歲獲得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26歲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而這恰恰是《薩繆爾森傳：現代經濟學奠基者的一生（第一卷）》（姜井勇、柯珊珊/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10月）所聚焦的主題：「薩繆爾森如何成為薩繆爾森。」
在作者巴克豪斯看來，自己希望把薩繆爾森解讀為「二戰後出現的更狹隘的、更加理論化和數學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過渡性人物」，重現這位「經濟學思想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麼『正統』」的「早熟的經濟學家並未完全定型」的早年曆程。不過我認為，「過渡性人物」的提法應當被改譯為「承上啟下的人物」，因為薩繆爾森最大的貢獻就在於開創了新古典綜合派，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幹預主義理論導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供給和需求分析架構中，並希望通過使用數理經濟學和使用形式化統計方法來統一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
經濟理論可觀察的意義
《經濟分析基礎》是薩繆爾森同名博士論文的修改版。薩繆爾森曾以該論文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佳論文獎大衛·威爾士獎。論文的副標題——「經濟理論可觀察的意義」——完美地闡釋了薩繆爾森雄心勃勃的寫作目的，即：各個領域的經濟問題有某種共同的結構，「各種理論的核心特徵之間存在類似」，這意味著存在某種把特定問題一般化的理論，「它是特定理論的基礎，並使其與這些核心特徵統一起來」；更重要的是，不同領域存在「形式上相似的有意義的定理」，「形式上」指這些定理具有相同的數學結構，「有意義」指這些定理對可觀察的事物具有影響和操作意義，屬於「在理想條件下可以被檢驗或反駁的關於經驗數據的假說」；這些結構和假說只有對具體問題的細節進行抽象才能呈現出來。
總而言之，薩繆爾森堅信沒有數學形式的經濟學理論是不系統的，也是不明晰的——經濟理論應該對經過高度抽象後可以觀察和測量的事物產生影響，而如果不能用數學來描述，那麼「就必須以懷疑的眼光來看待它，因為它是模糊的」。
《經濟分析基礎》可謂薩繆爾森對經濟學數理化做出的首要貢獻，他把經濟學所涉及的消費、生產、貿易諸問題均轉化為微積分求極值問題，用數學形式將經濟學的主題表述為如今我們已經耳熟能詳的「在約束條件下基於理性選擇對個體行為求解最大化或最小化問題」；與此同時，他認為群體行為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來研究。均衡系統可能有兩種類型——可能是行為最優化的結果（涉及比較靜態分析），或者可能是動態系統中的靜止點（涉及動態隨機均衡）。這事實上是為經濟學理論提供了數理分析的方向、框架與工具，構建了當代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推動經濟學由規範轉為實證。
1940年，美國經濟學會的權威期刊《美國經濟評論》上70%的經濟理論文章完全沒有用到數學。在薩繆爾森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後，主考官之一的埃德溫·威爾遜敦促他對論文進行大篇幅的重寫和擴展，以使其能夠被「主要不是數理經濟學家的優秀經濟理論家」所接受，「幫助他們理解其價值或嚴謹的數理經濟學，其中不少人對此持懷疑態度」。
通過《經濟分析基礎》以及合著的《線性規劃與經濟活動》等作品，薩繆爾森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由20世紀30年代以前較多使用的文字描述和圖釋轉向數理化、定量化的路徑。可以說，薩繆爾森重新定義了經濟學。他的這一努力深刻地影響了經濟學同行們，以至於同為諾獎得主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會坦承：「如果我不能以數學的方式闡述經濟學理論中的某個問題，那麼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甚至認為，數學分析不是研究經濟理論的諸多方法之一種，它是唯一的方法。經濟學理論即數學分析。」
有意思的是，《薩繆爾森傳》中記述了《經濟分析基礎》與約翰·馮·諾伊曼和奧斯卡·摩根斯特幾乎同時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兩者之間曾有機會卻最終遺憾地未能發生的學術碰撞與交流。薩繆爾森在快50年後說過，馮·諾伊曼的理論創新極大地推動了非線性規劃、凸集理論、博弈論和最優控制理論等「不可或缺的現代方法」的發展，但他自己在馮·諾伊曼著作中所能讀到的唯一真正的創新是「多人博弈引發的哲學複雜性」，除此之外，在馮·諾伊曼「所謂的非物理數學」「更現代的數學」中看不出有任何新奇之處。而馮·諾伊曼雖然覺得《經濟分析基礎》「非常有趣和詳盡」，但因為自己時間有限，最終沒法「付出更多的努力」來「認真讀完」。
「我能寫一國的經濟學教科書」
薩繆爾森的名字為學術圈外更多大眾所熟知的原因，非他所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莫屬：這本經濟學入門教材在薩繆爾森去世時已經出了19版，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銷量就超過400萬本。因此薩繆爾森自豪地說：「如果我能寫一國的經濟學教科書，我就用不著理會誰制定該國的法律，或者誰起草高深的條約。」雖然撰寫教科書付出良多，第一版的三年寫作時間遠超薩繆爾森開始估計的三個月，但「與整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心靈接觸，是學者一生難逢的際遇」。甘迺迪總統在哈佛大學所使用的經濟學教材正是薩繆爾森的課本，上任後又根據薩繆爾森的建議制定了減稅方案，因此不少專家稱薩繆爾森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其實是甘迺迪。
在《經濟學》首版序言的開篇，薩繆爾森寫道：「這本書主要是為那些把經濟學作為綜合教育一部分的讀者而寫的……旨在闡釋20世紀中葉美國文明的經濟制度和問題。國民收入是本書的核心主題。」他在這本教材中將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部分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收入決定論部分融於一書。他在第三版中更是直言，自己的「綜合」體系就是要「消除總量宏觀經濟學與傳統微觀之間的衝突，並使其成為相互補充的整體」。不少學者認為，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其實並未為宏觀經濟分析建立堅固的微觀經濟基礎，而是反過來為微觀經濟分析創造了一個強調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假設條件」。但在此書之後，無論是否贊成薩繆爾森的學術觀點，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沿襲了這一微觀與宏觀分野的分析框架。
《薩繆爾森傳》通過追溯比對不同版本《經濟學》手稿的章節變化和修訂細節，展現出薩繆爾森寫作思路和學術思想的流變：在第一版中，薩繆爾森似乎僅僅認為儲蓄、投資和收入決定理論是商業周期理論的一部分，而並未完全同意凱恩斯在《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中將商業周期理論視為就業理論的補充的觀點，但已經接受了凱恩斯關於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適用於「充分就業」前提條件的主張。
《經濟分析基礎》一書雖然在薩繆爾森到麻省理工學院7年後才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但本質上是他在哈佛時期的產物；與此相對，《經濟學》則全然是一本麻省理工學院意義上的作品，其初衷是滿足麻省理工學院為培養理工類本科三年級學生「良好的寫作和表達能力」的人文學科新課程的教學需要，就像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時任系主任拉爾夫·弗裡曼所要求：「如果學生們喜歡，你的經濟學就是好的經濟學。你偏好什麼內容就寫什麼內容，儘量簡潔易懂即可。」在寫作過程中，薩繆爾森也參考了麻省理工學院同事10年前集體編寫的教科書《經濟過程》以及各種反饋建議，不過他最終決定為全美選修基礎經濟學課程的本科生這一更為廣泛的讀者群體寫作此書。「這本書主導了迅速增長的經濟學入門教科書市場，以至曾有人稱，所有這些書都模仿了薩繆爾森的書」。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經濟學》也是一本屬於薩繆爾森自己的書，它展示了薩繆爾森在完成哈佛博士論文後發生的巨大變化」。在二戰中，薩繆爾森先後參加過國家資源規劃委員會、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戰時生產委員會等政府機構和科研機構的顧問工作，熟悉了統計數據的獲取、構建與使用。薩繆爾森認為，如果說一戰是化學家的戰爭，那麼二戰可以說既是物理學家的戰爭，又是經濟學家的戰爭。巴克豪斯指出，這種看法反映了薩繆爾森開始正視「一個由明智的計劃者做出指導、企業通過市場運作的混合經濟也是可以發揮作用的」，可以讓美國在經歷空前繁榮的同時也打贏了戰爭，哪怕這種「左翼」思想主張讓他在編寫教材過程中遭到保守派的懷疑和攻訐。可以說，薩繆爾森已不再是一個象牙塔裡的經濟學家，「戰爭給了他寫教科書所需的專業知識，如果是在1940年，他很可能無法寫出這樣的書」。
生活只有和經濟學關聯才有意義
「對特定年齡段的經濟學家而言，看一本關於保羅·薩繆爾森的傳記不需要任何理由。」巴克豪斯在前言開篇這樣說道，「他的生活只有和他的經濟學相互關聯時，才有意義。因此，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本書是一本薩繆爾森的思想傳記——關於他思想演變的故事——而非他的個人生活。」
不過，個人經歷的關鍵節點，往往也影響了思想的發展和演變。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曾提到，任何社會都必須解決三個經濟問題：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與此類似，薩繆爾森人生中的前33年也離不開三個重要的時刻：在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熊彼特是否說了什麼？他從哈佛大學畢業後為什麼去了麻省理工學院任教？他為何沒有接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橄欖枝？對經濟學史愛好者和經濟學段子手來說，《薩繆爾森傳》通過查閱秘辛和梳理資料，對關係陳年舊事的這三個問題都給出了令人滿意的回答。
經濟學界最為著名段子之一，就是在1941年薩繆爾森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誰都不願意開口提問，因為沒有誰讀得懂那篇開創性的論文。據說在答辯結束後，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極富幽默感的約瑟夫·熊彼特還轉過頭去問另一位成員、後來的諾獎得主瓦西裡·裡昂惕夫：「瓦西裡，我們通過了嗎？」
根據巴克豪斯的考證，這個掌故事實上指的是薩繆爾森在哈佛大學第一學年末（1936年5月18日）參加的「通識」口試，「考生被問到的問題完全取決於在場考官是誰」，但考試進行得很順利。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認識熊彼特、裡昂惕夫和西摩·哈裡斯等三位主考官：「他們都相信這句話是真心實意說出的。」至於1940年12月4日的博士答辯，答辯委員會由主席熊彼特和威爾遜、愛德華·張伯倫、奧弗頓·泰勒等成員組成，裡昂惕夫並不在現場。「委員會一致認為薩繆爾森在一般經濟理論上表現優異，正如他在數理經濟學領域那樣」，熊彼特很可能因太忙而沒有提前閱讀論文，因為他提了一些本能夠從論文中找到答案的問題。
在巴克豪斯看來，1940年10月離開哈佛前往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決定是薩繆爾森的選擇；雖然他在哈佛接受了一個有可能在數年後被續聘的講師職位，但麻省理工學院提供了一個級別更高、薪水和條件也更好的助理教授職位；雖然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系只是個致力於為理工科服務、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學型小系，實力上顯然比不上哈佛大學經濟學系，「但從地理位置看它距離哈佛只有兩英裡遠，薩繆爾森可以與他的朋友和前同事們保持聯繫」。
更重要的是，薩繆爾森「一直被視作數理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但哈佛大學經濟學系這個領域的職位很少，晉升為終身教職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與此同時，他的猶太血統可能讓自己在哈佛甚囂塵上的反猶太主義環境中舉步維艱。時任系主任哈羅德·赫欽斯·伯班克等一部分教授對薩繆爾森有明顯牴觸，這可能歸因於對凱恩斯主義和自由派的政治反感、對比他們聰明的人的質疑與防範或者對數理經濟學的偏見，「但是以這種表述來掩飾反猶太主義的觀點頗為常見」。就連薩繆爾森的堅定支持者熊彼特在威脅哈佛大學經濟學系自己會辭職時，雖然對當時的種族成見感到內疚，說的也是：「如果這是因為反猶太主義的話，我可以理解；但這只是因為他（薩繆爾森）比他們出色。」
1946年底，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決定從1947年起聘任薩繆爾森為副教授，年薪7500美元，但芝加哥大學名譽校長羅伯特·哈欽斯認為「薩繆爾森是個高智商的異端分子」。薩繆爾森本人在經過幾個月的猶豫不決、搖擺不定後婉拒了本科母校的邀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最終未能同時引進哈佛大學教授阿爾文·漢森所說的「體系構建者」薩繆爾森與「細分領域的一流行家」米爾頓·弗裡德曼。
令人驚訝的是，巴克豪斯發現1946年9月起加入芝加哥大學的弗裡德曼寫信給喬治·斯蒂格勒抱怨：「我們不知道故事的結局，但不管結局如何，我很擔心這意味著我們輸了。凱恩斯主義者握有投票權及使用這些投票權的手段。」這清楚地表明「正是薩繆爾森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惹惱了那些反對引進他的人」（如法蘭克·奈特、勞埃德·明茨和格雷格·劉易斯），而這有可能讓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陷入意氣用事的派系分裂。
不過，我相信《薩繆爾森傳（第二卷）》會對兩位老同學、老朋友和學術宿敵有更多的論述，會讓他們血肉豐滿、個性鮮明、形象鮮活。但讀過他們著作的人，都不難發現他們對自由市場、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的推崇與維護，對公權力的異化、膨脹、濫用的警惕與擔憂，對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從市場運作本身獲得救濟力量的強調與堅持；而他們關於經濟學理論的相關性和可驗證性的方法論之爭，也促使經濟學界更好地去思考和理解數學作為經濟學工具的地位、作用與局限。任何片面的、不明真相的、別有用心的揚此抑彼，對兩位同樣活到94歲的大師來說都不公平。
站在巨人肩上，為巨人作梯
用薩繆爾森的話來說，自己涉足經濟學恰逢其時：「對於一個具有分析能力、充分意識到數學工具是經濟學領域有力武器的人來說，1935年的經濟學界，是屬於他（或她）的天下。該領域充滿了美妙的定理，等待著人們去採擷和整理。」
巴克豪斯強調，自己在傳記中講述的薩繆爾森的故事，「同時也是一系列互有交集的經濟學家群體的故事，他們共同見證了經濟學發生劇烈變化的一個時期」，「發生改變的不僅僅是薩繆爾森，他之所以能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還因為經濟學已經和10年前大不相同」。正如屬於高斯、黎曼、狄利克雷、雅可比、希爾伯特和克萊因的哥廷根，抑或匯集了玻爾、玻恩、海森伯、泡利、狄拉克、德布羅意、約爾丹、泡利、朗道等人的哥本哈根，如果「學術共同體」或者「知識群落」強調以學術為志業和旨歸，突出學者智慧的匯聚與凝聚、學術力量的合力與助力，跨越學科、院系、機構界限，積極推動知識的交叉融合、資源的共享合作，天才就更有可能在一群天才中誕生。
哪怕在薩繆爾森的芝加哥大學本科歲月裡，也不難找到這種學術源流的層疊和群體共進的痕跡。雖然他的老校長哈欽斯後來對他印象不佳，但他卻受益於哈欽斯推行的通識教育中社會學、人類學、物理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知識的積澱；雖然他把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形容為「經院學派」「教條式的保守主義者的大本營」，但他接受了嚴謹苛刻的傳統經濟學理論訓練；他不但與弗蘭克·奈特、艾倫·迪雷克託、保羅·道格拉斯、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納等著名經濟學家保持了長期的聯繫，還結識了斯蒂格勒、弗裡德曼、馬丁·布朗芬布倫納、艾倫·沃利斯等一大批未來的傑出學者；「他的著作保留了他的老師們的經濟學研究痕跡。他在學生時代寫的文章，普遍存在對數學理論的適用性的懷疑，其中一些懷疑在他的暢銷教科書中隱約可見」。
與其他學者一起競爭也能推動整個學科智識的累積與發展。就在薩繆爾森獲得克拉克獎時，他也並不是經濟學數理化路徑的唯一創造者：考爾斯委員會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的基礎上對經濟學進行數學化處理；薩繆爾森在哈佛大學的老師裡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獲得了美國空軍和美國勞工部的驗證；馮·諾伊曼和奧斯卡·摩根斯特恩在《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使用了薩繆爾森沒有用到的不動點定理等高等數學技術；計量經濟學技術分別被特裡夫·哈維爾莫在考爾斯委員會運用的公共收支乘數分析法和韋斯利·米切爾在國家經濟研究局確立的定量研究傳統發揚光大；西蒙·庫茲涅茨對時間序列數據、商業周期以及經濟增長不均衡的分析與研究，為弗裡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以及其他人提出的生命周期收入假說、相對收入假說等鋪平了道路。
至於薩繆爾森如何吸引了羅伯特·索洛、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羅伯特·恩格爾、丹尼爾·麥克法登等一大批知名經濟學家到麻省理工學院，又如何培養出勞倫斯·克勞因、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喬治·阿克洛夫、羅伯特·蒙代爾、羅伯特·默頓、保羅·克魯格曼等一大批先後獲諾貝爾獎的傑出學生，恐怕和「1948年以後的薩繆爾森究竟在哪些方面顯著改變了他的思想」這個問題一道，將會是《薩繆爾森傳（第二卷）》裡的另一段故事了。
薩繆爾森曾自信地說：「當你們談論當代經濟學時，你們在談論我。」他既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又是甘為人梯的巨人。站在他肩膀上的包括了「幾乎所有學習現代經濟學的人」。你可以反對他、批評他、質疑他，但你不可以忽略他、無視他、逃避他，因為在他的身後是整整一代甚至數代的經濟學大師，以及如他所說「正憧憬著自由民主市場經濟體制所能帶來的繁榮」的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子與經濟學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我們談論薩繆爾森時，其實也在談論著數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