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來寫關於合作的文章，頗有點像向素食者索要如何烹飪牛排的論文。多半情況下，我是獨立行動者：我論文集裡的500篇論文中，也許有5%是與人合寫的。那也還是有超過20篇是合作的成果。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臨終前，如果有人這樣問他：「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有什麼事是你會做得不一樣的？」估計他會這樣回答：「我會多喝些香檳。」如果可以對歷史重新跑一遍蒙特卡洛模擬，我會和別人合寫更多的論文。我會與羅伯特·索洛合寫更多論文。若諸神慈悲，我願和沃爾夫岡·施託爾珀再合寫一篇經典論文。
許多人認為學問是孤獨的行當，是密閉房間裡的你和你的筆。（我知道有個忙碌的教授，他被教學和行政事務困住手腳。最終，在忙碌多年之後，他在斯坦福行為科學研究中心享受了一個休假年：優厚的薪金，恬靜的辦公室，極好的秘書後援。但最後掃興的是，他發現自己什麼都寫不出來了！）與志趣相投的腦袋合作，很有可能是獲得舒心研究成果的良方。
我不贊同卡萊爾和熊彼特的偉人史觀。科學是知識——公共知識。人人為之添磚加瓦：科學結果是各方努力的總和與產物。
R.A.費希爾是偉大的統計學家，也是性情乖戾的個人主義者，和反覆無常的天才。內曼與皮爾森（Neyman & Pearson）——這可視為一個詞，就像「吉爾伯特與沙利文」（Gilbert & Sullivan）或「羅傑斯與哈特」（Rogers & Hart）一樣——也是偉大的統計學家。戰前波蘭和英格蘭之間的郵遞緩慢，但他們的合作還是能得以持續。當時郵件來回的時間是以月計，而現今的電子郵件以納秒計。
說委員會無法產出精彩之作，那是胡說八道。駱駝的怪樣子常被詆毀，那其實是它在形態上和功能上適應的偉大成果。英王詹姆斯欽定版的《聖經》，就好比是貝多芬的交響樂，是宏大的團隊作品。千萬別去打探《數學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這部名著的兩位合作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分別貢獻了多少？
H.哈代（G.H. Hardy），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數學家界的一代宗師，曾說：「我的一生是美好的一生，我與李特爾伍德（Littlewood）——以及拉馬努金（Ramanujan）！——合作過，合作的條件還算對等。」竊用哈代的說詞，我也能吹噓說，我和索洛聯手奏出過好樂章。
《薩繆爾森自述》，保羅·A.薩繆爾森 著，呂吉爾 譯，賴建誠 校，格致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人們常言，少說廢話，面對事實。恰巧，1940年我與戰前我在哈佛研究生院的同學拉塞爾·尼克森（Russell Nixon）合寫了一篇論文，正是這篇論文讓我獲得了在MIT的職位，後來我在那裡待了一輩子。讓我來解釋一下。哈羅德·弗裡曼［Harold Freeman，不屬於扶輪社的（non-Rotarian）統計學家，他更像是皮爾·金特（Peer Gynt），而不是閔希豪生男爵（Baron Munchhausen）］開始了一個人的聖戰，要把我從哈佛調到MIT。事已明顯，哈佛根本不是多大的障礙，但此事遭到MIT的系主任拉爾夫·弗裡曼（Ralph Freeman，後來成為我的親密朋友，他與哈羅德毫無關係）的抵制。他說：「是的，我知道薩繆爾森是個有前途的經濟學家。但他會與人合作嗎？」哈羅德回答說：「合作？笑話，他的文章都是與人合寫的。」歷史女神克利俄（Clio）有種幽默感。那是我的第一篇合著論文，也是十年中唯一的一篇。此外，我是理論工作者，並非註定會成為經驗統計——如對1939年前美國就業總人數的測度——方面的多產作家。我之所以寫那個主題的文章，僅僅是因為我認識到，有個第三方鑽營能手，正在把尼克森擠出一個合作事業：那本不關我的事，但我偏袒弱勢者。［好心未必有好報。已故的拉塞爾·尼克森曾是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他積極追求在產業工會聯合會（CIO）發展，走左翼工會主義路線。我敢肯定，聯邦調查局首任局長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檔案，已經記下了我是尼克森的合作者，但我沒有好奇到去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來了解詳情。在政治迫害盛行的麥卡錫時代沒有發生不幸後果。但那些有才幹的人前程被毀掉，這可不是好玩的事。］
我繼而減少了與人合著時的隨機性。1941年施託爾珀和薩繆爾森關於「貿易保護主義和實際工資」的文章，是引用率最高的貿易論文之一。該文發表50年之後，密西根大學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會議，來紀念該文的貢獻並擴大其影響。請注意，「薩繆爾森」（Samuelson）按字母順序應先於「施託爾珀」（Stolper），但施託爾珀卻署名在前。理應如此。沃爾夫岡·施託爾珀曾是熊彼特在波恩大學的學生，並跟隨他來到哈佛。新婚的薩繆爾森夫婦和施託爾珀夫婦，住在離哈佛園兩個街區的同一條韋爾街上。（在那時，我根本不需要手錶：每隔一刻鐘，紀念堂的鐘聲就會告訴我時間。我健忘，記不清日期，但多半能猜對月份。）有一天，斯託爾珀向我提起：俄林的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必定意味著，美國的關稅應當會提高美國的工資水平。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是的，在今天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當時，在弗蘭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戈特弗裡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的陰影之下，那是異端邪說。我回答：「是啊，你說得對。把它寫出來吧。」他就動手了。但有困難也有驚喜，他常常與促成此事的保羅·A.薩繆爾森討論這些困難和驚喜。在旁邊指手劃腳的人不應成為論文作者，在腳註裡致謝就足夠了。但施託爾珀是格外有良心的人。他宣稱，要是沒有我的名字作為合著者，他就不發表這篇論文。我不希望論文流產，因此做出了讓步。
剩下的就是歷史了。最佳期刊的最佳編輯，拒絕了此文（別處詳述）。此事見證了羅伯特·K.默頓（Robert K. Merton）所說的科學史上的馬太效應：「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大體而言，我已得到太多的榮譽，而施託爾珀得到的卻太少，真正內行的意見除外。如果甲、乙兩人在同時收穫相同的發現，而乙是較多產者，那麼甲將得不到應得的50%榮譽。（懷特海和羅素的合著呈現了同樣的現象：伯特蘭·羅素作為邏輯學家的名氣超過懷特海，因此他倆合著的《數學原理》常被稱為羅素的《數學原理》。羅素曾就此事，寫文章責怪凱恩斯。）
在此提一下我1939年那篇關於「乘數分析與加速原理間的相互作用」的經典論文，並不算離題。該文是獨著，只用一個下午寫就，立刻給我這位年輕的經濟學者帶來了國際聲譽。然而，就如我日後在出版物中解釋的那樣，薩繆爾森只是在糾正他敬愛的導師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美國的凱恩斯」）著述中微不足道的數學錯誤而已。其實主旨和漢森的模型完全相同，只是包裝了一下，更一般化，用數學解釋了一遍。常有這種情況，較年長的學者，在助手們完成的論文上掛名，還當第一作者，這種慷慨的反例值得特別注意。有機化學界有位紅人，每年大概與20名後輩作者，聯名發表多達50篇論文。我曾問已故的MIT化學家約翰·希恩（John Sheehan，青黴素的合成者），他的作者們如何排名。他回答說：「我過去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後，但那騙不了任何人，而且會讓文獻引用變得更加混亂。因此，現在就署成『希恩和史密斯』『希恩和瓊斯』，『希恩和湯姆、迪克以及哈裡』。」我問他：「你認為那樣公平嗎？」他搶在甘迺迪之前回答：「生活公平嗎？[甘迺迪總統有句名言：「生活從來都不公平，也永遠不會變得公平。」——編者注] 再說，我還有個不切實際的希望，希望所有的不公，最後能全都扯平。年輕時得到的榮譽太少，到老了又得到太多。」但英年早逝者怎麼辦？還有那無可避免的社會金字塔，只有少數人能留在頂端，那又怎麼辦？
與R.G.D.艾倫（R.G.D. Allen）和J.R.希克斯（J.R. Hicks）不同，他們從一開始就組隊，寫他們1934年的經典論文《價值理論再思考》（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顯然，當我的促成作用對某位朋友太明顯時，我就會成為文章的合著者，我為數不多的合著成果都是這麼來的。1953年首次與索洛合作時，我為他獨創的定理猜想給出了數學證明。［那是因為我碰巧記得，A.J.洛特卡（A. J. Lotka）的數理人口統計學中有個類似例子。］這種事很少見。原本只需一條腳註就夠了，但他堅持要把我列為合著者。在我們的1956年合作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索洛拯救了我，使我避免了錯誤的猜想。我未在另一篇文章掛名，該文否認斯拉法投入產出模型中技術的雙重再轉換的可能性。但既然該文作者當時是我在MIT的一名學生，那麼我因為這種莫名其妙的愚蠢而受到大量指責也是理所應當的。
我還能繼續細說有關默頓與我、漢森與我、莫迪利亞尼與我的軼事。但篇幅有限，還有更具代表性的事情需要提及。
因此，請允許我只談我和與弗蘭科·莫迪利亞尼的合作，這是獨一無二而讓人折磨的經歷。我們大家都羨慕莫迪利亞尼與格倫伯格（Gruenberg）、莫迪利亞尼與布倫伯格（Brumberg）、莫迪利亞尼與安多（Ando）、莫迪利亞尼與德雷澤（Drèze）、莫迪利亞尼與米勒（Miller）、莫迪利亞尼與……之間傳奇般的合作。我常開玩笑說：「弗蘭科，在我死後，你會後悔從未聽到過我的聲音。」因此，即使我像沃爾特·米蒂（Walter Mitty）[沃爾特·米蒂是美國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創造的一個喜歡做白日夢的文學人物。——編者注] 那樣去夢想擁有拿破崙式的榮耀，我也從不敢奢望有莫迪利亞尼與薩繆爾森的合作。但命運註定我成為擁有一切的那個人。
那就像法國大革命一樣，是從網球場上開始的。（《紐約客》周刊，以「我們懷疑是否發生過的事」為標題，刊出了一則新聞講述此事，但其實，此事相當可信。）莫迪利亞尼不想在兩次發球之間浪費時間，他問我：「你相信路易吉·帕西內蒂（Luigi Pasinetti）的新理論嗎？」「你說來聽聽。」「帕西內蒂稱，工人儲蓄率的上升，不可能影響長期的資本存量或利率。」在莫迪利亞尼發球雙誤之後，我說：「不可能。若以哈羅德的模型為起點，現在把工人的儲蓄傾向提高到比食利者還高。那樣確實能提高K/L，且確實會降低長期利潤率。」我倆因而構想出了雙重反帕西內蒂的均衡。但不經過分娩的痛苦，思想的成果也是無法誕生的。每句話都須經充分詳盡的討論。那就像坐在木桶裡跳下尼亞加拉瀑布。即便給我100萬美元，我也不肯錯過這次經歷。但我也不願為了再幫他一次，而去指手劃腳。（開玩笑的。我對莫迪利亞尼的評價極高，現在又變得更高了。我知道這是口深井，但沒認識到它無限深廣的境界。）
有些學者是獨唱歌手，有的是二重唱歌手，各種合作模式都有。甚至連同一位作曲家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在與任性的洛倫茨·哈特（Lorenz Hart）和守時的奧斯卡·漢默斯坦三世（Oscar Hammerstein III）合作的時候，方式也會不同。羅傑斯先譜曲，然後設法在哈特有靈感的午後找他合作。奧斯卡自發創作的歌詞，經過格蘭傑的因果關係檢驗（這是計量經濟學圈內的笑話），喚起了羅傑斯的優美樂章。
戴爾·喬根森（Dale Jorgenson）和弗蘭科·莫迪利亞尼既相似又相異。喬根森的模式是化學家的模式（回想一下約翰·希恩）。在此模式中，參加工作坊的學徒與大師合作，日後學徒也成為了大師。數據的複雜度，決定了要形成這種研究團體。馮·諾伊曼和摩根斯坦代表了懂數學者與懂經濟學者的配合：即使各自都會暴露給對方一些弱點，這仍是一個多產的聯姻。（有人問及摩根斯坦對那本博弈論書的貢獻何在，馮·諾伊曼給出了詼諧的回答：「要是沒有奧斯卡，我永遠不可能寫出這部書。」正如喬治·施蒂格勒教會我們的那樣，幽默常是殘酷的。講述真理的時候，不必做到有趣。只要是對的，那就夠了。）在線性規劃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W.W.庫珀（W. W. Cooper）和數學家A.查恩斯（A. Charnes）組成了一對互補增益的搭檔。迪克·澤克豪澤（Dick Zeckhauser）那永不停歇的大腦找出了許多新問題，供他自己和其他統計學家搞定。米爾頓·弗裡德曼的創新膽識，和吉米·薩維奇（Jimmie Savage）的數學能力，協力造就了1948年的經典論文《風險選擇的效用分析》（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薩維奇告訴我，弗裡德曼的精湛技藝教了他如何表達研究成果：米爾頓劈的木柴把科學加熱了兩次。
有些作者幾乎總是與人合作。在現代物理學中，同一篇文章如果竟出現100個人的署名，會顯得十分滑稽。但現代物理研究有可能涉及需要多人照管的巨型機器。埃米利奧·塞格雷（Emilio Segré）和歐文·張伯倫（Owen Chamberlain）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張伯倫是從伯克利去哈佛的客座教授。他告訴新聞界：「伯克利有個委員會碰巧選中我來試用新的回旋加速器，這個諾獎簡直就是他們送給我的。」我的一位外科醫生朋友，是一篇論癌症與喝咖啡關係的文章的合著者，該文另外還有多位作者。他笑著告訴我說：「我只不過幫他們找了一些病人，僅此而已。」該論文一開始未能發表時，我的朋友毫不生氣。如馬克·吐溫所言：「大多數人都會守衛自己的家園，但很少有人會為了拯救旅館而付出所有。」
有位年輕的哈佛醫學博士，一年時間匆匆寫出了50篇論文，還把導師的名字全署上。那些嫉妒有加的同儕，抓到他在他們眼皮底下，在計算機上編造了24小時的數據，這一下子就炸了鍋。在顯微鏡檢查之下，一切終於真相大白。跟攜帶病菌的「傷寒瑪麗」一樣，這種造假行為牽連了不少教師，他們說根本不知道這篇署了自己名字的文章到底寫了什麼。我要趕忙指出，我多年來對經濟學家當中公然抄襲現象的隨機調研揭示，我們經濟學領域的審稿和核查工作還是做得比較好的，似乎比那些更硬的科學要好，那些領域更多地依賴「軟錢」來做研究，發表論文的壓力製造出大量基本沒人讀的文章。在經濟學領域，抄襲是罕有的現象——有高度時間偏好的四等人從三等人那裡竊取，而偷來的東西在市場上並無多大價值。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考慮，犯罪並不合算：即使有99%的機會不被逮住，對長久性聲譽的懲罰還是太大，不值得冒險。（數據挖掘和選擇性停止規則，在學術權謀裡是更嚴重的汙點，且更難於在早期被發現。儘管如此，事實終究是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歸要暴露出來。）
經濟學家並非都是聖徒和高潔之士。就如一些經紀人會「搶先交易」和「滯後交易」，以憑藉知道別人的意向而獲利那樣，某些學者因早早搭上快車而沽名釣譽，給他們一篇文章審閱，就會忙著搶用稿件內的新見解。更糟的是，有的期刊主編一收到投稿就開始動歪腦筋。這些不是重罪，甚至也不是可致起訴的輕罪，但卻是難逃法眼的品格之失。（在受迫害妄想狂的眼裡，每個人都是掠食性的敵人。）
那些思維快捷的學者還帶來了一個更難處理的規範性問題。只要向他們提及你的引理，他們馬上就知道你的定理了，比你自己還快。比賽應該是捷足者先登，這是公平的，如果是比誰跑得快。但那隻「看不見的手」——它讓投機者因比旁人早一分鐘抓住新消息而大發其財——有什麼金貴的呢？假如威斯特（West）、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是在1816年而不是1815年發現的報酬遞減規律，科學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嗎？然而，我們這些可憐的學者所努力追尋的獎賞，不過就是先於同行做出發現。囚徒困境的荒謬，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哀哉。
間或看到的一個合作模式，是單一固定搭檔的「至交症候群」（Damon & Pythias syndrome），即兩個學者像格林兄弟那樣，始終一起寫作。當要評估其中的一位是否夠格取得大學職位時，就可能出現問題。而且，有過不少長期搭檔最終分道揚鑣的案例。畢竟，婚姻本身就是離婚的一個原因。維多利亞時代的作曲家阿瑟·沙利文爵士（Sir Arthur Sullivan）認為自己太優秀，劇作家W.S.吉爾伯特（W.S. Gilbert）太俗氣，配不上自己。
比方說，當一個團隊總是以「Aaron和Zeiss」的署名發表文章，這樣的字母順序排名對Zeiss的不公平度就較輕。反之，若反覆以「Zeiss和Aaron」的署名方式出現——如果是真正對等的合作——那就會是一種不公平的表現。當然最好是逢星期一、三、五用「Aaron和Zeiss」的署名，逢星期二、四、六用「Zeiss和Aaron的署名」。若有一長串的研究員，因歷史的偶然，以「Thompson， Dickson和Harrison」的署名發表，大家會認為原因是：Thompson是正教授，也是取得經費的主角，否則那就更不公平了。如果20年之後，又繼續發表了N篇文章，而期刊的引用索引都變成了「Thompson et al.」，那就慘了。我可不想去向天堂的看門人聖彼得解釋，我也是正式作者之一，只不過在「et al.」（等人）所代表的那些人中間。這裡的這位Harrison如果足夠敏感的話，他應該從一開始就堅持「作者人人平等，沒有哪位作者比其他作者更平等」的原則，並在每次發表的時候仔細調整署名順序，讓所有人都明白作者間的地位是平等的。
這一切是否是在小題大作？不是的。在一部1958年的論著的書脊上，「多爾夫曼、薩繆爾森和索洛」（Dorfman, Samuelson, Solow）的名字，一絲不苟地按字母順序排列著。默頓（Merton）的《科學社會學》（
Sociology of Science）證明，適當的榮譽對學者極為重要。誰偷走了我對創新的合法權利，誰就等於偷走了我的全部。的確，真要說起來，初級助理們往往會誇大自己對研究的貢獻；而那些胸前掛滿獎章的人又時常對那些變來變去的合作者的努力視而不見。若這些投入和功勞，事先能有共識，並寫成合約，這該有多好。但經驗告訴我們，在動態的現實生活中，功勞和智慧財產權無法被明確量化。（小道傳聞說，歷史上有位教授，他的女助理再三提醒他注意觀察某件事，結果他因為發現該現象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還有人因為治癒了一種今天沒人相信曾存在過的疾病而獲得諾貝爾獎。或許是他實驗室裡的奴隸讓他失望了？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遁辭。）
甘迺迪總統或他的演講稿撰寫人西奧多·索倫森（Theodore Sorenson）曾說過：事成人人邀功，事敗無人攬責。但在他們之前，墨索裡尼的女婿齊亞諾伯爵，在他戰時日記裡說過這句話。只要能利用名譽獲利，就可能發生爭吵。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雙螺旋》（
Double Helix）是由發現者本人撰寫的、對科學突破最偉大的描述。那不是個美麗的故事，但要是有個老兄願意寫，那麼就應該（照原文）發表。不過哈佛大學出版社和哈佛社的律師們做出了另外的決定。他們擔心，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勞倫斯·布拉格爵士（Sir Lawrence Bragg）可能會對此書提起訴訟。女性權利的守護者們，認為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她的晶體學數據引導克裡克（Crick）和沃森提出了螺旋假說］遭受了最殘酷的誹謗中傷。我讀了書稿後，覺得是克裡克最受傷：如果他是完全對等的合作者，也沒有那麼冷酷的野心，依我看他必定滿懷委屈。不管怎麼說，年輕的戰友們需要好幾年，才能相互和解。
棘手的案件造就糟糕的法律。依我的經驗，學者和科學家作為個體，與法官或掘溝工人相比，並無好壞之分。也許我一直很幸運，但如果一切可以選擇，我還是希望可以身處我的老師、同事和學生們中間，一個都不要少。
結語對任何一個人來說（特別是對我來說），用聯合署名的研究的相對數量來度量這個人的合作，都是錯誤的。對於在1776年寫作《國富論》的那個斯密，我可以真誠地說「斯密與我」。發現期權價格公式的那一對合作者，他們做了我沒能做到的事，所以我可以說「布萊克—斯科爾斯（Black-Scholes）與我」。我顯示出了向約翰·希克斯爵士（Sir John Hicks）學習（可供學習的東西）的偏好。我想從他那裡學習的，比他願意從我這裡學習的更多：誰說過生活是對等的？我讓凱恩斯的橄欖球越過了他停球的碼線。為什麼我要奢望自己的任何一個記錄，都永遠無人打破？
我不禁為自由意志論者難過。這是我自己的過失，我應該自譴。每當我感覺到自己太過自滿，我就會重讀L.T.霍布浩思（L.T. Hobhouse）1922年的文字：
產業的組織者（有成就的學者）發現了一整套由技術工人、機器、市場、和平與秩序組成的社會制度（這是過往的知識與當代研究者智慧的結晶）。他們以為這個社會制度是他們為自己「創造」的，供自己琢磨和賞玩。事實上，這個社會制度是一個巨大的工具和無處不在的氛圍，是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幾十代人的時間裡共同創造的產物。如果拿去全部的社會因素，我們就連魯濱遜·克魯索都不如，沒有他從失事船隻搶救出來的物品，也沒有他學到的知識，我們將不過是赤身裸體的野蠻人，靠樹根、漿果和鳥獸為生。（本文原題為《論學術合作》，摘自《薩繆爾森自述》一書，呂吉爾譯，賴建誠校，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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