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有關世界末日的預言可以根據所處的時段區分為三類：一是未來的預言，尚未被證實或證偽；二是過去的預言，已經被證實或證偽；三是介於上述二者的預言，正在被證實或證偽。與此類似，對於科幻電影中有關世界末日的創意所涉及的倫理關係，可以根據所著眼的三種不同時段加以探討。
（一）世界末日預防時的倫理關係
有些時候，世界末日僅僅是某些人的一種猜測或者預感。他們雖然言之鑿鑿（甚至信誓旦旦），但實際上卻沒有什麼根據，因此，關於世界末日的宣傳只是危言聳聽。反過來的情況也無法完全排除，這是指雖然某些人確實預見到重大危機即將發生，卻被平庸的百姓或無知的君主當成妖言惑眾。如果有人既知道世界末日在未來確實存在，又能力挽狂瀾、消弭危機，那確實是善莫大焉。與此相反，如果是因為自己的當下野心或過失，使世界在未來面臨末日，那確實是罪莫大焉。
在美國《明日世界》（Tomorrowland，2015）中，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是由超光速粒子機器計算得出的，時間精確到從女主人公凱西所處時間往前58天。若據相對明了其技術細節的男主人公、發明家弗蘭克的解釋，這一預言真正起作用還需要某一觸發事件，因此實際日期可能有所變化。本片將小姑娘凱西作為救世主一樣的人來塑造，原因不僅在於她執著地追求自己的夢想、永不放棄，而在於她率先意識到了超光速粒子機器所起的負面誘導作用而提出將它毀掉。在當下世界中，她最初是因為獲贈一枚標有「T」（Time的首字母）的徽章而得以接觸未來世界的。只要一碰它，就能即時看到自己彼岸處未來世界的情景（只是全息交互性投影）。凱西真的乘火箭來到未來世界之後，由對上述投影的回憶悟出未來世界和原先自己所處的當下世界之間是存在信息通道的。這一信息通道實際上由超光速粒子機器來維繫。機器根據當下地球環境汙染、人口擁擠等問題計算出世界即將因此毀滅的前景，這種前景通過信息通道給予生活在當下世界的人以暗示，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使之變得更加嚴重。要拯救當下世界，就必須從毀掉超光速粒子機器開始。這一觀念將兩個世界的關係理解為交互的，和機器的建造者、執政官尼克斯的想法截然相反。尼克斯認為自己所處的未來世界和地球人所處的當下世界是完全無關的（二者平行），因此不必對當下世界的毀滅感到難過，更不必承擔責任。弗蘭克本來是個追求夢想的人（夢想家），因為從機器的預測得知不遠的將來會發生世界規模的災難而喪失所有希望，被從未來世界驅逐。凱西不接受世界註定要滅亡的觀點，結果未來因此而改變。影片的結局是凱西所代表的觀念的勝利——預言地球即將毀滅的超光速粒子機器被炸毀，冷漠的尼克斯死於爆炸。在凱西和（恢復了信心的）弗蘭克主持下，未來世界派出一批機器人招募官前往當下世界，尋找那兒的夢想家，用徽章吸引他們到未來世界參與建設。
如果世界末日是一個謎語，誰知道它的謎底？如果世界末日是一種趨勢，如何加以把握？如果世界末日最初不過是孩子們的戲言，怎麼才能阻止它成真？如果世界末日居然是陰謀家的藉口，怎麼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科幻電影創意完全可以圍繞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做文章。日本《20世紀少年》三部曲（20th Century Boys，2008-2009）構思了相當複雜的情節。小學生夢想成為拯救人類的正義英雄，捍衛世界的和平，因此設想了地球滅亡的情境。不料據此寫成的《預言書》後來被別有用心的宗教「朋友」所利用，給全世界帶來災難。關係人類命運的最終決戰因此展開。
和其他類型的預測相似，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存在如下悖論：如果上述預言使當事人意識到將來確實存在的某種可能性（通常是負面的）而成功地予以避免，那麼，這一預言本是真，如今卻成了假；如果上述預言本來就是沒有多少根據的猜測，但卻由於對當事人產生心理暗示而確實導致了事件的發生，那麼這一預設本是假，如今卻成了真。就此而言，不論在現實情境或科幻假設中，對相關人物的倫理評價都存在類似矛盾：某些具有遠見者用自己的觀念影響世人，避免了相關負面事件的發生，或者說防止歷史朝他們所不希望的方向發展。儘管後人可能認為他們是危言聳聽，但其貢獻是不應當埋沒的。反過來的可能性也確實存在：某些喜歡臆測者用自己的觀念影響世界，誘導了相關負面事件的發生，或者說出製造出本來不該發生的事情，儘管後人可能因此肯定這些人的睿智，但其惡劣影響是不應當掩蓋的。我們可以從上述兩點理解那些惡託邦性質的科幻電影的悖論性價值。上述分析亦可移於分析烏託邦性質的科幻電影，因為它們的樂觀預言既可能因為使公眾無視即將到來的危機而產生負面影響，又可能因為激勵公眾為建設理想社會而努力而產生正面影響。究竟是哪一種趨勢佔主導地位，和諸多因素相關，其中最重要的是相關的闡釋與評論。
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還存在另一悖論，即預言家能否預言涉及自己的未來。自古相術便有「算命莫算己，算己死無疑」的祖訓，不過這是就為個人（包括其家人）做預測而言，如果所預測的是人類的命運，情況可能比較複雜。若預言家本身也是人，那麼，他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不可避免地會涉及自己，因此很可能不靈光，但也可能一語成讖。比、德、加、法等國合拍片《無姓之人》（Mr. Nobody，2010）中安娜和尼莫邂逅於火星旅遊。安娜說自己是研究時間的，並預言了世界末日。說話過程中，火星空間站被流星撞毀，他們都死了。如果預言家本身不是人，但卻是人造的機器，那又會怎樣？不少科幻電影對預測未來的機器持否定態度，像前述《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2002）等就是如此。說到這裡，似乎只有人以外的存在物來進行有關人類未來的預測才比較可靠。其實事情並非如此，因為這樣的存在物並非與人類同呼吸、共命運，很可能不會設身處地為人類著想。
（二）世界末日過後時的倫理關係
由於歷史積澱的緣故，時至今日，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多數是過去的預言，我們已經確切地知道它們的真偽。與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科幻領域中，有關世界末日的科幻電影多為關於世界末日過後如何的作品。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們便於構思一種不同於現實情境的假設前提。換言之，生活在當下的人都還沒有經歷過世界末日，因此，為他們講述一個以世界末日已經發生為條件的故事，容易讓大家感到新奇。正因為如此，描寫世界末日到來之後倫理關係變動的科幻電影為數很多，其內容集中於下述熱點：
一是人種變異。科幻電影本來就以呈現跨物種交往見長。在以末日後世界為背景的作品中，人種變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關係變化更是常見的題材或主題。例如，美國《圈養的婦女》（Captive Women，1952）描寫浩劫之後變種人、正常人和「上遊人」（因入侵渠道而得名）之間的矛盾。美國《造物弄人》（Creation of the Humanoids，1962）設想核戰之後人類社會已經無法維持正常的人口再生產，除純粹由血肉構成的生物人、純粹由零件構成的機器人（類人生物）之外，出現在介於二者之間的新的生命形式，即生物人的機器人複製品，其來源是通過丘腦移植術讓機器承接最近死亡的人的記憶和個性。這種人機混合體未必知道自己的由來，其特點是其意識在每天上午四到五時之間被關閉，因為那時他們必須向機器人神殿報告。這種神殿既是充電站，又是負責組織信息交換的中央電腦所在地。當時，社會上名為「血肉秩序」的準種族主義的人類組織反對類人生物，要求將所有現有的類人生物分解或降級為嚴格功能性的機器形式。科學家拉文博士發明的丘腦移植術代表了化解生物人與機器人矛盾的一種解決方案。他本人也是人類的複製品，不僅在新形式中幾乎不朽，而且也是第一個升級到最高級別的類人生物。經過改造，他們本身將能夠複製。在影片的最後，拉文博士直接看著攝像機，並告訴觀眾：「當然，操作是成功的，否則你不會在這裡。」這等於暗示說本片的觀眾看起來像是生物人、實際上都是機器人複製品。
在美國《魔界傳奇》（Wizards，1977）中，人類由於核戰爭已經湮滅，灰燼上興起的種族（精靈族，仙女族，矮人族和突變種）繼續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仙女族女王生下雙胞胎兒子，都是強大的巫師。其中，阿凡達是一個善良的小精靈，黑狼則是一個邪惡的變種人。在蒙塔格爾，阿凡達已經成為一名導師，負責將總統的女兒埃莉諾培養成一名成熟的仙女。突然之間，總統被Necron 99暗殺，這是一名由黑狼派來殺死魔術信徒的機器人。阿凡達面對機器人，使用讀腦術進行戰鬥。Necron 99因此失去了對戰爭的渴望，並改名為和平。阿凡達從機器人那裡了解到，黑狼找到一臺「夢幻機器」（舊的投影儀），以古代戰爭的形象激勵他的軍隊的鬥志，準備製造大屠殺。為了拯救世界，阿凡達、埃莉諾、和平，還有精靈間諜Weehawk一道出發，準備去摧毀投影機。結果當然是邪不敵正，黑狼被殺，其軍隊解體。
以末日後世界人種變異為特色的科幻影片還可以舉出許多：（1）英國《薩杜斯》（Zardoz，1974），描寫2293年劫後餘生的人類被分為不朽的「永恆」和凡人的「野蠻」，後者供養前者。（2）日本動畫片《幻魔大戰》（Harmagedon，1983），描寫人類為惡魔部落所徵服。（3）法國《最後決戰》（The Last Battle，1983），描寫遭劫後人皆不能言，唯與匪徒苦戰以求生。（4）美國《金甲無敵》（Cherry 2000，1987），描寫浩劫之後社會日益官僚化、超性化，女性機器人被用為妻子的替代物。（5）美國《原型X29A》（Prototype X29A，1992），描寫後天啟時代洛杉磯殘疾人為擺脫輪椅而接受賽伯基因工程實驗結果，變成無情殺人機器。（6）美國《電子人3：回收大戰》（Cyborg 3: The Recycler，1993）描寫人類與電子人合作時代終結。有人以獵取電子人珍貴部件為業，號稱「回收人」。電子人則奮起反抗並取得勝利。
相比之下，美國《微光城市》（City ofEmber，2008）可以說是從反面描寫了文化斷裂的遺憾。世界末日到來之際，人類為自己的後代建了地下城，讓他們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情況下度過劫難。離開地下的方法寫在紙片上，連同開啟相關設備所需要的塑料卡片一起裝在盒子裡，設定200年後打開。這個盒子交給地下城的市長往下傳，但後來不知何故，就沒人將盒子當回事了。它就留在第七任市長家裡。他死前未及將箱子的重要性告訴其他人。因此，箱子雖然在預定的時間自動打開，但沒有人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三是秩序重建。既然是「世界末日」到來，那麼，與之相應的社會自然不會是美好的。科幻電影編導對此心知肚明。正因為如此，義大利《你，來自未來的獵手》（Yor，the Hunter from the Future，1983）描寫核浩劫之無情霸主用他的機械師軍隊控制世界。美國《模範警察》（Omega Cop，1990）將後世界末日社會作為極權主義荒原來描寫。日本《修羅雪姬》》（The Princess Blade，2001）則強調了這類社會的孤立主義性質。
經歷劫難之後，人類社會原有的秩序通常解體，倖存者面臨著重建秩序的任務。這類作品為數眾多。試舉數例：（1）美國《劫掠者》（Ravagers，1979），揭示核浩劫之後的社會對抗，描寫倖存者如何不遺餘力地尋找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2）義大利《冷血太保》（1990: The Bronx Warriors，1982），將重點放在社會秩序解體與重建的過程。（3）義大利《地獄流氓》（Anno 2020 - I gladiatori del futuro，1982），描寫勇士群體在末日後環境中反抗法西斯政權。（4）義大利《末日戰士》（Warrior of the Lost World，1983），描寫騎高科技摩託遊牧的傭兵獲得局外人、邊緣人的擁戴，帶領他們推翻邪惡政府，功成不居，繼續遊牧。（5）澳大利亞《瘋狂的麥克斯3：超越雷穹》（Mad Max，Beyond Thunderdome，1985），描寫倖存的流浪者與棄兒反抗女王。（6）美國《鋼鐵黎明》（Steel Dawn，1987），描寫劍客幫助定居者對付壟斷水源的匪徒。（7）美、澳合拍片《壯士血》（The Blood of Heroes，1989），描寫角鬥士為榮譽和救贖參加類似足球的殘酷遊戲。（8）美國《終極神差》（The Postman，1997），描寫美國無名氏自命郵差，有了追隨者，對社會重建起了巨大作用。（9）美國《六弦武士》（Six-String Samurai，1998），描寫核戰後一個搖滾樂武士捨命保護路上遇到的失去母親的孤兒。（10）法國《憤怒》（Furia，1999），描寫末日後世界造反的年輕人張貼反政府標語，與神秘女子產生危險的愛情。（11）美國《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2002），描寫當所有形式的感情都被判為非法時，一位負責執法者卻起而推翻這一體制。
在這類題材的科幻電影中，反映普通人命運和處境的小敘事給人以深刻印象。例如，美國《孩子與狗》（A Boy and His Dog，1975）將重點放在末日之後的人狗心靈感應、地底探險上。又如，美國《最後一個人》（The Last Man，2000）寫的是末日後世界中的三角戀。在某種大災難毀滅人類之後，艾倫逐漸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後一個人。不過，他很快就遇到了美麗的薩拉，並愛上了她。可她對他並不怎麼在意，但也不願意自己落單。後來出現了拉菲爾，一個比他帥得多的男人。此人很快就和薩拉搭上了關係。艾倫想將拉斐爾趕走，而且辦到了。等他回來時，才明白薩拉送出帶著給他的紙條的氣球，讓他回來。結果，是薩拉和拉斐爾反過來將艾倫趕走了。
（三）世界末日來臨時的倫理關係
這類影片在時段上定位於末日前世界和末日後世界之間，往往致力於表現末日到來時世界所經受的震憾、人們所體驗的震驚。世界末日作為不可抗力來臨之際，人性、人倫都經歷嚴峻的考驗。古人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最親密的人尚且如此，遑論其餘？儘管如此，不同的人仍然存在不同的表現，不同情境仍然存在不同要求。與此對應，相關科幻電影有不同的主旨。例如，美國《世界毀滅時》（When Worlds Collide，1951）關注的重點在於不同社會階層的應急反應。它描寫新星即將與地球相撞，末日臨近，人們只好通過彩票來決定誰能上飛船。在影片結尾，空間方舟飛到了新的宜居星球。相比之下，西班牙《末日浩劫》（The Last Days，2013）更多關注主人公個人的情感聯繫。在本片中，神秘的流行病遍布全球，人類對幾秒鐘內就會造成死亡的開放空間形成非理性恐懼。不久之後，全球人口幾乎都被困在建築物內。巴塞隆納陷入混亂狀態，馬克開始尋找失蹤女朋友朱麗婭（她從未冒險到外面）。幾經周折，終於找到。後來他們的兒子順利出生並長大。英國《安靜時刻》（The Quiet Hour，2014）則相對重視如何對待陌生人。在本片中，地球遭到外星機器人入侵之後，形勢嚴峻，連原先強調鬥志的父親都走上自絕之路。但原先柔弱的山村女孩莎拉不懈求生，堅強地擔負起了照料失明哥哥湯姆的重任，而且救助自稱記者、受傷的持槍人裘德，反擊前來索要此人的五名襲擊者。
時世艱難之際如何保護家人，這個問題順理成章在相關科幻電影上佔有重要地位。在美國《零年恐慌》（Panic in Year Zero，1962）中，洛杉磯四口之家去野營，遇到核戰爆發。父親必須在無法無天之際保證家庭平安。影片結尾顯示：「想必沒有終局，唯有新的開端。」本片令人想起美國災難片《2012》（2009）。它以全球化視角展示了社會各階層應對世界末日的情況，重點是一位平日受挫的作家在全球災難降臨時如何盡力維護家人生存。相比之下，美國《末日情緣》（Seeking a Friend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2012）將著眼點置於家庭重組上。根據本片的描寫，一顆小行星即將與地球相撞，紐約保險公司職員道奇在妻子驚恐離開後發現自己孤單，決定走公路與其高中戀人重聚，伴隨他的是想回英國與其父母相聚的女鄰居潘妮。兩人在同行中意外綻放愛情之花。
以上對世界末日所涉及的倫理關係的分析著眼於不同時段的劃分。必須補充說明的是：若引入時間旅行觀念的話，那麼，科幻電影的構思可以打破這一局限。美國《終結者》（Terminator，1984）及其續集（1991，2003，2009，2015）可以為例。它的主要衝突是本為人造的天網通過核戰爭統治了人類，這對於人類來說是世界末日。為了改變自己被奴役的命運，人類抵抗戰士奮起抗爭，天網則派殺手通過時間旅行試圖從源頭上清除人類抵抗運動，即殺死其領袖的母親莎拉以阻止他出生。不過，它的陰謀沒有得逞，因為一名抵抗戰士自願從未來回到當下以保衛莎拉，他就是不久成了莎拉戀人的裡斯，他們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後來人類抵抗運動的領袖。在本片中，時間運動是雙向的，倫理關係也就複雜得多。
黃鳴奮：《科幻電影創意與末日倫理》（3-2），《中國文藝評論》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