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種族滅絕計劃之一。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整個歐洲知識界都在對大屠殺進行反思,漢娜·阿倫特用「平庸的惡」解釋了為什麼有時惡只是無知的一種表現,是普通人不假思索地聽命和從眾的後果;齊格蒙特·鮑曼則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告訴我們,正是由於現代官僚制和現代技術、分工的合謀,大屠殺才可能如此大規模、高效率並且完全喪失道德同情。而喬治·阿甘本則在《神聖人》中回答了納粹是如何將原本享有德國公民權的猶太人變成毫無反抗能力的俎上之魚的,這裡就涉及到阿甘本哲學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概念:「赤裸生命」,納粹正是通過《紐倫堡法案》和一系列的「血腥之夜」徹底剝奪了猶太人的基本人權,將他們打回不受任何政治和法律保護的「赤裸生命」,才得以對他們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戮,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
喬治·阿甘本(Gioigio Agamben)是當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1942年出生於義大利羅馬,1965年畢業於羅馬大學,在上世紀70年代,他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語言學、文獻學、詩學和中世紀文化。阿甘本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他最著名的「神聖人計劃」(homo sacer project),在這一系列著作中,他回應了阿倫特和福柯對於極權主義和生命政治的研究,他提出的「例外狀態」、「赤裸生命」等概念在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阿甘本1990年代的代表作《瀆神》《論友愛》《裸體》中文版問世之際,中國學界的八位阿甘本研究者聚集在北京現代民生美術館,以「哲學的現在」為主題對其哲學思想進行探討。
界面文化(公眾號ID:Booksandfun)整理了汪民安教授在會上發言的部分內容,他的發言圍繞阿甘本在《神聖人》一書中提出的「赤裸生命」概念展開,並在阿甘本對「赤裸生命」的定義基礎上拓寬了這一概念的邊界,探討了三種形式的「赤裸生命」——政治上的、經濟上的以及文化上的。
阿甘本的思想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赤裸生命」(bare life),在《神聖人》開篇的第一章,他就提出了這個概念。在古希臘,有兩個不同的詞都可以用來表示「生命」(life)這一概念,一個是zoe,另一個bios,但這兩個詞是有區別的:zoe在詞根上詞根與zoo相近,它指的是一個「活著的生命」,除了活著之外,它沒有生命的形式和風格,這就是所謂的「動物生命」,也稱為「赤裸生命」;bios與zoe恰恰相反,它指的是人在活著之外發展出的一套特定的生命形式和風格,比如他會參與政治活動,要面對經濟和倫理問題,阿甘本將這一部分的生命稱作「政治生命」。
為什麼稱其為「政治生命」呢?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專門探討過這一問題,即人之所以為人,或者說人之所以可以超越動物性而獲得人性,是因為人要在共同體裡參與公共事務,正是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人才從動物的生命狀態獲得了一種政治狀態。從歐洲的哲學傳統來看,只有加入到共同體之中,與其他人打交道,這樣的生活才是一種良善的生活,並且可以在共同體中受到保護,獲得安全感,良善並且安全,這是對一種值得追求的生活,或者說「真正的生活」的定義。
到了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這一觀點在憲法中得到了落實,《人權宣言》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出生在哪塊土地、哪個國家,你就自然而然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這意味著你可以得到這個國家主權的保護,也就是享有這個國家的公民權。換言之,就是一個人自出生之時起,就自動加入一個共同體之中,自動變成一個政治動物,自動從zoe進入bios的狀態。
阿甘本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的,他思考的是,當我們在一個共同體中獲得了政治保護之後這一保護又被剝奪的情況,也就是我們從政治生命被打回赤裸生命的情況。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戰期間的猶太人,希特勒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包括《紐倫堡法案》、「水晶之夜」等事件,把猶太人的公民權剝奪了,使他們重新回到赤裸生命的狀態。猶太人可以被投入集中營,在毒氣室裡被瞬間大規模地殺死,原因就在於他們已經從人被貶為動物,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處置他們,而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就是阿甘本所講一種政治上的赤裸生命。
那麼只要在政治和法律的保護之下,一個人就可以免於淪為赤裸生命嗎?如果我們進一步擴大「赤裸生命」這一概念的邊界,我們還可以想像這樣一種情況,比如路邊的乞丐,他們也受到法律的保護,但他是不是也同樣可以被視為一個「赤裸生命」?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人和動物的區別是,是否參與政治;而在洛克看來,人和動物最根本的差異在於,人擁有財產權,也就是說,對於洛克而言,最基本的人權是財產權,只有在經濟上獨立、擁有私人財產的人,才能夠得到法律和政治權力的保護。那麼無產階級是什麼,無產階級就是動物,有的只是「活著」。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中講得非常清楚,無產階級之所以能夠活著,是因為資本家想讓他們活著,充當資本家的生產工具,資本家給無產階級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只夠讓他們活著並進行再生產。換言之,即便一個人受到政治和法律的保護,但是在經濟上一無所有,那麼他同樣也是一個「赤裸生命」,這是我想說的第二種「赤裸生命」。
當然,馬克思的傳統和阿甘本的傳統不一樣,馬克思特別強調鬥爭,無產階級雖然是赤裸生命,但他們可以在生產過程中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可以推翻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在阿甘本這裡,我們暫時還沒有看到現代赤裸生命的反抗策略,比如猶太人在二戰期間有沒有反抗的潛能,阿甘本並沒有談到這個問題,而馬克思卻把無產階級反抗的潛能分析出來了,並且這種潛能被列寧現實化了。
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赤裸生命,我認為還存在文化上的赤裸生命,典型代表就是福柯最後一本書《說真話的勇氣》中談到的犬儒主義。犬儒主義的創始人第歐根尼就是一個街頭乞丐,每天在木桶裡泡著,什麼也不做。他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沒有祖國,沒有家鄉,不屬於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也就不受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保護;另一個就是他極度貧困,或者說這種極度貧困是他主動追求的結果,因為他對任何私有財產都不屑一顧,認為任何外在的東西都應該拋棄。因此對於第歐根尼而言,生活應該還原到最簡單、原始的狀態,就是只維持最基本的「活著」。
在我看來,第歐根尼構成了第三種「赤裸生命」的形式,那就是對文化徹底地拒絕和拋棄,他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赤裸生命,並且這種赤裸狀態不是由於被他人剝奪而形成的,他是由於主動追求這種赤裸狀態而進行了自我剝奪。在他看來,生活的價值就是像動物一樣,過純粹自然的生活,而真理恰恰在這種純粹自然的生活中才得以顯現。換言之,對於第歐根尼而言,赤裸生命並不意味著悲劇、貧賤或者羞恥,反而代表了真理和美。文明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努力地想要拋棄動物的生活,要獲得政治、經濟的保護,而像第歐根尼這樣的古代人,卻恰恰想要成為一個純粹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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