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庫珀:越獄電影造成道德短視

如果你和我一樣，那麼當你聽說紐約北部上周發生越獄事件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歡呼或者至少莞爾一笑。而當聽到他們如何使用電動工具潛逃之後，整件事似乎變得更加浪漫。我迅速緩過神來。我對自己說：「這些人是罪犯，他們坐牢是罪有應得。」我懷疑有這種反應的人不止我一個。

我不想指責是好萊塢造成我的道德短視，但考慮到這麼多年越獄電影的影響，我覺得我的反應是巴甫洛夫式的條件反射。從《大逃亡》（戰俘從納粹戰俘營中逃脫）到《杜立德醫生》（主角從精神病院逃出），上世紀60年代我就開始看這類電影，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到了70年代，我又看了一些血腥的經典作品，例如講述史蒂夫·麥奎因在達斯汀·霍夫曼的幫助下成功逃離「惡魔島」苦役營的《巴比龍》，以及講述查爾斯·布朗森在直升機幫助下逃離墨西哥監獄的《最後逃亡》。作為一名成年人，我看過最抒情的越獄電影是《肖申克的救贖》。在1994年上映的這部經典作品中。蒙冤入獄的蒂姆·羅賓森耗費數十年時間挖地道成功越獄。

在《肖申克的救贖》中，蒙冤入獄的蒂姆·羅賓森耗費數十年時間挖地道成功越獄

這一次的紐約越獄犯，被判謀殺罪的理察·馬特和戴維·斯韋特已經被比作《肖申克的救贖》的主角了。他們從位於紐約丹尼莫拉、距離加拿大邊境25英裡的柯林頓監獄挖通道逃之夭夭。

這兩名越獄犯並沒有受到什麼冤屈。馬特因殺死自己老闆而被判刑，而且他在墨西哥逃亡期間又殺害了1人。《紐約時報》報導說，當他回到美國受審時，安保十分嚴密。早在上世紀80年代，因另一起案件服刑的馬特也曾越獄。上周的越獄事件發生之後，周邊區域的一所學校已經封閉。

我不是抨擊好萊塢的自由主義（確實如此）或者過分單純化（更不容置疑）。但值得指出的是，越獄故事的失衡程度令人不可思議。我能想到許多聲援逃亡者的電影，包括1993年的《亡命天涯》。喬治·克魯尼演過兩步這樣的電影——一部古怪（2000年的《越獄三王》），一部性感（1998年與珍妮弗·洛佩茲合演的《戰略高手》）。大多數似乎是模仿1932年的《亡命者》——該片講述了一個倒黴的囚犯越獄後又被抓回去，後來又再次逃脫的故事。這些電影所描繪的角色要麼像《悲慘世界》裡那樣蒙冤入獄、被惡意重判，要麼足夠討人喜愛，值得同情。

沒錯，也有大量電影中的越獄犯是壞人。在《蝙蝠俠：黑暗騎士》中，希斯·萊傑所飾演的小丑突破了高譚市倒黴獄卒的阻擋。類似的還有1997年的大片《空軍一號》。該片講述了美國總統與俄羅斯民族主義者鬥爭的故事。為了救出身陷囹圄的領導人，俄羅斯蘇聯復國主義者劫持了美國總統的飛機。另外，在曾獲第64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沉默的羔羊》（1991年）中，安東尼·霍普金斯打破牢籠，把兩名警察打死（並吃人肉）的情節令人印象深刻。同在1991年上映的《潮浪王子》則有越獄犯折磨小孩子的恐怖情節。

儘管如此，大多數好萊塢越獄片都採用英雄式的描述手法，有的時候還有政治意味。在託尼·柯蒂斯和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1958年影片《逃獄驚魂》中兩名主角的身份是以鐵鏈鎖住做苦工的囚犯。他們逃了出來，但被拴在一起，這種束縛構成了這部講述種族關係影片的核心。10年後，保羅·紐曼主演的經典影片《鐵窗喋血》講述了主角與虐待狂警長之間的鬥爭故事。該片是當時席捲全國的反現存社會體制浪潮的代表。

我看過最抒情的越獄電影是《肖申克的救贖》

好萊塢沒有展示現實生活的義務。如果我們想要那樣，我們也就不會去看電影了。此外，越獄在日期上早於電影。正如蒂姆·羅賓斯在《肖申克的救贖》中提到，《基督山伯爵》就是一部越獄小說。

然而，還有一點值得記住的是，大多數囚犯之所以入獄，是有原因的。通常情況下，他們決定翻越高牆——或者挖地道，與其說是政治或道德反抗，還不如說他們先是因為犯罪才入獄。我會努力記住這一點。

（本文原載美國《新聞周刊》網站，原題《為什麼好萊塢美化越獄》，參考消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