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首位博士:「我們一代人的命運是幸運而幸福的」

經歷了歷史的動蕩被耽擱了學業，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機會，馬中騏仍然感到自己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幸運而幸福的。

出品："科苑群團"公眾號

作者：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馬中騏

編者按：

經歷了歷史的動蕩被耽擱了學業，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機會，馬中騏仍然感到自己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幸運而幸福的。

回憶起自己一生的科研歷程，他說，"正是國家'科學的春天'的一系列政策使我的人生出現了轉機，使我能夠為國家的科研事業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馬中騏在課堂上授課

【人物檔案】

馬中騏，祖籍杭州，1940年3月生於上海。1981年從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畢業後留所工作，1982年獲得中科院數理學部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證書編號10001，是新中國自主培養的"第一位博士"。

1991年被評為"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退休。

長期從事理論物理研究，重點在群論方法及其物理應用方面進行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曾三次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二等獎，教學成果二等獎和2004-2005年度王淦昌獎。

馬中騏近照

· 一波三折求學路，險些不能報名研究生考試

1956年，我在上海市東中學畢業。高考前，校長找我談話,說組織需要我報考蘭州大學物理系。我接受組織分配，以第一志願高高興興地報考了蘭州大學物理系。我認為物理是研究自然規律最基本的學科，符合我的志願。

當年大概有60多人，按照組織要求，一起從上海報考到蘭大，有專人帶隊送行。我們先是乘火車到西安，然後坐"悶罐子"改造車，從西安經過兩天一夜才抵達蘭州。在蘭州大學學習的五年，我們先後經歷了反右鬥爭、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等運動。後來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雖然困難，但大家對難得的學習機會非常珍惜，學習勁頭很足，好多同學餓得浮腫，甚至昏倒了，還在拼命讀書。

五年的大學時光結束後，我們班有24位同學留校任教。我被分配在理論物理教研室任教，一門門課程輪著輔導，以前沒學好的課程幾乎全補完了，後來又接受主講群論課，為今後有關應用群論方法的研究打好了基礎。

1964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動員在職幹部報考研究生，畢業後回原單位工作。我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成功踏入了北京大學的校門，認識了我的好導師：中科院老學部委員、北大物理系教授胡寧先生。胡寧先生對我們的要求很嚴格，每周兩次舉行學術討論會，要求每個學生廣泛閱讀文獻，並在會上輪流作報告。他高瞻遠矚，及時決定從流行的色散關係研究方向轉向粒子物理對稱性的研究。對稱性研究中大量應用群論，我正好如魚得水，那一年我與同學合作發表了兩篇學術文章。

很可惜，在學習剛步入正軌的時候，我和我的同學們都被分配到農村去搞"四清"運動，直到"文革"開始才返回北大。1967年底我按規定回到蘭大。那時蘭大理論物理教研室已經解散。隨著運動的發展，我陸續參加了工廠和農村各種勞動。例如在天水汽車修理廠當鍛工，臨時接到"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拿起粉筆結合勞動內容就地講課。有一段時間，因為女兒小，作為照顧，安排我幹一個相對輕省的活兒——留在學校掏大糞。無論什麼樣的情況，我對知識的渴望是一成不變的。當時上下午各掏一車大糞，幹完洗個澡，就趕緊拿出物理專業書，認真地學，我非常珍惜每天難得的兩個小時的讀書時間，同時我也深深地盼望著終有一天會能夠全天專注於我的專業。

《人民畫報》記者1982年拍攝的馬中騏

十年浩劫過去，像我一樣無數渴望知識、渴望繼續深造，用自己的知識報效國家的讀書人的希望到來了。1978年1月，教育部發布《關於高等學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見》，決定1978年正式恢復招考研究生。但遺憾的是，第一次發布招生通知時，報考人員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而我當時已近38歲了。

但轉機很快來了，全國科學大會三月在北京召開，"科學的春天"到來了。我的導師胡寧教授也參加了會議，他和其他老先生聯名提案：1964年、1965年的研究生，由於被耽誤，沒能完成學業，但水平較高，建議放寬研究生報考年齡。考試前50天，我幸運地在學校閱報欄看到《甘肅日報》上刊載的一則通知 "研究生報考年齡放寬到40歲，64級、65級研究生不受年齡限制"。這讓我喜出望外，我繼續求學的夢想終於要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了。

我的導師胡寧院士當時兼任高能所教授，我在他名下70個報考者中勝出，成為被錄取的兩名之一。那時候我的家人對我的學業給予了極大的支持，我的兒子、女兒都小，妻子也是蘭大物理系教師，工作很忙，我撇下三口，隻身一人到北京讀研，各方面壓力著實不小。我要抓緊所有時間專心搞科研，每隔兩周就去導師家裡匯報最新研究進展，力爭取得最好的研究成果。

學習期間，李政道教授為哥倫比亞大學在中國選拔5名物理專業學生出國深造，研究生院教務處希望我能夠報名。但是我的導師認為我是在中國培養好的研究生，不需要再到美國重新讀研。我很同意他的意見，兩次美國大學的聯合招考我都沒有參加。

· 成為新中國的首個博士，把博士學位證捐給國家

1980年，全國人大討論建立學位制度，確定我國設立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教育部決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設立博士試點，培養中國首批博士。胡寧先生當時第一個為我報名。同年8月，我接到通知，要在12月交博士論文。我選擇了一個熱門方向——磁單極研究作為我的博士論文方向。這裡面有很多數學問題，恰好我看到"復旦大學學報"發表一篇谷超豪教授的新文章，提出了一種研究磁單極理論的新方法。高能所特批我到上海向谷超豪教授請教，並得到了谷先生和胡寧導師的認可。經過兩個月的計算，我帶著最終的計算結果請谷先生審閱，他認為這個結果已經達到了博士論文水平。

馬中騏論文答辯現場

1982年2月6日，高能所舉行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委員會主席是"兩彈一星"元勳彭恆武院士，答辯委員是胡寧院士、朱洪元院士、戴元本院士、谷超豪院士、侯伯宇教授、李華鍾教授。這是我國舉行的第一次博士論文答辯。我由於有過從教經歷，這次答辯進展順利，沒有一點緊張。七位答辯委員會現場進行無記名投票，一致認為我的論文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論文。是年三月，時任中科院數理學部主任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院士為我籤發了博士學位證書。

其後一年多時間，包括我在內的首批18名博士陸續通過博士論文答辯。1983年5月27日中央決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中國首批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大會。我在大會上代表所有被授予學位的博士、碩士發言，既緊張又感到幸福。

1983年首批博士合影

現在我的博士學位證書、學位授予大會的請柬門票、主席臺的坐票、次日錢三強院士組織座談會的請柬和1991年獲得的"突出貢獻博士學位獲得者"的證書全捐給了國家博物館。證書是那個歷史階段的標誌，我認為把證書留給國家博物館是最佳選擇。

恢復高考、恢復研究生考試、建立學位制度這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好政策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帶來了太多幸運和曙光，我們這一代正是有了這樣的機會，才能繼續讀書、深造，才能為國家的科研事業發揮更大的力量。

2004年馬中騏與楊振寧合影

就是這樣一位把畢生精力獻給科研的首號博士，卻把成就歸功於時代的禮遇。馬中騏曾在採訪中談到，自己能成為第一號博士是歷史的偶然，並不說明比別人強，只不過是這批人當中的一個而已。和馬中騏一樣，那些老一輩奮鬥在科研崗位上的科學家們感恩國家政策的利好，而我們更要感謝他們畢生不懈的探索與耕耘。

文章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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