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簡介
何頓
長沙市人，大學本科畢業，下過鄉、當過教師等，現為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長沙市文聯副主席、長沙市文聯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主要作品：中篇小說集《生活無罪》和《流水年華》等；長篇小說《我們像葵花》《黃泥街》《就這麼回事》和《湖南騾子》等。
曾多次獲得各項文學獎，長篇小說《黃埔四期》獲第二屆路遙文學獎；《來生再見》獲中國作家第七屆鄂爾多斯文學獎大獎，同時獲湖南省第六屆毛澤東文學獎；中篇小說《青山綠水》獲2012年至2013年《中篇小說選刊》「雙年」優秀中篇小說獎等。
圖書簡介
《幸福街》
作品講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兩代人，在歷經特殊時期到改革開放近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他們的遭際和情感的故事。通過小人物的命運遭遇，廣闊而深刻、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當代的社會變遷。
3月1日，由湖南文藝出版社舉辦的「何頓長篇小說《幸福街》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近20位評論家圍繞何頓寫作及其新作《幸福街》展開討論，評論家認為何頓的寫作經驗和悲憫情懷讓《幸福街》呈現出了「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經典作品」的氣象。
《幸福街》通過勾勒新中國成立後幸福街兩代人的命運遭際，全景式展現了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普通人的生活、思想、命運境況與時代風雲激蕩的歷程。
寫《幸福街》這部書，何頓坦承自己「動了十幾年的心」，他一直想寫他們這一代人的故事，但一直覺得自己這一代人還有很多可能性，還不到動筆的時候，後來經過了生死沉澱，他才生發了寫這本書的強烈願望。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最大的考驗是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是一味地幻想突破。從《生活無罪》《我們像葵花》《就這麼回事》《無所謂》《荒原上的陽光》《湖南騾子》到《幸福街》等，光是長篇小說就有十多部，何頓用自己超常的毅力和耐力，不負於「作家勞模」的美譽。但這個稱號不只是對他的高產，更是對他每一部作品都能保持高品質的褒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為「卑微的人、大寫的歷史和血性的土地」立傳，都是「他的思想、精神朝向大地、朝向歷史的一次次映射」。
評論家李建軍認為這是難能可貴的，「因為現在整個當代創作，流行一種非歷史化，跟現實嚴重脫節的現象，很難看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生活歷程。而《幸福街》深刻地還原了時代的風貌。」
我們這代人要好好總結一下
記者：請談談《幸福街》的創作緣起。
何頓：我40歲之後經常走一些地方，有個想法，我們這代人要好好總結一下。40歲的人還是有衝勁的，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2015年，我得了一場好大的病，在醫院的一個黑板上，寫著我的真名：何斌，直腸癌。我天天望著，不知道還能活多久，覺得不找點事就荒廢了，於是開始寫《幸福街》。
記者：書名為什麼叫作「幸福街」？
何頓：因為健康就很幸福，活著就很幸福，健康問題沒到我身上的時候我想都不想，我在文聯體檢的時候，身體各項指標都是最好的，結果得一個這樣的病。我病的時候躺在醫院，就想寫個小說，對自己這代人做個總結。起心是1998年，寫一個這代人的故事。但那個時候，這代人很年輕不能總結，總結要到60歲的時候，基本上就定了，我就想死之前把這個寫了。
記者：寫《幸福街》最初想到的是哪個人物？這本書主要寫了哪些故事？
何頓：回想我的青少年時代，突然想起「林阿亞」，一個妹子，我還記得畫過她，夏天畫過，穿著短袖的確良，當年我追過她，她不喜歡我，沒辦法。人生病的時候，除了老婆照顧我，我腦袋裡就出現這樣一個人物。
《幸福街》我寫了三組人，一組是林阿亞和父母，這組人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另一組是哥哥姐姐們，鄰居的哥哥姐姐們當紅衛兵，衝擊別人；第三組就是我們自己這代，我們當時還在上學。通過三組、兩代人講述那個年代的故事，我是這樣想的。
記者：您的很多小說涉及人和時代的關係，《幸福街》也是這樣，其實是寫兩代人在這幾十年的發展，是否想到他們的人生軌跡、人生經歷折射了這個時代的發展？
何頓：開始沒想，創作中意識到就是這個時代。我覺得我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者，就是一個書記官，把時代中的人物準確把握住就非常了不起。
讀巴爾扎克的小說就知道19世紀是怎麼回事，讀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就可以看到英國那個時候人性殘忍的地方。生活中有些東西就是那個年代出現過的，每個時代作家有不同的追求，有的講究現實主義，以現實題材為主，同時去把握現實、思考現實中的人物，我甚至想，即使百年後，我死了之後，那個年代的讀者，手裡捧著一本《幸福街》，就知道湖南的生活就是這樣，人家能夠從我的作品中還原，不知道這個願望做得到不。
不當畫家當作家
記者：《幸福街》裡是一代人的群像，寫作中你最喜歡，特別著力的是哪幾個人物形象？
何頓：寫三組人父母那一輩，對周蘭琢磨很多，她的命運很坎坷，老公被認為是國民黨軍統特務又被判刑。把她寫得很複雜，開始寫得很簡單，但是有人提出來說，她應該有很複雜的心理變化，應該去揣測。
第二個是林阿亞，雖然我是在看病時想到這個人物，但這個人物花了我很多心思，包括她去領骨灰，我曾經想去掉這個章節，一個小女孩父親被認為是反革命，母親關在監獄。當她領骨灰的時候，突然骨灰盒摔到地上，她對著骨灰喊爸爸，我自己眼淚都出來了。
第三個人物是何勇。他是「文革」中玩著長大的，那個時候我也沒讀書。我讀大學的時候覺得沒文化會被淘汰，沒文化當不好一個畫家。我想著要去讀名著，我在「文革」中長大，父親又被打倒，我看到雜誌寫的不怎麼開放，我覺得我可以去寫。那個時候我父親恢復工作在教育學院當副院長，那個圖書館的管理員是個女的。那個女老師曉得我爸爸是副院長，說：「你看到什麼喜歡的書去拿。」她還給我一個網袋子。那幾年我放肆讀書，就改變了命運和興趣，本來想當個畫家，結果經歷這麼多事，我也可以當個作家，作家更可以表現自己對時代、對幾代人的認識，畫畫不足以表達我的心聲和內心的感慨。
我寫何勇也是這樣玩大的，通過努力改變了命運。何勇是派出所所長，和林阿亞談過戀愛。林阿亞考上大學走了，她是他奮進的力量，何勇讀書，讀函授，任何一代人還是有走出來的路，那一代人就走出來了。
何勇的崗位很平凡，他在自己的崗位、家庭中扎紮實實地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當自己該當的角色，作為派出所所長，他受過很多誘惑，能夠保持初心特別可貴。
記者：《幸福街》裡的女性特別出彩，比如林阿亞、周蘭、趙春花，您在塑造這些女性形象的時候是不是有特別的情感？
何頓：我住的那條街確實有幾個很漂亮的妹子，陳漫秋就是用她的原名，她比我高一屆，還是舞蹈隊隊長，教我們跳忠字舞。我爸爸到教育學院後我家搬走了，多年不見。我生病時想到這些形象，不但想到林阿亞還想到陳漫秋，我塑造人物的時候很小心，我曾經寫得很黑暗，但我不能這樣看待心目中很神聖的女孩子、我青春時期的偶像，後來有人提出保持美好的形象，不要破壞，於是陳漫秋這個形象有比較大的修改。
我寫林阿亞和何勇的愛情故事，何勇為林阿亞做過好多事，幫過好多忙，但何勇和林阿亞最後沒有結合。因為林阿亞在上海，他在黃家鎮，他們要組合在一起太勉強了，你要按照一個人物內在的性格和邏輯去寫。再美好的初戀還是要分開。
記者：這本小說是2018年重點扶持小說，曾經請全國最好的批評家來改稿、提意見，有的意見非常尖銳，書稿進行了四輪大的修改，這個經歷也是您創作中很少有的，您在修改中最強烈的感受是什麼？
何頓：如果這個小說不是發給評論家看，不修改，去年5月份就出來了。省作協很關心，文聯很關心，想要我打造一部經典作品，我就朝這條路走走看。我回去以後，吃飯也反思意見，散步也思考意見，周蘭的改變就是思考意見的後果，陳漫秋的改變也是在思考意見的過程中確定這個人物的最終走向，我這部作品是修改三到四次的。
我書中的語言一般是很率性的，反覆修改後，感覺語言更加凝練，在語言上，《幸福街》可以說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出彩的一部。每次寫作的時候，我面對電腦，就看這一段話有沒有可挑剔的地方。我在做手藝匠人，要把花繡好，細節就是一朵一朵的花，把每朵花繡好，就組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圖》。這次書印出來有38萬字，動好多腦筋，現在頭髮白成這樣了。
（燕趙都市報記者 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