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何頓 竹林 文學報
1981年4月，《文學報》正式創刊，近四十年文學歷程，猶如一條寬闊河流，源遠流長。順著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蕩宏闊，是湍急向幽深豐厚。這也是一片遼遠星空，今天的文壇名家們，曾經是與現在「90後」新人一般的年齡，如一顆顆初升的新星，以新銳身姿，併入星軌，璀璨交輝，許許多多的第一篇訪談、第一篇創作談、第一篇評論之聲留在了《文學報》。
■ 創刊號
明年4月，創刊四十周年，我們從此刻回望並聆聽文學與作家們初升時的聲音，那裡有經典性背後隱藏的質地、品格和精神成長。正是這些聲音相互激蕩、迴響，不斷闡釋和生發，從而形塑文學當下。
我們將陸續為大家帶來這組專題文章「40年·星辰迴響」，和年輕時的作家們相遇對話。
今天帶來作家何頓和竹林談自己的成名作。
40周年紀念海報「星辰版」 設計 / Cincel
何頓
對文學情有獨鍾
刊於1996.2.15文學報
文學是一束光，它不是本身就可以閃亮的發光體，而是一束看不見但能體會的聖光，一些青年就憑著自己的勇氣向這束聖光邁去，就仿佛佛教徒充滿虔誠又歷盡千辛萬苦地向佛教的聖地旅行一樣。飛蛾撲火是一句成語，意思是自取滅亡。但從另一角度你卻會佩服飛蛾的勇敢。我就是一隻飛蛾，撲向文學這束聖光。從宇宙大爆炸誕生時間和空間起，地球的存在至今已有兩百億年了，也許還將存在二百億年下去，人的一生在這漫長的時間裡，只是可憐的一瞬——這是我們對生命和宇宙存在進行認識的結果。但是很多人都想在這一瞬裡把自己幹得輝煌，還有的人想在這一瞬間裡留下一首美好的詩，抑或遺下一幅美麗的圖畫，儘管這種留下也是短暫的，還可以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思想，但還是有人這樣做。因為這是一種理想和心願，誰都在為自己的心願而活著，我相信我就是在為自己的心願而活著的男人。
■ 根據何頓小說《我們像葵花》改編的同名電視劇
既然圍棋、象棋、足球和音樂、繪畫可以迷戀很多人，自然文學也可以同樣迷戀很多人。我曾經在一些報紙上看到某人感嘆自己錯愛了文學，為自己前幾十年去寫文學作品而後悔不迭。這在我看來他是沒有寫出一部好作品而痛悔自己冤裡冤枉地活了幾十年。試想想託爾斯泰會後悔嗎？巴爾扎克會後悔嗎？福克納、馬爾克斯等一些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會後悔嗎？
一個作家到老了來否定自己的歷史，我想那是因為他在他的一生中沒有寫出一部真正的好作品。所以如此看來，文學又是相當殘酷的，時間是可以很好地把你替換掉的，你寫的作品甚至還不要十年就被人遺忘了。這是因為不斷有新的作家湧現，而人們大多只關心眼下的生活，自然也只留意當下的文學作品。除非你成了大師，寫出了不朽的作品，否則新的作家會馬上取代你的文學地位。但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我不會為自己對文學情有獨鍾而後悔。我從文學青年變成今天被文壇注意的青年作家，把在大學裡學美術時愛上文學的那兩年劃掉，也有十二年的文學歷程了，這中間動搖過，也想過幹別的，但最終還是在文學的道路上走著。文學是一塊土壤，這塊土壤是可以很好地耕耘的。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讓你去觀察去表述，而文學就是讓你去表述你的人生觀察的。既然有人當然就有文學作品存在。試想想假如這個世界沒有文學藝術，那就不等於這個世界沒有色彩和花朵存在？那不是很可怕嗎？只要你寫出了好作品，我想是一定有人看的。
■ 《生活無罪》1995年版
有一些這樣那樣的朋友非常熱心地問我，我的成名作是哪一篇。我想我的成名作應該是《生活無罪》吧，之前我也發過六七個中短篇小說，但沒引起人注意。然而我沒有洩氣，我想只要我用心去寫，寫自己感受到的生活，遲早會引起讀者注意。
《生活無罪》是在搞裝修的間隙中寫的，那時候我一心二用，一邊搞文學，一邊搞點裝修解決自己的溫飽。我當時想我要寫一部貼近生活的小說，發不發表是其次，主要是寫好它。後來《生活無罪》寫完了，我拿給當時已在全國名氣很大的小說家何立偉看，何立偉說這是一部好小說，於是就開始了它的旅行，從東到北，從北到南，歷時兩年多，最後在《收穫》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刊發了，而我完成它是一九九〇年十月。那年我在《上每文學》第九期和《收穫》第六期上相繼又發表了《我不想事》和《弟弟你好》，這引起了評論家陳曉明、張頤武、王幹、鄒平等等的注意，他們撰寫的文章從各個渠道反饋到我耳朵裡，讓我非常吃驚而且高興，於是覺得自己可以寫，於是就再寫，當然文壇上就有了今天的何頓。很多年前，我十分好勝地想，達摩緘口無語地面壁十年，這可真是一種令我輩欽佩得五體投地的精神。那麼我只要用達摩的一半精神幹十年文學，也應該會有一點回報什麼的，我這麼想於是就這麼幹，就這麼簡單。有時候想想大師們走過的路，心裡就好比有一股暖流在流淌一樣，很能溫暖人和給人士氣。我想。
竹林
生活和心靈的寫照——我寫《生活的路》
刊於1997.10.30文學報
我走上創作道路，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促成的。「一片紅」的上山下鄉運動把我拋向安徽省有名的窮地方——鳳陽。在那裡，我經歷了廣大老三屆知青所經歷的一切。再加上我還缺少一般知青那樣的家庭的支援，也沒有任何關係網可依靠。
於是，艱難的人生道路只好靠自己去闖。當然，想被招工，想被推薦上大學；不光想過，還努力去爭取過，然而這些都必然地落空了。失望使我設法尋找平衡與慰藉，否則就是絕望。於是，我投入了寫作。因為只有它才不需人幫助、不靠關係，也不要本錢，又可使你全身心地投人。但是我不知道寫什麼和怎樣寫，我就悄悄地把我在鋤地、擔土、推小車時的所見所聞所思記錄下來。這些東西雖然沒有章法，甚至有點幼稚可笑，然而它們是我真實的生活和心靈的寫照。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按政策回城了，並有幸在一家兒童出版社當了編輯。於是我又將這些東西拿出來整理加工，搞成了一部長篇。這就是《生活的路》。這部書稿從上海到北京，週遊了四五家出版社，最後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而且意外地被當時該社的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孟偉哉同志肯定了，我還記得老孟在讀完書稿後批在稿子邊上的字：「這部書稿，我從下午讀到深夜兩點，掉了幾次眼淚。我相信，它出版後一定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全國上千萬知識青年會支持你，他們的家長也會支持你，我也支持你！你是大有可為的青年，努力吧！」
■ 《生活的路》1979年版
當時正是1978年初，「四人幫」剛粉碎，「左」的思想無法一下子清除，我被扣上了「白專道路」等幾頂帽子。在單位裡受到了批判。與此同時，他們的影響力也達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部稿子既然遭到了政治上的非議，當然它的出版程序就被擱下來了。然而，命運常常是會同人開玩笑的。正在此時，我突然接到了人文社的一份通知，要我在去北京參加一個作者座談會。
到了北京，更使我大吃一驚。這次名叫「全國部分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的會議，幾乎當時全國文藝界的高層領導都參加了。而更令我吃驚的是，茅盾先生在大會上直接肯定了這部長篇，而且點名要我上臺去說幾句話，談談這部小說的創作意圖。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切弄懵了——我無法從深重的心理壓力中擺脫出來，對眼前發生的一切作出判斷，並轉換自己的角色。我一直呆呆地愣在座位上，任周圍的同志推我拉我，我仍然邁不開步子。
■ 1979年2月9日人民文學那次座談會閉會時的合照
茅盾先生（前排左六）坐在前排正中，他的右邊是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竹林（二排左八）微笑著站在他的右後。
直到十幾年以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的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女巫》的討論會上聽了當時該社的副社長李曙光同志的發言，我才認識到，這次與當時中央開始思想解放運動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幾乎同時召開的座談會的真正意義——它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藝界的思想解放炸響了第一聲春雷。
接著，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同志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長篇評論文章，批駁了那些攻擊《生活的路》的觀點，支持和肯定了這部作品。而我的創作生涯中的第一道門檻，也終於跨了過去——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生活的路》終於出版了。儘管作品還很稚嫩，但我的心裡感到了充實和莫大的安慰；因為我自覺我在作品中講的是真話，而且也為廣大知青同胞發出了心中蓄積已久的第一聲吶喊。
現在，事隔近二十年再來絮叨這一切，並不是我要和誰「秋後算帳」，我只是想讓自己的這些真實的經歷能給現在剛走上文學道路的年輕人一些有益的啟示。記得在我那些最艱難的日子裡，我當時同辦公室的一位同事、也是文藝界的一位前輩，為了鼓勵和安慰我，曾語重心地長地對我說：「小王，要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每個人都必須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你將被人看不起，說你是好高鶩遠。第二階段，當你有了初步的成績以後，就會有人妒嫉、排擠、打擊你。這時可千萬要頂住。第三階段，你終於成功了。這時你可千萬要謙虛謹慎，還要寬容。」我牢記了這位前輩的話，不敢一日或忘。我想，這段話，對在生活的道路艱難地前進的人來說，也並非沒有意義。
新媒體編輯：張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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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文學是一束光，在何頓和竹林的生命裡反覆激蕩 | 40年·星辰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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