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被看作一個腦力勞動超過體力勞動的時代，女性很多優點由此徹底釋放。到了2009年，一場金融海嘯更是使西方社會文化發生深刻變化，其標誌就是男性的權力逐漸轉移到女性手中。華爾街不得不承認，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資損失、避免低於目標回報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貿然從事
等方面要比男人強得多。以至於一些經濟學家把「經濟衰退」在文章中改稱為「他衰退」。
從2008年到2010年，《商務周刊》的「25中國商業女傑」評選活動已經進入第三屆。與西方歷經幾次婦女解放不同的是，「她時代」的形成在中國自有其特殊土壤，比如獨生子女政策、城市化等等。2010年正處下一個十年之交。有鑑於此，《商務周刊》把關注點擴展到在商業社會迅速崛起的整個女性群體。我們希望通過解讀「她時代」的形成之因以及今日之果，尋找到下一個十年的女性成功邏輯
□ 記者 張婭 陳楠
《商務周刊》「25中國商業女傑」評選標準
關 注 度：曝光度及非利益相關人的關注度
權力指數：所處行業的重要性，所處公司在行業的重要性及個人在公司的影響力
BQ 指 數：即女性魅力指數，包括氣質、內涵、親和力與個人魅力等
她時代：愛與哀愁
「這個時刻終於到了」。隨著身兼歌手、導演和演員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拆開手中信封，在此起彼伏的掌聲和歡呼聲中，一襲銀灰色綴心形盤花蕾絲禮服的《拆彈部隊》導演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走上領獎臺。82歲的奧斯卡獎終於迎來第一位女性最佳導演。
歷史定格的時間恰逢國際婦女節一百周年。對於畢格羅為何在奧斯卡戰勝執導《阿凡達》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爭論仍在繼續。以至於有國內媒體把畢格羅看作一枚在男性主宰的好萊塢甚至全球電影圈裡的「性別炸彈」。「只是我們還不能確定，奧斯卡小金人的榮譽，『最佳導演獎首次頒給女性』的突破，是意味著橫亙在片場、名利場、權力場的性別炸彈被拆除了，還是它其實更加醒目甚至被引爆了？這也許是枯燥的本屆奧斯卡頗為有趣之處。」
無論如何，女性確實正越來越多地在原本由男性主導的領域嶄露頭角。2009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人數達到5位，輕鬆打破2004年3位女性獲獎的紀錄。而早在2006年，《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已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這種女性化現象冠以「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稱號，並令人震驚地宣布，過去約10年間，有償勞動力中女性人數增加對世界經濟增長所做的貢獻，超過了迅速崛起的中國或新技術。
與西方歷經幾次女權運動才得以彰顯婦女權益相比，中國女性一開始就站在更有利的起跑線上。1949年新中國成立，「男女平等」即作為一項基本國策被寫入《憲法》，隨後的《勞動法》也明確了「同工同酬」的原則。美國哈佛大學學者馬丁·懷特認為，早在1960年，「現代社會」在中國的城市裡已經成形。「大多數社會需要經過好幾代才會發生這些變化。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些變化被壓縮在兩三年裡就完成了。」他說。
一個細節是：中國的父母們予以子女同等的權益，包括以家譜排行為女兒命名。微軟(中國) OEM部門客戶總監陳利寧就回憶說：「從小父親就鼓勵我女孩和男孩是一樣的，我從來不認為女孩兒天經地義就可以比男性弱一些。而作為母親，如果下一代是女孩兒的話，我們有責任把這種信心傳遞下去。」
1979年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女性勞動力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一方面，女性只需要照顧一個孩子，解放出了更多時間，就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從以家庭為主過渡到社會角色與家庭角色共存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獨生子女政策以及於1986年開始實施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也改變了中國家庭的教育模式，讓女孩也能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徐光興則認為，中國教育體制的現狀甚至有助於女性成為社會的頂梁柱。「我們的教育更強調死記硬背，這是女孩擅長的。此外，女孩也比較乖巧，小學裡的幹部基本都是女孩子。相反，男孩就不太喜歡學習，而是更加好動。等他們到了高中開始想好好學習時，打基礎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他說，「現在的大學中，特別是在文科校，女生入學的比例非常高。男生在理工科學校的入學率還好些，但女性受到的教育水準整體優於男性。」
高學歷無疑是促進女性就業的關鍵因素之一。來自萬事達卡國際組織的觀察數據顯示，中國女性的「勞動市場參與率」和「受教育程度」不但正相關，而且是一個持續進步的過程。2007年到2010年，中國女性的先驅指數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得分從101.27提高到114.87，「勞動市場參與率」則從89.89增加到90.36。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的城市化。作為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產物，每年有1500萬-2000萬人轉為城市人口。他們多來自城鄉結合部，或者由於基礎建設發展，小型快速發展的農村中心轉為城市中心。按照萬事達卡國際組織預計，這個趨勢還將持續15-20年，截止到2023年，城市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60%。城市文化的盛行意味著女性更加解放，更加平等，女性的社會及經濟參與性更強。
「中國女性生活在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中。這會影響到中國女性的自我認識，包括她們怎麼看待自我，怎麼認識自己在社會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公關部副總裁陳俐仙對《商務周刊》表示，「隨著更多的女性出任管理職位和更高的收入水平，中國女性的自信程度非常高，她們的消費信心指數更是在亞太地區所有市場中最高。」
隨著在職場上越升越高並且不懈拼搏，中國女性正在擁有與男性同等的經濟大權，有時甚至成為主導者。數據顯示，75％的中國女性現在可以不向自己的另一半伸手，而是用自己的收入隨心所欲地購物，而相較於男性（57.3%），更多的中國大陸女性（79.9%）認為自己掌握著家庭財政大權。她們因此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驅動力。波士頓諮詢公司（BCG）2009年初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女性正在推動全球12萬億美元的消費，並且將在未來五年內繼續貢獻5萬億美元的收益。
儘管理想與現實之間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差異，但中國實現性別平等的速度確實遠高於其他國家。目前，無論是在職業成就、家庭地位甚至文體領域，中國城市女性與外國女性相比而展現出來的某些相對強勢，成為讓西方輿論讚嘆不已的一大 「中國奇蹟」。由此帶來的問題也顯而易見：在男性按部就班的成長同時，通過加倍努力在男性社會贏得尊敬的女性們向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人的男女關係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衝突。
一些新詞彙正在當前的社會流行，比如已經由中國教育部公布的漢語新詞之一「剩女」。這是指絕大部分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長相也無可挑剔的現代都市女性，因擇偶要求較高，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歸宿，而變成大齡女青年。對於婚姻中的精英女性的兩難境地，網上流傳的段子則把舊時的「三從四德」改為了新女性「十得」：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寫得了代碼，查得出異常，殺得了木馬，翻得了圍牆（黑客技術），開得起好車，買得起新房，鬥得過二奶，打得過流氓。
但是，女性們本就因商業社會對抗性減弱和合作性增加而走向職業頂峰，今天的世界也不再需要那些因男性能站著方便而女性不能就感到憤憤不平的激進女權主義者。與其說是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讓女性管理者的比例不斷攀升，不如說是她們本身正在與現代商業社會實現完美結合。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奧斯卡吧。與《拆彈部隊》這樣一部純粹男性化電影出自女導演之手交相輝映的是，《阿凡達》以看似簡單的愛情故事直面人類自身的貪婪與殘忍，展現了男導演的人文情懷。這完全可以證明，這是一個剛柔並濟的社會。如同太極圖的兩個半圓一樣，只有女性柔韌、穩健、合作的特質與男性的權威、強勢和果斷無縫連結，才能最終創造出燦爛的未來。
本刊記者周燁彬對此文亦有貢獻
A Tale of
Two Cities
雙城記：北京 vs 上海
北京在北，上海在南，相隔千裡。如果說上海是以黃浦江兩岸的萬國建築群與浦東光彩奪目的摩天大樓呈現國際風範的話，北京則在用正陽門南北的眾多品牌旗艦店與故宮的紅牆黃瓦嘗試著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遊弋。過去數十年，伴隨著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經濟、文化的衝擊與融合促進了女性意識的彰顯。從這樣的兩座城市選擇兩名代表，來了解今天中國女性的所做所想，或許再恰當不過了。
雙軌人生
早上8：30，中國銀河證券朝陽門營業部總經理王曉晶把車駛入北京東四十條橋附近一座大廈的停車場，徑直坐電梯到了六樓。這裡是營業部的管理層辦公區。從大門到辦公室不遠，她輕鬆地與下屬們打著招呼。
一進辦公室，她就脫下略顯誇張的幾何造型大衣，裡面是淺灰色職業套裝。 「Chloé」的手提包被隨意放到一邊，她喜歡這個誕生於二戰後新思潮衝擊舊傳統時代，浪漫並帶有一點挑戰精神的品牌。
與生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同齡人一樣，王曉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見證者和受益者。大學選擇財務專業，畢業分配到國企，但她的人生隨後並沒有按規划進行。工作不到半年，她就辭職離開，其原因在於國企的氛圍和當時開放的社會環境已開始格格不入。在她看來，在計劃經濟時代，父輩們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工作，所有家庭和朋友之間的生活沒有太大區別，是一個相對平衡的世界。到了1980年代，機會多了，把握機會能力的不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貧富差距也開始拉大。這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她進入金融行業也頗具戲劇性。當時，王曉晶的一個大學同學在期貨公司任職，有著令人羨慕的收入和理財能力，在同學鼓動下，她進行了人生第一筆投資。
「上午10點，同學打電話說已經下單，多頭買進，等我吃完午飯回來就又接到電話說跌停。此前的國債期貨一直是上升行情，我當時就傻了。」她回憶說。第二天，一夜沒有睡好的王曉晶跟單位請了假直接趕到同學公司，第一次見識到了當時還顯得很神秘的期貨交易。這讓她對這個行業產生了濃厚興趣，兩個月後她就應聘到一家期貨公司做了「紅馬甲（場內交易員）」。後來，她才知道，自己的第一次投資就趕上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載入中國金融史冊的「3.27國債事件」。
去年國慶期間，王曉晶和兩個同學到國外旅遊，其中一位就是當時在期貨公司任職的那位同學。但這個同學早已放棄金融行業，到外企做財務工作。坐在巴黎的小酒館裡，同學問道：「你怎麼能夠在這個行業堅持十幾年？」王曉晶的答案是：「在這個行業越久就越謹慎，努力把握原則和底線，是存在的根本。而且我始終熱愛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風險特別大，很容易出問題，有時候出了問題你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見過不少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在行業裡消失。這和人品無關，往往是不知不覺就陷進去了。」她對記者坦言，「有一段時間我特別迷惑，不知道哪件事是對的，哪件事是錯的，這個過程很可怕。我決定，只承擔合規合法範圍內的壓力，絕不會去承擔超過這個範圍的壓力。」
這與華爾街正在發生的變化不謀而合。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華爾街不得不承認，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資損失、避免低於目標回報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貿然從事等方面要比男人強得多。在王曉晶看來，金融服務行業對情商的要求超過智商。除了謹慎以外，女性比男性更為腳踏實地，在完成任務時也更具韌性。
她的思緒再度回到十幾年前。這時正處於中國股市的第一波熱潮。為了申購新股，她經常需要帶著很多申購材料和數額上億的支票或匯票奔走於全國各地；即使到了目的地，還要通宵排在人群長龍中耐心等待，以爭取申購到股票；幾天之後結果出來，如果沒有申購成功，還要爭取在最短時間從銀行拿到退款。「我每次去都能完成任務，即使派一個小夥子去也未必能完成得這麼好。」她自豪地說：「我的很多客戶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積累，他們認可我也和這些細節有關。」
但這畢竟還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此前銀河證券召開全國工作會議，200多家分支機構負責人全部出席，其中女老總不到五分之一。與男性慣於「指點江山」相比，女性走到最前臺需要更多勇氣。王曉晶承認：「你會發現，所有事情已經沒有誰可以依靠，完全要靠自己。而且是你要去做決定，做還是不做，往哪個方向發展，可能一個失誤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習慣了在公司的發號施令，有些思維方式不可避免會被帶入到家庭生活中。但她也有溫柔的一面。「每次家庭聚會，我都很少說話，讓老公說的多一點，而且我很少會提到自己的工作。」王曉晶說，「這多少有點刻意，但我處理的還不錯。當然，關鍵還是相互理解和支持。工作是為了生活，生活品質好了，就更有動力去工作。」
每個周末或者節假日，她也會帶著兒子去參加各種運動。「我希望在兒子心目中建立一個溫婉、勤勞、有女人味的傳統母親形象。但現在兒子特別崇拜我，覺得媽媽很優秀。有時候別人問他長大了要做什麼，他就會回答要做和媽一樣的工作。實際上，他並不很清楚我的工作到底是什麼。」她甚至有些抱怨到，「我想建立的形象和實際樹立的母親形象不一樣。」
透過王曉晶辦公室的玻璃窗往下看，恰好是北京的「南新倉文化休閒街」。依然是龐大的倉庫，灰色的磚牆，昔日的明清兩代皇家糧倉現在被改造成了特色餐廳。近現代以來，北京這座城市一直陷於現代化建設與古都風貌保留的矛盾之中。這樣的矛盾也被折射到每個生活於此的人身上。
在王曉晶看來，生於1970年代的人是承上啟下的一代，與老一輩相比，他們趕上了好時機，有能力得以發揮，與「80後」、「90後」相比，他們又深受傳統影響，不會像「80後」、「90後」那樣無所顧忌。
「家庭和工作，不能說誰的價值超過誰，工作也是一種感情，通過工作可以實現自身的價值和被社會認可。我希望兩者兼而得之。」王曉晶說。
海上故事
晚上7：20，從臺北到上海的飛機穩穩地降落在浦東機場。作為貝爾尼尼集團的首席設計師，洪英妮已經習慣這種「空中飛人」的生活。貝爾尼尼是一家創立於1976年的服裝公司。「我很喜歡不同文化融合所帶來的趣味性。」洪英妮說。
洪英妮畢業於英國倫敦著名的服裝學院London University of Fashion，目前的Christian Dior首席設計師John Galliano以及倫敦夫妻檔設計品牌Clements Robeiro等都出自於該學院。在她看來，倫敦是個很有衝突感的城市，城市面積不大，人種很多，不同文化帶出來的結合效果表現在服裝、城市建築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讓生活變得很有樂趣。而如同千米外灘上展示的數十棟風格各異的萬國建築群一樣，上海也是中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核心城市之一。談及各地女性的差異，她半開玩笑的回答道：「北京的女性性格更乾脆、爽朗。與國外相比，上海的女性好像還更厲害一些。」
從機場到位於上海的公司國際事業總部所在地，洪英妮已經輕車熟路。這是一座獨立的五層小樓，洪英妮的工作室位於其中一層，這裡有如精品Fashion Mall一般的各品牌展間，有提供各種茶點的吧檯服務，更有色調明亮溫馨的接待區。在這裡，她把不同的異國風情融入到服裝設計中，有時候還會有一些更為大膽而有趣的混搭，比如邀請住在印度的英國設計師設計項鍊，或者讓住在摩洛哥的法國設計師設計彩盤。
早在25歲時就擁有以自己英文名字「Robyn」命名的服裝品牌，洪英妮確實比其他設計師幸運得多。她承認其中很大因素來自她就職於自己母親創立的家族企業。但家庭背景帶來的並非只是榮耀。「我非常喜歡室內設計，所以在20多歲的時候，我經常會想，如果不是家庭的關係，我可以做室內設計師。我會很極端地跟母親說，如果這輩子沒有成為室內設計師我會死掉。」她回憶到。在進入家族企業工作後，急於證明自己能力的她也曾經歷過急躁和艱辛，有時候壓力大到睡不著覺。
剛開始成立「Robyn」品牌時，母親為了能讓設計團隊發揮更大的能量，要求洪英妮不發表任何意見，這對於躊躇滿志，正準備大幹一場的洪英妮來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整整一個星期，她沒有到公司，而是認真考慮如何才能實現與夥伴之間的配合與互動。現在的她已經可以用女性獨有的柔軟方式與不同的設計夥伴進行溝通。「我的個性不喜歡衝突，所以遇到意見不統一的時候，我會先讓大家冷靜下來，再找時間私下溝通。我會花很多時間了解大家的需求，儘量達到『雙贏』的效果。」她說。
「Robyn」品牌成立的前兩年也是在挫折中成長的過程，洪英妮學會了實現自己理想與市場需求的平衡。「好在服裝行業是一個可以很快重新來過的過程，每一季都有新的開始。」她說，「在決定建立品牌之初，我還有一點掙扎，覺得沒有心理準備。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多事情做了以後要修正才是最實際的。」
這種柔性特質還被洪英妮運用到了與丈夫的工作溝通中，因為她的丈夫也在公司擔任總裁。「我們在不同部門，會相互提供建議，以往會覺得很刺耳，進而產生爭執。學會柔軟之後，我會告訴他，這是個很好的建議，但我暫時沒辦法去做，會慢慢往這個方向努力。」
在洪英妮看來，女性在社會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讓事情變得有彈性和情感。「如果這個社會沒有女性的部分，就會變成純粹的運作機器。接下來，隨著女性工作話語權的增強，會有更多領域變得人性化，變得以愛為主。」
也正因如此，冒險精神、幽默感和愉悅被她定位為品牌設計理念的關鍵詞。她進一步解釋道：「冒險精神並不一定是探險，而是怎樣讓自己每天都有所突破的特質，比如嘗試與同事用不同的方式溝通，或者每天在處理事情時換個方式，就會讓每個人每天都過得開心。而很多困難如果有幽默感就會變得輕鬆很多，我常常會提醒自己，比如跟工作夥伴講話，如果說得很困難大家都不想去做，如果用幽默感的方式會引起大家的興趣，幽默感可以讓生活有很不一樣的感覺。愉悅是最後的達到。只要對生活擁有冒險精神和幽默感，一天下來會很開心。」
作為家中長女，現在的洪英妮已經把成為服裝設計師當作與生俱來的使命。她還在嘗試生活概念店，不僅在店內呈現特別挑選出的精品服飾，更囊括了不同語言版本的設計書籍、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緻茶具以及充滿異域風情的家具類品。「現在看來，以前的抱怨和壓力都來自於當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挫折感，在慢慢理解自己、理解身邊的人之後就不會有這種想法了。我覺得，應該承擔自己可以承擔的壓力，承擔不了的部分就必須找人協助。對別的事情很有興趣，就可以把感興趣的東西帶進工作來，也會讓自己開心。」她說。
與大部分女性不同的是，在洪英妮的身邊已經有了更為具體的女性標杆。母親的成功給她帶來的最大影響在於，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一定能做到，她不會給自己的人生設限。除了母親之外，她的妹妹也在公司擔任設計師。她表示：「我最佩服母親的是她可以讓每一個接觸到她的人感受到熱情，而妹妹是一個很有擔當的人，只要有事情發生需要協助，她絕對會扛起來，而不會花時間去考慮要不要做，這是一個很棒的特質。」
每到周末，洪英妮都會儘量爭取和家人相聚。「我覺得跟一家人在一起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情，我需要支持時隨時都可以找他們。我也常常建議，夫妻可以一起工作，沒什麼不好。」她說，「對我來說最重要是家庭，只要家庭需要，我可以犧牲其他任何事情。」
職業競技場上的
Ladies
社會與經濟的進步給了女性參與其發展的契機，但她們一腳踏入的政商兩界也是男權矗立的核心地帶，步履維艱不可避免
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劉吉細數「現在女總統越來越多，北歐的部長多數是女性」，並結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總結出「人類社會要靠女性來管理，21世紀可能是一個新的母系社會」時，他身邊的男性領導者皺了皺眉，商業女傑們則是會心一笑。
事實上，這個判斷有跡可循。根據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各國議會聯盟數據，全球女性所佔國家議會席位的比例是18.7%，中國為21.3%。在商業領域，均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2009年3月對全球36個國家和地區的7000多家公司進行的調查則顯示，世界各國的公司管理層平均1/4是女性。與女權運動起步階段的「歸零狀態」相比，如今的數字已讓很多人，特別是女性頗感欣慰。
但若要與「男女各分半邊天」的理想狀態對比，劉吉所說的「母系社會」恐怕還僅處在最原始的雛形狀態。社會與經濟的進步給了女性參與其發展的契機，但她們一腳踏入的政商兩界也是男權矗立的核心地帶，步履維艱不可避免。
玻璃天花板
對於職場女性數量增長的原因，零點研究諮詢集團總裁袁嶽認為：「過去，我們在戰場上使用冷兵器，在日常勞作中使用的是剛性生產力，體力是成為左右戰爭成敗、成為勞動模範的基本條件。但現在，生產力更加柔性，工廠工序大部分是由電腦控制，不需要付出大量的體力，社會更強調腦力勞動的重要性，這使得男女之間的工作能力差異微乎其微。」
與之相對應的是，工作已經成為成年女性的常規選項。「現在女性從小就有工作的意識，她們和男性一起上學、考試和找工作，在職業意識和反應上並沒有重大區別。這也使得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職業崗位差異大大減少。」袁嶽說。
但女性成功進入男性主導的職場，並不代表他們真正接受和女性平起平坐。1967年，當華爾街還是「白靴法則」的忠實信徒，穆裡爾·賽伯特(Muriel Siebert)在紐交所開設了自己的公司，成為當時1366名會員中唯一的女性。在人們把此事寫入女性職場奮鬥史時，很少有人留意，直到1990年紐交所的午餐俱樂部才建了女衛生間。
袁嶽也承認：「現在，一個老闆絕對不會公然在單位說『我看不上女員工』，但還是會有隱性的性別差異對待，只不過從過去明面上的囂張轉變成比較含蓄的歧視。」
事實上，隨著企業選擇將過去「高金字塔型」的公司組織結構扁平化，職位等級變得越來越少，升遷自然也就難上加難。「在中國，性別歧視在就業的時候是半公開的，在提拔的時候會更隱秘。男性社會還是以酒文化為主，能喝酒是和老闆溝通進而得到提拔的重要因素。」袁嶽說，「在這一項上，男性明顯強於女性。」
「玻璃天花板」並不是新鮮詞，在男權佔據主導地位時，女性任何與男性的差異之處，都有可能成為建造天花板的素材。除了老生常談的事業與家庭之間的衝突之外，微軟中國全球大客戶銷售總監姚志芳在接受《商務周刊》採訪時認為，如何在職場上保持持續旺盛的精力是女性的另一個挑戰。「大多數職場女性在預產期前三個月還在家辦公，生產後三個月就回到辦公室，而生育對於女性身體的傷害非常之大。接下來，如何保持充沛的精力與同齡甚至年齡更大的男性去競爭，是非常大的挑戰。」她說。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同時作為程式設計師，男性要到35歲才會面臨體力問題的挑戰，而女性可能在28歲左右的時候就會考慮轉業。為了彌補女性先天的生理弱勢，多年以來，對職場性別平等的討論一直圍繞著養育孩子和增加工作時間靈活性等方面而展開。新問題隨之而來。儘管加入公司工作的女性數目大大增加，但在大多數大型企業中，真正成為公司最高統領的女性人數寥寥無幾。除了家族繼承人身份之外，大多數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現，或是在文化、公共關係或者人力資源領域大展拳腳。女性「二把手」們佔據的位置雖然是公司制勝的必經之地，但還不能算是「要塞」。
在袁嶽看來，公司中真正稱得上「女性陣地」的實際上是中間位置。「女性多處於企業中層和中上層，也就是『八把手』、『九把手』的位置，向下安撫部屬，向上與領導溝通，起到上下傳承的作用。」他說，男性在中層職位上待得時間比較短，要麼很快得到提升，要麼很快就離開。在中層位置上，女性的忠誠度顯然要高於男性。
「右腦」帶來的新挑戰
作為「經營之神」，松下電器總裁松下幸之助在80歲時，因為只吃掉一半牛排而當面向主廚解釋：「你是位非常出色的廚師，你做的牛排真的很好吃。我擔心，當你看到只吃了一半的牛排被送回廚房時，心裡會難過，我想告訴你，我吃得少不在於你的廚藝，而是我的胃口大不如前了。」
當關心下屬、重視交流被寫入企業制勝法則後，女性天生感情豐沛的特質有了用武之地。「領導者和員工溝通的頻率和意願以及力度，與人們對他的接受程度是高度結合在一起的。女性在溝通方面非常在行。她們總的來說並不擅長用強制的、硬性的方式解決衝突和問題，而更強調用說理的態度或反覆強調的方式解決。」袁嶽說，這種溝通方式，非常適合現在和「80後」、「90後」共事的情況。
這在生物學上被詮釋為男性長於左腦而女性長於右腦。當商業競爭中對抗性的逐步減弱和合作性的大幅增強，女性有了更多用武之地。（見《商務周刊》2008年第6期「商業的『右腦』」）以向來被視為女性員工較少的IT行業為例，一方面，從普通員工、管理層再到資深管理層，女性的比例逐層遞減，到最高管理層，已經降到整體數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該領域的女性群體正在迅速擴大，數據顯示，2007年至2009年微軟全球女性員工佔總員工的比例從最初的20多個上升至39%。
2008年，微軟將女性員工協會(Women @ Microsoft) 模式導入中國。此前，這一旨在幫助女性員工獲得更多培養並提升領導力的組織已經發展成為微軟最大的多元文化團體。微軟中國人力資源總監康穎濤對《商務周刊》如此解釋這一傳統IT企業對於女性領導力的日益重視：「女性更具有親和力和包容性。經濟危機來臨時，女性更有耐心建立起長久的發展契機。」在她看來，一個團隊裡面可以有競爭，但如果每個人都太爭強好勝的話，就無法達成目標，女性管理者在此時就會想得比較周到，用細膩、包容的方式化解危機。
「我除了關心工作，也很關心我的下屬，比如他們的生活如何，他們的家裡情況怎樣。因為有的時候，女性會比男性更注意細節，而且也願意比他們花更多時間在這方面。」微軟中國OEM事業部客戶總監陳利寧告訴《商務周刊》，「我們都是普通人，不能天天只談工作，所以我經常會跟我的團隊一起吃飯，大家一起聊天，然後一起去看看各自的孩子。」
但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女性自身眾多的特質也會造成其就業的多變性以及不確定性比男性多很多。
「女性比較情感化，在某些情況下，男性可能更理智地做出一些判斷和決策，女性則更容易因被打動，而做出不合理的舉動。」姚志芳坦言，「而且，女性往往追求細節化。在討論戰略和戰術時，女性可能更多考慮戰略部分，但要想做到高層，兩者都必須考慮。」
此外，女性常常被要求承擔更多家庭責任，但當她們在職場上面臨更多競爭時，家庭又成為「避風港」。以至於《女性應進入董事會會議室》一書作者佩尼娜·湯姆森 (Peninah Thomson)和傑西·格雷厄姆 (Jacey Graham)不得不感慨道：「當那些職位僅次於董事會之下的女性仰視管理金字塔頂端時，常決定避而遠之，因為代價似乎過於巨大。」
「女性在碰到職場困難時可以有很多的選擇，你可以選擇回到家裡，或者放棄晉升，社會對此都可以接受，但男性不可以。所以，在很多看起來比較困難的嘗試面前，女性可能會放棄。」康穎濤說。「女性需要更多韌性，才有利於獲得職場的成功。」
找到自己
無論如何，「她時代」的到來已經勢不可擋。到了2009年，一場金融海嘯更是使西方社會文化發生深刻變化，其標誌就是男性的權力逐漸轉移到女性手中。華爾街不得不承認，女人在避免重大投資損失、避免低於目標回報率和避免信息不全就貿然從事等方面要比男人強得多。
作為金融海嘯的核心，美國在經濟衰退中男女失業率之間的差距達到1948年開始記錄以來的最大水平，其中美國男性就業率從約73%降至69%，同時是自1948年開始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究其原因，在於男性主導著製造業、建築業和金融等最具周期性的行業受經濟衰退的衝擊遠大於教育、醫療等女性居多的行業。數據顯示，在美國步入衰退後的510萬失業人群中，男性佔了四分之三以上。這意味著，在許多美國家庭裡，女性已成為唯一的養家餬口者，要掙錢供養丈夫和子女。有鑑於此，一些經濟學家把「經濟衰退」在文章中改稱為「他衰退」。
2009年萬事達卡女性先驅指數（MasterCard Worldwide IndexTM of Women’s Advancement）也顯示，中國大陸的女性先驅指數與2008年相比上升了9點，是整個亞太地區僅有的五個實現增長的經濟體之一，這主要得益於大陸女性在「出任管理職位」和「收入水平」這兩個領域取得的大幅進步。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出任管理職位」的女性與男性比率由2008年的56100，躍升至2009年的75100。此外，「收入高於平均水平」的女性與男性比率也由2008年的43100提高到2009年的54100，表明儘管經濟態勢不明朗，但中國大陸女性仍認為其職場地位和薪資收入與男性相比有了顯著提高。
對於女性核心領導力的形成，全球管理諮詢機構麥肯錫公司曾經提出了五大要素：發現意義，即發現自己的長處和實力，將其應用於工作中，鼓舞士氣；管理精力，即知道自己的精力來自何處、用於何地，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管理精力；積極心態，採用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看待自己的世界，拓展自己的視野，即使在遇到壞事時，也要保持達觀，勇往直前；建立關係，確定誰能幫助自己成長，建立強大的人際關係網，增強自己的歸屬感；積極參與，要有自己的聲音，通過抓住機遇並承擔隨之而來的風險，並與其他人協作，變得更加自強自信。
在中國民間深入人心的傳統故事《花木蘭》中，花木蘭代父從軍衣錦還鄉後，第一件事是「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與之相對應的是，十幾年前個性化尚未在中國普及，很多女性將收斂感情、模仿男性當作了通向成功的捷徑。最近15年因為生產力特性的改變，以及女性在大部分崗位上的平等就業意識大大提高，成功女性的「女人味」也有了顯著提升。「改革開放初期，女性大多以『男人婆』的形象獲得成功。」袁嶽說，「現在社會可以讓女性扮演女人的角色就獲得成功。」
在「找到自己」之後，如何拿捏「女人味」的度，可能很難把握。如果過於在男性領導者圈子裡展現女性特質，會被認為是「小女人」，「別人一旦把她當做『小女人』，就會認為她只能做一些小事。過於『小女人』就只能達到小成功。」袁嶽說。
接下來，在男性的世界裡「要做女人，但又不能只做女人」將讓很多職場女性幾乎毫不猶豫地選擇一些公司文化相對開明的企業。袁嶽告訴記者：「比如在網際網路、三資企業以及新型服務業中，女性的就業機會比較大，因為這些產業的特點和空間相對開明，並且她們可能遇到具有先進意識的合作夥伴，為其提供寬廣的就業空間。」
「找到自己」給女性帶來的第二個挑戰，可能是她們在家庭與事業的平衡中更具野心。在開展講座時，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徐光興經常被職業女性諮詢的問題是：「我在外面要像男人一樣的打拼，回到家裡還要像家庭主婦一樣把家務做好。我究竟是『做男人』還是『做女人』？」
而在徐光興看來，「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只是男人對女人的理想要求，但真的能夠在家裡、家外都表現出色的女人並不多。女人既要在工作上打拼，回到家又要做好主婦的角色，最後很可能導致角色混亂。
實際上，職業女性真正應該追求的平衡是心態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選擇其實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過程。一些傳統觀念強的女性選擇偏重家庭，一些希望到外面追逐商業成就的女性，就要在擇偶時降低標準，找一個顧家的男人。」徐光興說，職業的選擇就是生活方式的選擇。不違反自己的身心，要懂得有舍，有得。
戲中人生
但凡是與現代都市女性有關的影視、文學作品，都極有可能成為市場的寵兒
虎年正月未完，「白骨精」們聚集的閨蜜圈子再一次蠢蠢欲動：將於5月28日上映的電影版《欲望都市Ⅱ》（Sex and the City）進入全面倒計時。
回想當年對電影版《欲望城市Ⅰ》的追捧，每個SATCfans都頗為自豪。2008年5月30日，《欲望城市Ⅰ》上映第一天，美國許多電影院裡出現了女性觀眾結伴觀看的場面，有些場次甚至一票難求，《欲望城市》電影版也因此在當時成為好萊塢有史以來首映周末票房最高的愛情題材喜劇片。
自1998年至2004年，6年6季的《欲望都市》電視劇版讓世人在啼笑皆非的愛與欲的話題中，認識了4個性格迥異的單身女性擁有的友情以及追逐的愛情。
電視劇版編劇兼製片人麥可·派屈克·金，同時也是電影版的編劇兼導演曾對該劇的成功解析道：「人們一直都期待有人能夠大聲地為單身女人站出來說句話，但電視行業在這個領域上還是空白。每一個人在社會所創造的大環境下生活，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茫然的孤獨感。女性屬於弱勢群體，她們的腦海裡總有另一個聲音不停地重複著，『要變得聰明、強壯，走出屬於你自己的路』。」
麥可讀出了都市女性相同的心有戚戚焉，使得後者如關注自己的生活一般，死心塌地的追隨著劇情的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徐光興告訴《商務周刊》：「職場女性承擔的壓力太大，她們希望在那些描述親身經歷的作品中找到共鳴，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合理化的證明，同時釋放壓力。」
《欲望都市》的4個女主角全部被設定為年過30，經濟獨立的女性。已然憑藉艱辛打拼而變得「聰明、強壯」的「白骨精」們就會在《欲望都市》中看到這樣被戲劇化的自我——主角之一的性愛專欄作家卡麗·布萊德肖描述的「尋常」一天：「與『巴黎世家』共進早餐，然後和『時尚女巫』薇薇恩·韋斯特伍德一起喝咖啡，與著名設計師克裡斯汀·拉克魯瓦吃午餐，探討一下奧斯卡·德拉倫塔這個服裝品牌在今年的走勢，至於下午茶，則是和著名國際服裝大師卡爾·拉格菲爾德共同享用的。」
此時的「大牌雲集」對於布萊德肖4人而言，只是充當點綴之用的形容詞。「一年又一年，20出頭的女孩來紐約市只為了得到兩件事，品牌（Lables）和愛情(Love)。20年前，我也是她們中的一員，我早就已經找到了訣竅去得到自己需要的品牌時裝，所以我現在全神貫注於尋找愛情。」
但愛情是否成功憑藉的是感覺，而不是有模有樣的公式，且其中變數不斷。有中國版《欲望都市》之稱的《好想好想談戀愛》就用東方邏輯寫出了黃皮膚的「白骨精」的愛情。在片中，電視製作人黎明朗是個典型的白領：「愛情和機會多少沒關係，愛情是同一個蘋果的兩半重新組合，只是老天爺把切成兩半的蘋果分別拋向他鄉，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概率是——零。」
讓布萊德肖和黎明朗前赴後繼的愛情，參與了恐怕喜憂參半，但如若忽視，且是亞洲女性，就將在30歲時被冠上「剩女」的名號，即在職場上英姿颯爽、事事領先，唯獨婚姻一事落於人後。而在日本，那就是「敗犬」（30歲以上，高收入、高學歷、事業成功，但無感情歸宿的女性）了。
2009年，臺灣電視劇《敗犬女王》在全亞洲引起了熱議。劇中33歲的女記者單無雙在工作上對人對己同樣苛刻要求，出類拔萃地把男性競爭對手遠遠甩在後面，但是她的敗筆是沒有男朋友。
「女性要想成功取得社會地位，就必須付出非常大的代價，甚至包括她的婚姻和愛情。隨著『白骨精』等精英女性人數的增加，她們很難對一般男性產生敬佩，進而有好感，而好的男人並不多。」徐光興說，「此外，這些成功女性的自信心非常強，認為自己可以在危機中拯救公司，就能夠在愛情裡保護男人，而這和大多數男人的觀點是相反的。」
實際上，現實中的「剩女」並不在少數，2009年數據顯示，僅北京就有「剩女」50萬人，大部分人都承受著「逼婚」的壓力。《敗犬女王》的熱映除了來自「共鳴」，也有其扭轉社會導向的創新在其中。單無雙最後選擇小她8歲尚在讀醫學院的男主角做男友，而當後者求婚時，早已超出適婚年齡的她卻如女王般高傲的抬起頭，「我要過我想要的生活，暫時不考慮結婚。」
《敗犬女王》播出的21集始終佔據著同時段的收視冠軍寶座，而違反一般慣例且讓人感慨頗多的故事結局使得該劇在全劇播出結束後仍然討論聲不斷：「女人應該為自己而活，而不是屈從於社會、家庭的壓力」，「男大女小、男方條件優於女方的傳統式婚姻模式在當今社會還適用嗎？」……
事實上，過往「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至少已被女性廣泛進入職場所動搖，而隨著社會與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職場女性如女主角般自由支配生活、婚姻狀況而不受輿論、家庭壓力影響也終將成為可能。
其實這種強烈的女性意識，亦舒早在她的字裡行間就交代了。她的作品現實、冷酷，而女主人公多半是精明、世故且又懂得進退的女人。《玫瑰的故事》裡女主角談戀愛，「失了身」又沒嫁成，在痛苦中遇到了真愛的男人。當男人追著她說，「我會原諒你」時，女主角卻不是感激涕零：「我有什麼對你不起，要你原諒？每個人都有過去，這過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覺得不滿，大可以另覓淑女。女朋友不是處女身，要經過你的偉大原諒才能重新做人，你以為你是誰？」
一個29歲半的亞洲女子何以如此大膽的對待未婚夫呢？「這來自於她心理上的自立，更來自她經濟上的自立。她是個有本事有能力的女人，自己的雙手可以解決生活問題，所以她有權利要求真正的愛與尊重，若他不給，她不必遷就他。」
當今社會要做到經濟獨立，前提就是讀懂並善於運用如兵法般複雜的職場法則。《杜拉拉升職記》作者李可就對《商務周刊》表示：「我們要像理解大自然一樣，去理解職場中的法則和規律，了解其中的陰晴圓缺，我們就能獲得勇氣和坦然，像等待季節的輪迴那樣迎接職場發展的機會，實施我們的規劃。」
作為本身有銷售以及人力資源從業經驗，且在外企混跡十餘年的「老油條」，李可將自己經歷的職場經驗繪成了一副生動的全景圖。實際上，《杜拉拉升職記》真正面世是在2006年，但因為最初沒有名人推薦，而完全靠著讀者口口相傳的原始方式進行推廣，直到2008年才真正火爆市場——持續73周雄踞小說類銷售排行榜第一名。
「杜拉拉就是一個普通人，姿色中上一點罷了（但凡看著順眼的人都夠得上這個姿色等級），聰明程度也談不上出類拔萃，她能做得到的事情， 一般人就有可能做得到。」李可說。
那麼這個少了布萊德肖的恣意以及單無雙的高傲的拉拉，是如何讓書一版再版的呢？她為職場女性劃出了從菜鳥到精英的職場成長軌跡，讓職場女性加大了獲取成功，成為「女王」的機會。畢竟都會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不輸於男性，要想在升遷上和男性一較高下，就要把重點放在對男權商業環境的把握上。
書中的情節之一是，「杜拉拉辛勤工作卻不遭老闆待見，苦思後她採取了不斷報告工作進程的方法，使老闆注意到了她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從而意識到了她的重要，既不頂撞氣頭上的老闆，又為自己爭取了公平。」智聯招聘網高級人力資源專家郝健評價道，此等實用心法並不限於書中。
用文筆教人生活的亦舒，也在《我的前半生》等書中給予過讀者職場教誨：人際關係這一門科學永遠沒有學成畢業的一日，每天都似投身於砂石中，緩緩磨動，皮破血流之餘所積得的寶貴經驗便是一般人口中的圓滑。
我把自己看成是女性權益的 捍衛者
——專訪全球婦女峰會主席、國際企業女性主管 協會聯席主席艾琳·娜提維達
作為美國公認的女性領袖，艾琳·娜提維達（Irene Natividad）身兼數職：她運營著位於華盛頓的Globe Women公共事務機構，同時也是世界女性NGO組織——全球婦女峰會以及國際企業女性主管協會的主席。
「這是我的生活，我把自己看成是女性權益的捍衛者。這是我為自己選擇的職業。」娜提維達情緒高漲的告訴《商務周刊》。今年5月，北京將召開新一屆全球婦女峰會。娜提維達希望通過每年在世界各地召開婦女峰會，為當地的女性帶來進入全球市場的指導和平臺。
《商務周刊》：舉辦全球婦女峰會的緣由是什麼？具體從哪些方面為女性提供提升的指導？
娜提維達：我之所以開展全球女性峰會是因為在這之前還沒有這樣的峰會，一些類似的峰會也不是所有婦女都能參加的；其次，我希望我的峰會能夠將重點放在經濟上，如果女人能夠給家庭帶來收入，就有了經濟實力；第三，我希望女性能夠更加深入全球市場，做一個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
峰會的議題之一就是職業指導。不管你是男人或女人，職位提升的前提都必須是要有指導者，所以，我們會向與會者介紹與其行業相關的公司或機構，為她找到一個「師傅」。此外，在往屆會員建議下我們開設了自我認知度的管理議題。因為一些職場女性認為別人看到了我的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提升，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成立。我們的這項議題將教會女性如何在公司內外展現自己的才能，除了努力工作更學會展示、推銷自己，提升自己的認知度。
《商務周刊》：得益於婦女解放運動和腦力勞動的發展，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獲得了社會認可，並在職場擔任了重要職務。從您的角度怎樣看待這樣一種現象？
娜提維達：確實有很多女性進入了職場並獲得了一定成就，但這不能說明她們就是掌權者。在美國，60%的大學畢業生是女性，大部分公司的中層管理者也是女性。但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美國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只有15個CEO是女性。現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腦力勞動逐漸成為主流，我們確實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公司高層，但這是在眾多商業女性人數基礎上產生的，整體比例還是很小。
我相信，未來當服務業和科技產業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時，女性就業還將從中獲益。這對職業女性而言確實是一件好事，但這並不代表她們會成為公司領導者。因為對於女性的歧視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消除。而諸如優秀商業女性的評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年輕的女孩能夠看到現實的偶像，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商務周刊》：我們發現，在今天的職場上，大多數女性高管或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現，或是在市場營銷、公共關係或者人力資源領域大展拳腳。這是否蘊含著一種新的社會分工？
娜提維達：這種現象的確存在，女性在企業中更多的是擔任「職工崗位」，即對能夠為公司帶來贏利的部門起輔助作用，協助其他部門為公司創造贏利。為了能夠使自己有繼續升遷的可能，女性必須要掌管和公司主營業務有關的部門，為公司帶來可觀的收益。就目前來看，我認為女性如果希望得到晉升，則應該多多關注和公司贏利有直接關係的部門，例如銷售。
但現在的社會還是以男權為主，一個男性CEO更願意將自己賺錢的部門交給一個男性管理者，能夠給女性的機會非常少。當然，一個女性CEO同樣可能會把這個關鍵部門交給一個女性。此外，女性由於來自家庭的壓力比較大，有時即使機會擺在面前，也還需要勇氣來接受挑戰，一些更偏重家庭的女性也就喪失了成為公司高層管理者的機會。
《商務周刊》：對於女性而言，工作和家庭之間是否存在平衡法則？
娜提維達：沒有人能夠真正做到平衡。一些調查顯示，女性關注的側重點經常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間變化的。比如女性在剛剛進入職場時，更偏重工作，而後結婚、生子就更注重家庭，再之後復出工作，就又將關注力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但這並不表示女性在投入工作後就不照顧家庭了，只是適當的減少而已。同樣的，當她們選擇結婚生子時也不是就完全離開了工作，只是稍微停一下。所以如果將女性的關注點畫成一副圖表的話，應該是一副波浪狀的曲線圖，圖形隨周期的變化而改變。
此外，有人發現，美國的女性CEO們的丈夫會抽出更多的時間照顧家庭，因為夫妻兩人必須有一人顧家。在這種情況下，妻子掙很多錢，丈夫顧家，但這種模式在美國也不是很常見，畢竟不是大多數人能夠接受。至於何時能夠傳遞到亞洲也不太好說。但中國有一個自己的特點，就是夫妻結婚後還會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夫妻同時外出工作，這樣照顧家庭的任務就由老人承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