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時僅僅指中原一帶，從地理上講大概就是今天的華北平原。在新石器時代以及銅器和石器並用的時代，史前文化是以多頭起源、多元發展的形式，像「滿天星鬥」一樣散布在今天中國範圍的地域內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華北地區的人群從遍地開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圍出來，率先跨過文明的門檻，進入締造早期國家的歷史軌道。
一個已經擁有國家機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長時期內，那還只是一種非常初級的國家機器——相對於還處於「前國家」的組織狀態中的周圍人群，在調動和利用物質以及人力資源方面，當然就會佔盡優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都日益超越中國其他地方的華北人群，開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與影響，於是改變了中國時空進程的方向與節拍。
從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經過1000多年的發育，一個可以看作是漢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紀中後葉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後不久，它就開始擁有最初的自稱，也就是「諸夏」或「諸華」。到公元前500年前後，華北核心地區已經見不到「非我族類」，也就是非「諸夏」的各種人群。這就是說，諸夏已經在華北形成獨大的局面。所謂「華北突起」，指的是從公元前2000年左右開始，華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漸被整合為一體的同時，超越全國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門檻，從而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斷向前推進的動力所在。
說到這裡，我們心裡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分布廣泛、數量繁多的中國史前文化，為什麼會是在華北最早實現了走向文明的突破？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態環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對南部中國多山、多樹叢，沼澤、河流到處泛濫無常的自然環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農業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規模，分別長期生活在相對孤立的小塊地域裡。在那些地方，河裡有魚類和蚌類，叢林裡有野菜、水果、鳥禽，生活資源相對豐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間，卻極不容易。
而在華北的黃土地帶，包括西部的黃土高原、東部黃河中下遊的衝積平原，情況就正好相反。黃土地易於開墾，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源又相對匱乏，迫使那裡的原始人群必須、也較容易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就極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內部，以及各人群之間社會互動的程度。所以，與遠古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華北地區的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的技術發展得更早，也發展得更快。
這種「北強南弱」的形勢非常生動地反映在兩個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記載中，那就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和《漢書》的作者班固。他們兩個，一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紀，他們都居住在當時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區——華北。從華北俯瞰中國南方各種原住人群的時候，兩人都用「江南卑溼，丈夫早夭」(江南地勢低溼，男子大多短壽早夭)來概括江淮以南的人類生存狀態。他們寫道，江南地廣人稀，農夫放火燒田，再澆水浸泡焚燒雜草留下的灰燼，就地肥田，然後種稻。因為蔬果魚蝦富饒，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懶，既沒有受凍挨餓的人，也沒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見明顯的社會分化還沒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發生。
與此同時，當年中原的諸夏文明卻早已呈現出一派發達成熟的形態。還是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在華北大小城市裡，來來往往的行人擁擠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們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連綴成一幅遮蔽太陽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個個行色匆匆，都在為奪利圖財而爭相奔走。
在這裡我們看到，華北的史前文化最終被提升為一種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牽引力不外以下幾點：一是不同人群間的交流互動的增強，二是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技術的發展，三是產品分配和財富積累方式的改變。當然，文明發展的因素是綜合多元的，歡迎大家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