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生宙五大生物滅絕的主要特徵、型式和可能的觸發和致命因素。
大滅絕淘汰的不僅是一個個物種，更重要的是殺滅了這些有可能演化出新種及其後裔的整個支系。與背景滅絕的機制不同，大滅絕使生物圈原先的生態平衡被基本或徹底打破，使原有的優勢類群(如以恐龍為主的爬行動物)衰落消亡和新的優勢類群(如哺乳動物)蓬勃發展，大大加快了固有的演化(包括消亡甚至成種)、古老的演化生物群消亡和新的演化生物群輻射的速率，
五大滅絕事件的起因、海洋屬使生命演化的過程和軌跡發生重大變更，演化趨勢出現重大轉向，對地球上的生命演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假如大滅絕未曾發生，某些類群便不可能得到發展乃至輻射的機會，漫長地史和今日的生物群貌會面目全非。
對於大滅絕在生物宏演化過程中的意義的爭論，多是圍繞大滅絕的威力而展開的。兩種對立的觀點始終貫穿於爭論的全過程中。有學者認為大滅絕不能重新設定多樣性演化的總趨勢，在控制生物多樣性時只起著次要作用。，大滅絕事件駕馭著生物演化的整個過程和總體型式，控制著全球顯生宙生物多樣性演變的長期趨勢。兩者似乎體現了漸變論與災變論之爭。
人類進化與大滅絕相關、甚至與演化核心理論相關的問題，在國際上多有爭論。如大滅絕後生物之所以能倖存究竟是運氣好還是基因好？是自然選擇還是意外選擇？對生物特徵的選擇是有規律可循、還是隨機的？
是歷史偶遇的反映還是更替競爭的產物？是採用演化停滯模式還是紅皇后假說(生存競爭成功者)等。針對上述學術爭論，不妨用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予以解釋。生物演化過程精彩紛呈、複雜之極，任何單一模式都無法包羅萬象地去給出合理的解釋，往往是兩種對立或多種可能同時存在於自然界中。
生命進化的必然例如，演化的必然與偶然，宏觀與微觀，外因(環境、變化和自然選擇)與內因(基因、遺傳、變異和適應)，共存與競爭，群體與個體(甚至分子水平)，遺傳與變異，漸變與突變，停滯(穩定、慢速)與劇變(災變)，成種與消亡等。輻射與滅絕的對立也是如此。在大滅絕過程中，生命世界的受挫首先起因於環境的惡化，其次是生命應對惡化環境的能力；而在大輻射過程中，物種多樣性的大增源自生物的內因，關鍵是具有適宜的環境條件。
史蒂芬·古爾德環境與生命如同一對矛盾體，在各種因素的交織中，雙方不斷地此消彼漲。各類矛盾的雙方，大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非水火不容。難怪，連美國演化生物學家Gould也說過：在演化理論中，大部分偉大的爭辯，後都得用中庸之道這條金科玉律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