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科學有了顯著進步。圖片來源：David Evans
自從該國於1994年6月結束對圖西族的種族屠殺以來，盧安達已經在公共衛生領域獲得重大進步，但目前國外援助的減少對其發展產生了影響。
類似美國總統的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和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等捐贈者，對盧安達的援助在過去三年中減少了近40%，這正在危機該國相關領域的發展。一直以來，盧安達在困境中逆流而上，被視為一個成功典範。這一問題也在11月14日至17日於盧安達首都基加利市召開的世界科學院年會上引發激烈討論。
「如果援助資金持續減少，不但沒有所得反而會失去很多東西。」盧安達生物醫學中心負責管理愛滋和其他血液傳播疾病項目的Sabin Nsanzimana說。
而外國援助持續減少表明了兩個更深層次的發展趨勢：一是金錢的劃撥將重新指向那些患病人數最高的國家，二是督促發展中國家為應對自身發展提供更多經費。於是，相關機構已經縮減了對盧安達的援助。目前，該國已能有效控制並削減愛滋病等疾病發病率。單Nsanzimana引用了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流行病學家Anna Vassall的一項研究指出，與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盧安達在教育等優先領域也沒有過多的財力可以挪用到公共衛生方面。
另外，Vassall預估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在未來五年用於對抗擊愛滋病毒上的經費將提高三陪，但大部分國家只能籌集到達到聯合國設定的2030年終結愛滋病目標所需要的一半經費。
非盈利組織「健康夥伴」盧安達辦公室研究主任Fredrick Kateera說，經費削減會影響盧安達或其他地區抵抗瘧疾等疾病所需的一些必要研究。「可以建立監控系統，對花費進行監控，從而達到專款專用目的。」
盧安達長期以來被看做是一個科學幫助發展的最好例證。1994年的種族滅絕以後，盧安達總統Paul Kagame在公路和高速網際網路接口建設等領域進行投入，並利用科學解決區域問題。經過努力，該國削減了母嬰死亡率、新愛滋病毒感染病例、愛滋病死亡病例和母嬰愛滋病傳播率。
Kagame還利用行政權力確保了國內外科學家主導的科研項目，以促進盧安達國內發展。2012年，國家衛生部門發布指導方針，強制所有外國研究項目應加強盧安達的科研能力，例如培養本土科學家或者建設基礎設施。在該進行的各項研究中，盧安達的研究人員通常作為第一或最後作者，相比之下，其他非洲國家的本土研究人員往往不能從國外合作研究中獲益。
「你不能僅作為一個參與、獲得資料、充當第一作者發布研究結果，然後不再做任何事的全球衛生研究人員。」美國西雅圖衛生指標和評估研究所流行病專家、盧安達大學兼職教授Edward Mills說。
對於診所或政府部門職員，如果他們內未能達到嚴格的目標也會被重新分配職位或者解僱。例如，在7月，Kagamen解僱了衛生部長Agnès Binagwaho。這位備受尊重的兒科醫師曾因運用數據改善公共衛生現狀，獲得了2015年ROUX獎。但盧安達瘧疾病例在2012至2015年間四倍增長至200萬例是導致她離職的原因。
不過，人權組織對Kagamen的獨裁傾向很不滿，但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相比，盧安達一直保持著較低的腐敗率。這在21世紀的前十年獲得了很多捐助者的青睞。但這種情況在2013年發生了變化，當時美國醫學研究所等多家組織機構對捐助者的捐助產生疑問，相比那些受愛滋病影響更嚴重的國家，如史瓦帝尼，捐助者對盧安達要慷慨得多。
作為回應，捐助者重新調整了捐助比例。2014年，全球抵抗愛滋病、肺結核和瘧疾基金以國家疾病負擔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新的分配原則。6月，該基金表示將再次修改分配原則，以回應盧安達等國家的抗議。儘管如此，盧安達研究人員仍然感到經濟拮据。
「雖然很有做研究的熱情，但很多機構還是缺乏資金。」基加利一項愛滋病毒防治項目負責人、內科醫師、分子生物學家Etienne Karita說道，他同時也是舊金山在。
儘管受到資金和官僚主義限制，那些在國外接受培訓的盧安達科學家通常會回到自己的國家，努力在重建該國科學中發揮應有作用。
例如，這個叫做Kateera的盧安達人，他在烏幹達獲得了醫學學位，並決定回到祖國。雖然，盧安達很小，它僅擁有烏幹達1/3的人口和1/9的面積，致富機會很少，但Kateera卻感覺他在盧安達可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相比在那些更大的國家，你在盧安達可以產生很大影響，也更容易傳播這種影響。」他說。他和其他研究員希望那些捐助者能聽到他們的情況，並確保這種效果延續。（張章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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