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業颳起奢靡之風
在很多年以後，學者丁東面對自家書房裡那兩個擠得滿滿當當的純白色書架，也許依然會想起曾經的尷尬。
左側的書架上，放的多是他幾十年來陸續購買的舊書，清一色的32開本，入目素雅，分門別類地排列，如同儀仗隊般整齊劃一；而右側的書架，景象卻截然不同。這個「亂紛紛」的書架上，橫七豎八地插著近三四年他購置的新書，書本大小不一，裝幀也五顏六色。
書的擺放，究竟是按照類別，還是按照大小？丁東在美觀或實用的選擇題上大傷腦筋。而遭遇這份尷尬的讀書人，恐怕並非他一人。
近年來，中國出版市場上的圖書開本，差異越來越大，從之前通用的32開，衍生出了大32開，甚至更大的國際32開。不少出版社還打出「與國際接軌」的口號，用上了雜誌大小的16開本。
圖書的大小差異只是變化之一。如今，圖書的封面已從數年前佔據主流的銅版紙覆膜，衍生出了種種花樣——燙金、燙銀、燙膜、壓紋……一些圖書還採用皮革、金屬等異型材料，甚至出現了號稱含99.9％黃金封面、標價1．96萬元的《孫子兵法》。
在裝幀日漸奢華的同時，許多圖書的內容卻日益簡陋。翻開諸多大開本圖書，其中文字往往只有數萬字。放大字體，增加行距，再配上環襯、夾頁、扉頁，外加書腰、書籤、書目、記事本等許多「附件」，便稀稀疏疏地撐成一本厚書。還有不少書，配上數百幅精美插圖，卻與文字內容毫無關係。
「看到這些書，我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不法奸商的灌水豬肉。」丁東說，「圖書用包裝而不是用文字吸引讀者，我覺得真是這個年代的悲哀。」
今年8月初，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的外國文學出版委員會發出一份《關於慎用大開本，少用薄膜書封的倡議書》，呼籲出版界同行們「應剎住圖書裝幀的奢靡之風」。這似乎也從某種程度上證實了丁東的判斷。
出版界的困擾
作為圖書市場生產環節中的一員，北京天則書店的圖書編輯王立，經常遇到圖書裝幀樣式上的困擾。
她多次與出版社的銷售人員發生矛盾。王立比較喜歡樸素淡雅的設計，可對方要求她在封面包裝上採取各種花哨的工藝，並採用各種特種紙張，「即使成本增加，只要提高價格，我們的利潤率會更高」。對方說。
「可我不想漲價，我賣的是知識，不是花樣，我不想讓我的讀者們為了同樣的東西多花錢。」但她也表示能夠理解對方，「一年25萬種新書，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市場。一本書的包裝，要3秒鐘就抓住讀者眼睛。」
的確，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圖書營銷人員的話語權日益擴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編告訴記者，在他供職的出版社，營銷部門對圖書裝幀有一票否決權。他眼中再好的設計，只要營銷部門不中意，就得重新修改，甚至被「槍斃」重來。
「圖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傳遞知識，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但這個理論現在異化了。」他嘆口氣，說，「在很多人眼裡，賣錢才是硬道理。」
這種「異化」的表現還有許多。數年前，丁東曾在書店看到一本國內某位知名女性的個人傳記。這本僅有5萬字的圖書，換到上世紀80年代，「頂多也就是一小冊子」。然而，在出版方的包裝下，行距拉開，縮小版心，字體放大，留些空白，再配上近兩百幅圖，卻成了一本近300頁，大32開，售價近30元的厚書。
幾年來，丁東發現，這樣的現象越來越泛濫，無論什麼性質的圖書，無論是否確實需要圖片，都要湊上百來幅圖。
「可現在不是說進入『讀圖時代』了嗎？」有人這樣問道，「很多讀者就喜歡看字少圖多的書，比較輕鬆。」
「『讀圖時代』並不意味著『圖片時代』。」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資深編輯馮克力這麼回答。馮克力被譽為中國「讀圖時代」的開創者之一。十多年來，他編輯出版的《老照片》一書長盛不衰，已出版了57期，極受讀者歡迎。
「圖片的意味，有時是文字不能傳達的，這樣的書理當會受到讀者歡迎。」馮克力說，「然而現在一些豪華包裝的書，選擇的是二手甚至三手的圖片，多次翻拍掃描，圖像已經不清晰，有的圖片與文字內容風馬牛不相及，這明擺著是在向讀者騙錢。」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出版業人士還告訴記者，以正常的32開本書為例，以前通常選用5號字，一頁在700字左右，而現在，一些出版社通過放大字號、擴大字距，一頁不到400字，把書「硬生生」地撐厚。
「數年前，一本近20萬字的書，書脊才可能厚到可以印上書名、出版單位等信息。」他嘿嘿一笑，「現在五六萬字的書都能做到了。
丁東也用他書架上的書，向記者做了一個形象的說明。兩本關於魯迅研究的書，由同一家出版社分別於2000年和2005年出版，厚度均為2釐米左右。2000年出版的那本，共480頁，定價為26元，而2005年出版的書，由於使用了某種新式輕型紙，僅有320頁，定價卻為48元。
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常用的一套英語教材，名為《精萃英語》，小32開，一套4冊，售價共兩元，攜帶閱讀均十分方便。如今，卻有出版社把它改成了16開的中英文對照本，一套4本，每本50多元。
「實際上，這些年的印刷費用和紙張費用漲價並不明顯，但書（漲價）卻十分明顯。」丁東說，「前幾年，主流圖書的定價是20多元，現在漲到30多元。你看吧，用不了幾年，肯定會漲到40多元。」
馮克力也告訴記者，在出版了《老照片》系列圖書後，儘管市場十分叫好，但由於每本定價僅為8元5角，許多書店就說「利潤少」，不願意經銷。直到出了合訂本，將5本書合在一起，定價40多元，書店才願意賣。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成本損害了讀者的利益，最終傷害的，是整個出版業。」於是，儘管也深受其害，但在翻看街邊那些用薄紙和簡單裝飾印刷出來的盜版書後，丁東甚至對盜版書商產生了「某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盜版人人喊打，可我們的出版商，什麼時候能有他們的節約意識？」
懷念80年代
在丁東的解讀中，這種圖書「過度包裝」的奢靡之風，是某些剛性機械管理政策副作用下的必然產物。「這些年，出版社一方面要面臨市場競爭的巨大壓力，一方面又對內容的把握如履薄冰。出於慎重考慮，他們不敢接受具有文化原創性的書稿，只好在形式上動腦筋，變花樣了。」其結果，在他看來，「出版作為一種精神追求，作為一種可以延續的精神脈系，遭遇了沉重的打擊」。
他不由得懷念起上世紀80年代的出版環境。當時，丁東揣著《顧準日記》書稿，通過一個朋友的關係，找到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的總編輯初志英。在那個年代，出版顧準的書無疑冒著極大風險，但初志英當即拍板，給此書開了綠燈。如今，顧準已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坐標。
丁東回憶，在那個年代，像初志英這樣「有見識，有擔當」的出版社一把手，比比皆是。如今，卻是「死一個少一個，退一個少一個」。
他認為，近年來出版界最後一次明顯博弈，是200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兩本書。此後，便「悄無聲息」。
這樣的情形下，有時會呈現出某種怪誕。據說，一本在書商手中積壓了數萬冊、滯銷多年的長篇小說，由於某地的官員對其進行了批評，一時間竟洛陽紙貴，銷售一空。
在王立的感受裡，追求形式，不注重內容，確實成了當下出版界的一種風氣。她對此深惡痛絕，「現在時興什麼書，就弄一系列選題，再配些圖片，外包裝弄得花哨一點，宣傳上捨得花錢狂轟濫炸一通，效果肯定也差不到哪去。」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圖書編輯也告訴記者，每逢舉辦書市和圖書博覽會，領導就會安排她前往參觀，分析訂貨量最大的書的品種，再學習一些奇異包裝，尤其是一些暢銷書的另類怪招，回來就盲目模仿，出上一批類似的書。
曾有一個朋友和王立聊天，問王立為什麼不願意跟隨「潮流」，「現在已經不是過去那個慢吞吞的年代了。作為出版方，你得先做出一批市場認可的、賣得好的書，才有資格談出版的理想吧？」
朋友的相勸，讓王立覺得有些「無言以對」。「希望讀者購買，還是希望讀者閱讀，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出版理念。後者無疑是一種理想境界，我也在堅持，可還差得很遠。」她說。
「可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這樣的出版行為，已經敗壞了讀者的胃口。他們失去了判斷能力，不知道什麼樣的書才是好書。」丁東顯得更加悲觀。
讀者會幫助市場成熟起來
過去並非一切都美好。在馮克力的記憶中，倒回20年前，中國大陸的圖書包裝，還處於一個極低的水平。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次國際書展上，他帶去的圖書，夾雜在歐美、港臺的圖書中，顯得十分寒酸，也無人問津。「改革開放後，在圖書裝幀方面，我們用了十幾年時間，走完了人家幾十年走的路。」馮克力感嘆。
「這種過度包裝，應該還是在市場激烈競爭下不可避免的產物吧。」馮克力顯然不像丁東那麼悲觀。在他眼中，現在的讀者，其閱讀目的已遠非過去那麼單純，呈現出一種多元化趨勢。有些讀者的閱讀是為了求知，有些讀者是為了消遣打發時間，甚至，有些讀者買書就是為了裝飾。
「需要是很廣泛的，求知和提高修養，只是其中一種比較精英的方式，不能強求所有讀者都一致，也不能簡單地用計劃經濟年代的標準來衡量現在。」馮克力說，「難道，我們還要開歷史倒車嗎？」
近期，馮克力出版了一系列老照片畫冊，用了極為高檔的銅版紙和先進的工藝，因為「用這種方式來傳遞歷史照片，能更加完整」。儘管這些書價格不菲，通常的售價都在60元人民幣以上，但市場回饋的信息還是讓他感到樂觀。其中一本售價68元的圖冊，已經連續五周登上北京三聯書店的銷售排行榜，一個月的銷量大概在70本左右。
「我相信，讀者們會逐漸形成理性的判斷，他們也會幫助這個市場逐漸成熟起來。」馮克力說，「所以，如果『過度包裝』不能被讀者接受，它總歸是要被淘汰的。就讓市場來檢驗吧，這既殘酷又公平，但，也需要時間。」
而王立碰到的一件事，似乎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馮克力的判斷。上周，她和幾個出版社的編輯朋友去一家平面設計公司聊天。在封面設計師的桌面上，放著一本上世紀8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圍城》，藏青色的封面，用毛筆小楷寫的「圍城」兩字，在一堆眼花繚亂的封面中顯得那麼「與眾不同」。於是，同去的幾個編輯朋友都不約而同地商量，在即將出版的幾本書中，也要採取類似的簡約理念。
「寧靜而有分量，高貴而穩重……」王立連著用了幾個形容詞，「雖然什麼工藝都沒有用，但20多年過去了，那種氣質卻依舊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