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科學而獻身的先生們

我小時候看過老一輩著名科普作家葉永烈先生的散文《為科學而獻身》，裡面講述了好幾位科學史上為了科學探索不畏死亡，甚至英勇捐軀的例子：為了宣傳新天文觀、反對天主教會的反動統治，布魯諾被燒死在鮮花廣場；為了探索雷電的本質，俄國科學家利赫曼不幸被雷擊身亡；一生研究放射性物質的居裡夫人，最終死於受到過量輻射而引起的白血病。

現在想來，其實各行各業都有為了自己的事業殞身不恤的例子，比起從事高危工作的礦工、警察、記者等職業來，科學家不算是一個太危險的行當。然而，不管什麼行業，死在工作崗位上往往都是一件令人起敬的事情。2012年，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正式入列，殲-15艦載機成功完成了起飛和著艦作業，而殲-15項目的總負責人羅陽，卻在艦上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幾乎同一時間，3名在沱沱河地區進行勘探工作的地質隊員先是失蹤，後來發現全部遇難。他們都得到了很多網友自發的悼念。

在植物學界，自然也有為科學獻身的烈士。民國時期中國的植物學研究機構，在北京是靜生生物調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在廣州則是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是今天的華南植物園的前身，成立於1929年，創立者是中國第一代植物學家之一的陳煥鏞先生。從研究所還在籌辦階段的1927年到1933年，短短6年時間，研究所就積累起15萬份、6萬多號（同一號標本經常有不同的復份）的植物標本，其中很多都是研究所員工（有時候是所長陳煥鏞親自率隊）深入深山老林不辭辛苦採集的成果。

在廣州還有一家美國人辦的教會大學叫嶺南大學，其中也有研究中國華南植物的人。起初這些美國人瞧不上陳煥鏞，但是後來他們發現陳的研究所辦得比他們的還好、研究成果比他們還豐富時，就坐不住了。他們主動找到陳煥鏞，要求劃分「勢力界限」，各自負責一個區域的植物採集，甚至還要求彼此在不同的季節採集。這些無理的要求自然為陳煥鏞所拒絕。

1936年，研究所迎來了中國植物採集史上「最悲壯的一頁」。這年春天，研究所聘請當時在貴州安順府志局工作的鄧世緯擔任「貴州調查員」，請他在貴州各地採集植物標本，期限為3年。鄧世緯時年不過20多歲，但是已經有豐富的標本採集和管理經驗，又已經和研究所有一年的良好合作，所以請他做這個工作最適宜不過。

起先，鄧世緯在黔中自然條件較好的貴陽、龍裡等地採集。標本寄到廣州之後，「佳品比之去年更多」，令研究人員讚嘆不已。接下來，鄧世緯原本打算到黔南的都勻、獨山一帶採集，但是當時紅軍長徵正經過貴州，黔南是國民黨負責「圍剿」的桂軍的大本營，兵荒馬亂，很不安全。思量之下，鄧世緯決定先回貴陽，再計劃到黔西南的貞豐縣採集。

8月23日，鄧世緯與助手楊昌漢、徐方才、黃孜文等一行7人從貴陽出發，深入貞豐最茂密的山林採集。然而，此時正是當地「瘴氣」最盛之時，在缺少防護的情況下，採集隊成員先後染上了令人聞之色變的「瘴癘」（惡性瘧疾）。10月13日，楊昌漢與徐方才最先罹難，當時鄧世緯還負責將2人的棺木運回貴陽。但是很快，鄧世緯本人也發病，10月17日與黃孜文相繼病逝。與此同時，調查隊的其餘3人也病危。消息傳到廣州，研究所的同事「無不同聲哀悼」，感嘆「國內為採集而死，未有如此慘者」！

很快，抗日戰爭爆發，廣州屢遭日軍飛機轟炸。為了保護辛辛苦苦採得的標本，陳煥鏞不辭辛苦，派人將全部標本轉運到當時尚處在英國統治之下的香港。然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英宣戰，香港也被佔領，標本被日軍查封。擺在陳煥鏞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為了高貴的名聲一走了之，聽任標本被日本人掠奪；一條是為了替中國的植物學事業保存珍貴材料，忍辱負重與日本人和偽政府合作。陳煥鏞選擇了後者。在偽廣東教育廳廳長林汝珩的建議之下，陳煥鏞把標本又全部運回廣州，並忍痛出任廣東植物研究所所長，兼任偽廣東大學教職。由於其情可原，抗戰勝利之後，諸多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替陳煥鏞說情，當局最終在1947年決定對陳煥鏞出任偽職的行為「不予起訴」，避免了一樁冤案。

就在命運未卜的1946年，陳煥鏞從鄧世緯1935年採集的標本中發現了一個新屬，就用鄧世緯的姓氏命名為Tengia，漢語名「世緯苣苔屬」。如果要用一件事物高度概括民國時期陳先生領導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的業績，我想這種生長在黔中貴定縣山區的美麗植物是最合適不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