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頭野豬闖入南京某商場，甚至進入一家奶茶店中，嚇壞了店主，最終，經過兩個小時的圍堵捕捉，野豬被警察送往動物園。這不是野豬第一次闖入城市、商場，僅在南京，自去年以來，就連續發生過野豬進入小區、大學、景區等事件。隨著野生動物保護的推進，以及生態環境的恢復，以前難見身影的野生動物，也漸漸成了人們生活中的「常客」，隨之而來的，是如何處理人和動物的關係？近些年來，野生動物闖進人類生活的新聞屢屢出現，甚至毀壞農作物乃至傷人的事件也有發生，為此，新京報記者採訪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他認為，「加強野生動物的保護，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同時，也應考慮到保護野生動物和發展利益之間的關係，更要同時保護人的利益不受損害」。
野豬進城。圖片源自網絡
生態觀念強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野生動物的增多，是生態環境日漸改善的表現，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野生動物增多，且不斷進入人類生活環境的現象。如在北京郊區，一些搬遷後的村莊裡，野生動物逐漸回歸，甚至有大型猛獸的身影出現。
與此同時，野生動物給農作物甚至村民造成損害的現象也日漸增多，雲南、湖北、江蘇乃至北京，都曾出現過野象、野鳥、野豬毀壞莊稼、魚塘的事件。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受訪者供圖
喬新生認為，「人與動物的關係變化，理論上來說，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和階段時，必然出現的現象。在很多發達國家，都曾經經歷過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的變化。我們國家雖然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這些年來，隨著生態保護和恢復工作的推進，隨著人們的生態觀念的進步，類似的現象也已經出現。但是否真的發展到了生態中心主義的時代，是否已經形成了多數人認同的普遍觀念，目前還沒有結論」。
權利義務對等，與發展利益相匹配
在過去，人類生活邊際的擴張，曾經讓野生動物一退再退，甚至許多動物已經滅絕或瀕臨滅絕，到今天，野生動物重回人類生活，如何處理人與動物的關係？
「任何人都有義務保護野生動物，」喬新生說，「但同時，也要考慮到如何保護，保護之後怎麼辦的問題。比如誰來保護、保護的成本誰來支付的問題？當前，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府設立的野生動物保護站，這是義務性的保護工作，他們的保護成本，由政府支付。另一種是公益性的保護，一般由社會上的公益人士、組織進行保護，保護成本也來自社會。」
野生動物造成的損害，其實也是保護的成本，當前，我國不少地方都已經建立了相應的賠償、補償機制，但普遍數額較小，很難和損失相當，喬新生說，「舉例來說，鄱陽湖保護鳥類，但鳥類毀了莊稼，怎麼辦？更進一步，西雙版納、神農架等都出現過野豬闖入農戶家中，傷害村民乃至殺死村民的事情，又該如何賠償？我們認為，從原則上來說，誰是所有者、管理者，誰負責賠償，野生動物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國家和政府，那麼就應該由國家和政府來賠償」。
兼顧多方利益，平衡保護與發展關係
保護野生動物，是保護生態的一環，也是保護人類家園的重要方面。但如何在保護野生動物和保護人類根本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仍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喬新生說，「當我們討論權利與義務的時候，就要考慮到保護生態和保護發展之間的關係，綠色發展是一個多元有機的概念，既要保護綠色的生態，又要在綠色生態的基礎上發展。從具體的操作層面看，建議像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一樣，由自然資源部建立一個野生動物保護救助基金，同時設立全國統一的賠償標準。此外，在設立自然保護區的時候，也應考慮，給當地的人們留出一定的發展空間」。
喬新生建議，在法律層面儘快建立更加完善的保護機制和賠償機制，「隨著生態保護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我們也應該對《野生動物保護法》加以修訂。個人認為，可以加入4部分內容，首先，將國家賠償具體化，當前國家賠償只有概念，而缺少可操作的方法。第二，建立相關的救助基金，統一賠償標準，當前各地標準不一，有些地方賠償很少，遠不足以補償損失。第三，協調保護野生動物和保護發展利益之間的關係。第四，因地制宜，保護人的合法權益，人是目的，是發展的根本，我們既要保護野生動物，也要在綠色的基礎上，保護人發展的空間的權益」。
新京報鄉村
周懷宗/文
張樹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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