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間閱讀 | 非洲政治鍊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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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家保羅·科利爾就是這麼一位有著現實主義色彩的理想主義「鍊金術士」。他是研究非洲衝突與民主化轉型的頂級權威，在英國政府的非洲政策中享有巨大話語權。同時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長期接觸事關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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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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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冷戰和殖民主義的解體過程自歐洲-地中海開始順次展開。兩大國際體系在歐洲的競賽具有意識形態的外表。柏林圍牆成為分隔兩種哲學與生活方式的現實象徵。然而在廣大亞非拉的冷戰邊緣，超級大國的代理人鬥爭則演變為赤裸國家利益主導下的實力政治。美蘇雙方在非洲支持各種派系，主要是為了遏制彼此的勢力範圍。在這樣的限制下，兩大強權無力也無意苛求地方代理人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的選擇。殖民主義倉皇撤退留下的真空，結合美蘇雙方沒有道德約束的援助，滋長了去殖民化的非洲大陸幾十年的混亂、腐敗與欠發達。

冷戰終結消解了大國競爭對非洲政治扭曲的一個根源。腐敗無能的政府不再能憑藉自己的「反蘇牌」獲得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來渡過難關。經濟壓力迫使他們向國際基金組織（IMF）等西方機構尋求幫助，而這些機構伸出的橄欖枝，往往附帶著各種改革的要求。許多掌權幾十年的獨裁者要麼被政變推翻，要麼在內外交困下下開啟了改革。

蔓延在西方的冷戰勝利情緒將自由主義民主和市場經濟捧上普世發展道路的神壇。前蘇東地區相對順利的轉型讓許多西方專家和政策制定者認定，僅憑「民主化」的理念能為政治發展指出清晰可行的操作手冊。剛騰出手來的美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對外援助的思維中，逐漸開始強調價值觀的作用。它們把推進西方民主制度視作其重大的道德使命。非洲國家的政府也樂於通過開放競爭性選舉來打造自己在國際上的新形象，以圖重塑自身的執政合法性。

冷戰思維所相信的民主-穩定-發展的簡單線性關係在非洲複雜的現實面前壓根無法成立。新興的非洲民主化往往是脆弱、破碎的。選舉和政治競爭沒有帶來理想中的賢能負責的政府和各方利益的和諧。選票往往和腐敗、衝突甚至內戰如影隨形。獨裁者們很快學會了如何用民主的外表來保留控制的實質。這種對民主價值的陽奉陰違進一步激發了反抗與怒火。從1990年代初的象牙海岸，到今年的衣索比亞，貧窮和動蕩的陰影一直在非洲大陸上空徘徊。

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促使政治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開始重新把握和校準民主化進程與政治發展、經濟進步之間的複雜聯繫。可供利用的大量新案例同樣激發了民主化研究新的學術興趣與方向。以1991年塞繆爾·亨廷頓的《第三波》為代表，20世紀的最後十年與21世紀的頭十年見證了民主研究經典文獻的井噴式發展。「民主化」這一議題如今往往被放置在「國家建構」這個更加宏觀的框架中去考察。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系列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西方發達國家穩定體制中的日常政治，掩蓋了其制度中需多並不明顯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通常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得到落實的。而他們也不能絕對地免疫於各種社會、經濟、政治條件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後「911」時代美國對阿富汗、伊拉克的入侵為民主化研究更增添了現實的意義——美國的「大中東」計劃建立在對「輸出民主」和政治轉型的概念相當圖像化的理解上。2003年後的研究文獻著重警惕對民主化簡單、線性的想像，不能說不是對這一現實的某種間接、含蓄的回應。2010年後，中東政治的去穩定化與分化大致印證了這些睿智警告。2016年以來發達民主國中出現的民主去鞏固現象，更讓不少西方有識之士憂慮民主政治的未來。

查爾斯·蒂利曾提出這樣一種比喻。大致可以對比極端樂觀者和極端悲觀者兩種思維方式：在樂觀者看來，民主就像苗圃裡的花朵。只要氣候合適、土壤不過於貧瘠，園丁需要做的就是撒下種子，仔細地澆灌和施肥，時不時清除雜草。隨後他們就可以等待民主的花朵茁壯開放。這一過程是標準化、可控、清楚明白的。一個熟練的民主園丁只要有足夠的善意、耐心和資源，就能把「落後」的政治改造為符合西方理想的模式。民主化沒有任何內生的阻礙，正如好樹上長不出壞果子；需要做的只是把妨害民主有機成長的「壞成分」清除乾淨，一切就萬事大吉。悲觀者與之相反。在他們看來，民主化更像是石油和煤形成的那個過程：只有經過漫長的時間和極其罕見的地理條件的組合，生物的殘骸才能在很小的概率下變成可供利用的化石能源。人類的科學技術無力完全解明這一過程，遑論大規模複製。科學能做的只有「勘探」出已經存在的「民主油田」，以適當的方式開發採掘而已。

我們自然的人性總是會過猶不及，在偏離現實的對立極端中反覆橫跳。瀰漫在20世紀末的樂觀情緒如今讓位給命定論的悲觀主義。很多西方政壇老手如今對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和政治進步的前景有著相當昏暗的看法。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就曾在《大西洋月刊》的訪談中表達過中東政治之無解局面的失望。在經過訓練的學術眼光看來，這同樣是不符合現實的簡單化和情緒化反應。蒂利在總結極端悲觀和極端樂觀兩種圖景之後提出了自己所更偏愛的隱喻：民主化就像是湖泊的形成。每一個湖都有著多少相似的特徵和穩定的結構。形成湖泊的地質過程千差萬別，沒有一定之規，但這些必要的過程會反覆發生，可以被科學探究正確地識別出來。它們需要恰當地組合在一起才能發展為造湖運動。大部分情況下，它們會無疾而終。

在我看來，一個更好理解的意象或許是「鍊金術」：通過反覆探究實驗記錄中的原料、配比、過程和最終結果，研究者把握到了一些大致有效的對應模式和因果聯繫。鍊金術士們——我們的民主化理論家——發展出各種理論框架嘗試對這些聯繫進行解讀，偶爾鼓動那些好奇大膽的人進行一些「小嘗試」。這些嘗試有些產生意外之喜，更多的時候終結於字面意義的「爆炸性的災難」。在相當於現代原子-分子理論的社科定律出現之前，我們對民主化的探究仍然沒有進入「化學」階段，然而鍊金術的智慧的確也已產生了豐富的成果。

這意味著人類的意志和理性並非絕對無所作為。哈耶克的教誨是對的：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是如此複雜，以至於我們所熟悉的社會建構太多是漫長歷史過程中人類行動的非意圖後果。因此，對制度和社會進行理性建構和重整面臨各種危險和未知。馬基雅維利也是對的：通過人類的德性，我們可以徵服「命運的女神」——這不是在為我們理智的愚妄和力量的草率隨意開出空頭支票。恰恰相反，理智的探究是為了清除迷霧，儘可能弄清我們到底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可以做到什麼、不可以做到什麼。將不確定性和人類力量的限度勾勒出形狀，也就是將隨機的盲目納入意志和目的的領域。我們無法決定自己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會遭遇意外，但保險公司的精算會把這個事件呈現為某一相對精確的概率。我們無法在各種孤注一擲和從未遭遇的情境中保證萬無一失，但合理的思考與可靠的經驗總歸能排除那些明顯荒謬的奇思妙想，暗示出走出森林的可能路徑。

政治學家保羅·科利爾就是這麼一位有著現實主義色彩的理想主義「鍊金術士」。他是研究非洲衝突與民主化轉型的頂級權威，在英國政府的非洲政策中享有巨大話語權。同時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1998-2003），長期接觸事關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經驗。柯利爾關於非洲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著作《戰爭、槍炮與選票》英文版出版於2010年，結合了之前20年民主理論的進展和自身研究，以通俗、準確的筆觸描述了為何非洲「全球最底層的十億人」的民主實踐經常帶來不盡如人意的結果。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陷入現實主義者常見的失敗主義和犬儒主義情緒，而是在理解現實的前提下，在可行的政策範圍內提出一些或許有效的建議——當「不可能」的界線更加清晰，「可能性」的空間也就被賦予了更多篤定和希望。

柯利爾首先處理的關於民主的浪漫幻想之一就是民主化會平息社會衝突、帶來利益和諧的假設。非洲民主化的實證證據對此沒有很好地支撐。根據他在書中引用的自己的課題組的研究，在人均GDP低於2700美元左右的國家，競爭性的選舉政治（西方式「民主」最典型的要素）往往對國家發展有著負面的影響。越是在發展程度高的國家，「民主」所能產生的正效應越明顯。然而不幸的是，絕大部分非洲國家的人均GDP都遠低於2700美元這個不高的數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突破10000美元）。這意味著民主政治在非洲造成的破壞有可能會超過其潛在的好處。為何事情竟會如此發展？柯利爾在書中有著簡單精闢的解答。他認識到「族群政治」和「國家能力」的缺失是競爭性選舉失靈的重要原因。這和政治社會學對民主化的歷史之定性考察的初步印象相符合——在學術眼光的透視之下，現代大眾民主的形象變得複雜和曖昧，遠非大眾宣傳中的非黑即白。

查爾斯·蒂利的《歐洲的抗爭與民主，1650-2000》中細緻地梳理了英國、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自三十年戰爭後逐漸走向現代民主的歷程。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走向穩定民主制的道路不止一條。無論是法國這樣通過不斷地戰爭與革命一次次重整政治關係的中央集權型國家，還是英國這種通過漸次改革擴大政治參與的分權型議會國家，最終都多少形成了廣泛、平等、受保護的大眾政治參與基礎上的負責制政府。但形成民主體制的動力離不開抗爭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不同社會和政治的行動者之間反覆發生的拉鋸戰，在一些特殊條件的組合之下會開啟民主化的進程。儘管在大部分情況下，抗爭政治本身帶來的社會分裂和動蕩，是任何治體都要努力避免的惡果。

在蒂利看來，民主化涉及幾個有時互相衝突的過程的互相配合。簡略來說，政府希望對國境內的暴力進行更有效的整合與控制，對社會生產的資源更有效率地汲取，以及加深對臣民之間社會關係的調控。（用蒂利的術語來說，這三種目的分別屬於強制、資本與承諾）。統治精英為了以上三個目的所發起的行動，往往引起各種社會不滿者的對抗。這些對抗勢力也掌握著相應的暴力、資源和社會網絡。國家及其臣民之間的對抗有時是個別的、象徵性的，還有些時候相當暴烈且廣泛。對於民主化來說兩者沒有絕對優劣之分，關鍵在於，開啟民主化的抗爭過程同時改變了國家和臣民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國家對暴力之集中和資源攫取的訴求打破了分散的地方勢力，廢除了特權，製造了行政統一下的平等公民身份，促進了人口流動。但達成這一結果的過程如果是在反覆鬥爭的條件下展開的，國家就會在得到他想要的能力和資源的同時，不得不對公民個人財產和法律下的自由給予更堅固的承諾和保護。在公民這一邊，與不斷擴張的國家的鬥爭也製造了全新的社會關係。舊有的身份逐漸解體，新的身份逐漸形成。原本封閉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人際網絡逐漸讓位給為共通的利益、理念而服務的動員型政治網絡。蒂利將這一過程稱為嵌入型身份（embedded identity）的衰落與和脫嵌型身份（detached identity）的興起。現代民主制下的政黨就是這一轉型的集中體現。穩定民主中的政黨，通常是各個不同利益訴求之集團的組合。它們打破了封閉身份關系所追求的訴求的決定性，更容易和政治對手達成妥協。

最後，如果組織起來的社會各集團能夠製造和維持大致的平等，或者將社會上的不平等儘可能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比如堅持無論貴賤一人一票），我們所熟悉的現代大眾民主就算成型了。在這一制度下，抗爭性政治被納入社會和政治規範中，對其既鼓勵又限制。社會所能容忍的抗爭行動的範疇大大增加了，但它們的暴力程度和烈度則隨之大大下降。成功的民主國家將其內部的血腥歷史甩在了背後。

總而言之，在合適的條件下，抗爭性政治會讓國家能力和社會動員彼此促進。政治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在2019年的書「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中借用了博弈論的概念將之稱之為「紅皇后競賽」。

假如我們接受蒂利的看法，將成功的民主化視作特殊的抗爭性政治所形成的稀有均衡。那麼失敗的民主化就必然涉及失去準頭的鬥爭和國家建構的失敗。柯利爾在《戰爭、槍炮與選票》中將非洲的失敗民主化稱作「瘋狂民主」（democrazy）十分精確地概括了這種現象。其中正是囊括了前文所提到的「國家失靈」和「鬥爭失準」——這是兩個相互獨立卻互相關聯的現象。

國家的無力體現在兩個層面。其一是無法有效地壟斷暴力，其二是無法廣泛深入地汲取社會資源。在非洲大多數國家，這兩者都讓社會發展陷入困境。整個社會過多的資源耗費在防備自己的鄰居上，讓國家無法暴力壟斷的規模效益，也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財政系統貧弱，則削弱了公民和國家通過談判來規範預算用途的動機。柯利爾在書中提到，非洲國家的政府稅收開支只佔據GDP很少的份額——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自由至上主義者所夢想的小政府天堂。缺少稅收首先意味著政府很難正常運轉：修建和維護基礎設施、組建治安隊伍與法庭、公共衛生與傳染病防治是政府的主要職能。無法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很難得到人們的信任，也難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非洲最為貧困弱小的國家通常有低得驚人的入獄率。剛果共和國每10萬人中有27人入獄，中非共和國有16人。對比之下，以治安良好著稱的挪威每10萬人入獄率是60，丹麥是63。這不是因為非洲窮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而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如此之弱，以至於缺乏像樣的執法力量，罪犯根本得不到應有的審判和懲處。

更為要緊的是，正如蒂利指出國家擴權的過程也是引起公民抗爭和討價還價的過程一樣，稅收的擴張往往激起公民對政治參與和預算監督的興趣。這對貪汙腐敗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柯利爾觀察到，比起依賴會受到嚴重監督的稅收預算，非洲國家往往更青睞於從鑽石、銅礦、石油之類自然資源中獲取收入——而這些礦產恰好是不少非洲國家唯一能在國際市場賣出價格的產品。政治經濟學中越是資源豐富就越是陷入貧困的「資源陷阱」，在非洲並不是一句空話。

鬥爭性政治失去準頭造成的後果遠為嚴重。柯利爾正確地指出族群身份的政治化造成的幾個問題：1）民主的問責機制被扭曲：人們只通過族群認同來投票，而不是領導人的治理績效；2）資源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效率：佔據政治權力關鍵地位的族群就能利用國家機器把握社會資源的分配，使其決定性地有利於自身族群，這反過來又讓該族群更不情願分享政治權力；3）不利於建立國家認同：族群的認同割裂全國性動員網絡的形成和統一的公民身份形成，阻礙了現代式民族-國家的發展。

他所指出的這些弊政並不是非洲民主化過程中最黑暗的一頁。社會學家麥可·曼在《民主的陰暗面》中的描述遠為細緻和震撼。這本書在被譯介到中文世界後引起了不少針對其命題的爭議和批評，這其中不少是出於誤讀。在這裡無法全面討論曼提出論點和主張，僅就本文關心的部分來說，我認為曼和蒂利一樣捕捉到民主化過程的一個核心要素：抗爭性的政治動員空間的形成和擴大。這種空間有時來自於國家能力的增強，有時卻來自國家能力的減弱。後者正是非洲大陸1990年代以來的某種普遍境況——抗爭性政治的重新興起不是針對國家建構增強的回應，而是針對威權統治削弱而產生的變化。

這意味著國家之外的亞政治的網絡、身份會得到充分的機會擴張、鞏固，並進一步政治化。這在大多數國家，就正好體現為族裔身份的崛起和鞏固。這種政治化的族裔認同不是蒂利所說的「脫嵌型身份」，而是他所說的「嵌入型身份。」這本來是保留給民族-國家層面的民族主義的——在現代民主的身份上曼的洞見補充和修正了蒂利的論點。蒂利認為國家之下統一平等的「公民」身份是脫嵌型身份最為極端和模範的樣本。因為公民身份不涉及人和人之間具體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而僅僅代表了公民和政府之間的法律與政治的抽象聯繫。

但如果從曼的視角出發，我們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公民-國民身份的塑造不僅僅是個體從地方的、行業的、性別的身份中脫離，獲得抽象公民地位的過程，也同樣是將抽象平等的公民重新嵌入「民族共同體」這一整全性身份的過程。這種抽離-嵌入的兩面性，一方面容納了公民內部政治動員的多樣性，一方面又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將一種想像的同質性通過政治手段加以落實：曼將這一過程統一稱之為「族群清洗。」現代成熟民主國家的「族群清洗」已是被遺忘的歷史。但是在非洲大陸的新興國家，這一過程卻是現在進行時。當族群-民族政治和國家權威削弱所開啟的抗爭性政治的動員空間互相重合，民主化就進入了危險區。此時抗爭性政治就有可能進入危險的升級通道，導致與「民主化」完全相反的對立面、「族群清洗」最為極端的表現形式——種族屠殺。

保羅·柯利爾或許不如麥可·曼那樣關注「戰爭、槍炮與選票」的不幸組合帶來的最惡劣的結果。但他同樣意識到，困擾非洲脆弱的政治循環的關鍵詞是「安全」與「信任」——這兩者既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同時也是民主政治的產品。麥可·曼和查爾斯·蒂利告訴我們，這兩者在現代民主的發源地歐洲和美國，都是從頭破血流的死路中殺出來的。但如今，非洲國家的民主化不應、也不必走過這些類似的道路。保羅·科利爾大膽又誠懇地指出，比起具體的技術指導和物質援助，發達國家所能提供的「安全」和「信任」是幫助非洲最底層十億人擺脫惡劣政治最好的禮物。從道義上說這是曾經的殖民列強所應負的責任；從利益上來說，這些有限的投入經常帶來遠超成本的回報——一個更加繁榮穩定的非洲，無疑將會改善整個人類的境況。

The END

原標題：《午間閱讀 | 非洲政治鍊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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