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柏琳 經濟觀察網 收錄於話題#午間閱讀❤76個
記憶是可靠的，同時也是危險的。隨著「過去」演變成一種新的世俗崇拜，「記憶」也變成一種商品——在每個紀念品商店和書架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記憶」就被出售，不僅僅是遙遠的記憶。
本 文 約 7800 字
閱 讀 大 概 需 要 20 min
作者 | 柏琳
photo | 圖蟲創意
我們對俄羅斯文學還有興趣嗎？態度不可謂不尷尬。一方面，我們對俄羅斯傳統文學極為推崇，對俄羅斯「黃金時代」和「白銀時代」的作家和詩人如數家珍，普希金、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爾納克……哪一個名字我們會覺得陌生呢？另一方面，對於當代俄羅斯文學，我們的了解程度幾近為零。其中當然有深刻的社會變革原因——「冷戰」落幕，蘇聯這頭「巨獸」的倒下，給整個俄國社會留下一個巨大的文化真空地帶，俄國文學輝煌的傳統在1990年代後每況愈下，當代俄國人有太多問題需要重新適應，重新認知，曾經在俄國社會佔據強力地位的文學，如今正在同其他新生事物搶奪生存空間。
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俄國當代文學依然在進行深沉的思慮，不曾放棄對「苦難深沉的俄羅斯文學」傳統的延續。並且隨著外部世界的逐漸打開，強烈的歐洲文學氣質和現代氣息也正緩緩融進俄國文學的血脈。在此意義上，才華橫溢的俄國當代女作家瑪麗亞·斯捷潘諾娃可謂風頭正勁。
瑪麗亞·斯捷潘諾娃，1972年出生於俄國的一個猶太家庭，是詩人，作家，也是記者，編輯，出版人，多重身份讓她的日常生活轉得像個陀螺。她精力充沛，思維敏銳，涉獵廣泛，充滿熱情。不僅自己勤奮寫作，還致力於拓展俄國文化的事業。她主辦的俄羅斯獨立文藝資訊網站colta.ru，月訪問量近百萬，是一家頗有盛名的當代世界藝術與文化資訊平臺。說起來，這也是俄國文學一貫的傳統——作家往往有多重身份，自覺對整個俄國文化生活負有一分責任。
當然，對於瑪麗亞來說，最重要的依然是作品。她完成於2017年的新型複合類小說《記憶記憶》是一部飽含文化意蘊與哲學沉思的作品，獲得了俄國三大文學獎項，其中就有俄國文學最重要的「大書獎」。這本書並沒有因為其繁複的文體、思辨性強的主題和門檻頗高的背景知識而被大眾讀者拒絕——從出版至今，《記憶記憶》一直是歐洲大陸的暢銷書。
整部20世紀的人類歷史，寫滿了愛與黑暗的故事，不間斷的災難，動蕩的激變。進入21世紀，人們對上個世紀的回憶和反思不絕如縷，各種以「記憶」為主要敘事方式的作品遍布世界文壇，對「昨日世界」的懷舊之情，對「過去」的重塑與想像，成為全球性的文化現象。這種現象與當今世界許多股思潮合流，被「新民族主義」所用，被民粹力量重新發現。與上個世紀相比，技術更加進步，人們卻並沒感覺生活因此更加美好。生活在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巨大不安之中，全球似乎都在「回望過去」。
瑪麗亞反其道而行，用藝術的方式對既有的思考模式進行反撥，和如今「留住記憶」的寫作方式相對立，發出「饒過記憶」的呼喊。《記憶記憶》是瑪麗亞對自己的俄國家族的尋根之旅，一個家族，五代人，一個半世紀，整個歐亞大陸。這本書的寫作跨越35年，作家窮盡半生心力，只為還原家族遷徙版圖，為族人建起記憶的紀念碑。她搜集那些帶有記憶痕跡的信件、物件和照片，試圖復原出前輩的生活圖景。但最終，她不得不承認，想要清晰還原「記憶」是不可能的，記憶未必可靠，靠記憶拼湊的也未必是真相。
透過一個普通俄國家族的折射，整個俄國20世紀風雲變幻的大歷史被串聯起來，但作者發現，這些普通人在20世紀「大時間」洪流中默默無聞，想要還原他們是這麼困難。「關於他們我所能講述的越少，他們與我便越親近。」《記憶記憶》精準捕捉了「記憶」蘊含的危險性，對於記憶成為新的「全球崇拜」的趨向十分警惕，這絕非僅僅是俄國的問題。瑪麗亞·斯捷潘諾娃把眼光放在前方，等待的正是一個更開放的俄羅斯，更寬廣的全世界。
| 訪談 |
問=柏琳
答=瑪麗亞·斯捷潘諾娃
問：許多人都說《記憶記憶》是一本「反記憶」的「元小說」，你創作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
答：這本書既不是「反記憶」也不是「前記憶」的，而是一本「記憶中的記憶」之書，記憶的空間是這本書惟一可以存在的環境，也是我唯一可知的真實。我要說的是，我與記憶的關係非常親密，用的是一種孩子們非常了解的方式——他們可以一邊排斥父母，一邊又模仿著父母，以致於可以說，他們對父母同時懷有深切的愛和恨。記憶在我的內心扮演的是相同的角色。
我拼命寫這本書，是為了擺脫對「永恆」的痴迷——它變成了一項越來越難以完成的任務。我一直都很清楚，在某個時刻，我將不得不開始寫自己的家族故事。這種意識從小就伴隨著我。這很有趣，要知道，我在十歲大的時候就完成了後來成為《記憶記憶》的初稿，它寫於1982年。
可我為什麼等待了那麼久才把它寫完呢？我想，是因為這件事（寫家族故事）的完成看起來毫無指望。我曾想為我的家人、我所知甚少的親人以及被遺忘的人建立起一座紀念碑。然而，他們的生活其實乏善可陳，沒有一絲一毫可供小說加工的材料。只是一些平常人的生活，每天都有恐怖的感受，有時候也會有幸福的結局，而這都屬於日記和家庭相冊的記錄領域，無法激起外部世界的興趣。我必須找到一種應對之道，將他們的生活寫進20世紀的大環境中。與此同時，還要帶上他們自己的聲音、信件、明信片——我需要創造一個空間，讓這些人顯形。
問：《記憶記憶》最讓我驚奇的就是它的章節編排體例。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拿來運用：物件、照片、日記、書信、影像、文件、詩歌、作家的爭論、別人的小說……這種拼貼式的敘述方法就像旋轉的萬花筒，令人目不暇接。同時可能會帶來一個問題：由於密度大，每一部分都不能充分展開，於是在結尾時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這種嘗試顯得又新奇，又有些冒險，你為什麼採用這種方式來寫這本書呢？
答：我之所以運用這麼多表達形式，都有一個直接目的，一個非常私人化的目的。你會如何去寫一群你所知甚少的人呢？他們的經歷絕對不足以讓你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我的家人在保守秘密方面都是專家，當然他們這麼做有他們的理由：（在俄國）一個人可能因為出生在錯誤的社會階層或認識了錯誤的人而鋃鐺入獄，甚至被殺害。上個世紀的悲劇之一是，我們對卡夫卡或曼德爾施塔姆的了解比對我們自己的親戚的了解還要多！因為後者是沉默的，隱藏了自己的真實自我，隱藏了關於過去的顏色和味道。
於是，類比的寫法就成了接近他們的惟一途徑。當你開始書寫那些與你分享同一空間，走過相同街道的人，你就開始組建一種只有少數人的面貌可見的合唱團。然後，你會了解，你所能創造的只是一種組合之物，包括不完整的故事，照片，笑話，語錄，並且你搭建了可供這些「老文物」自由活動的空間。這個地方不完全是一座神社，也不像是一個博物館，而僅僅是一個為逝者提供的空間。
問：在這本書中，家族裡的人是在俄國大歷史中被隱沒的人。它的核心是一大批醫生，建築師，圖書館員，會計師和工程師等等並無英雄主義行為的個人，他們並沒有致力於任何偉大的項目，卻在不文明的暴力時代中嘗試過安靜的生活。這些生活在「小歷史」中的人，你把他們擺在俄國20世紀激蕩的歷史中去審視，他們的價值是什麼呢？
答：我根本不能「選擇」或「決定」這麼寫，因為它就發生在這些虛構的人物身上——我只是一路跟隨著真實的事實和文獻走下去。你可能會說，誰要是出生在上個世紀初的俄羅斯，那他準是個倒黴蛋——而且，誰能倖存下來，還活得挺長，那都是純粹的奇蹟罷了——這就是俄國近代歷史頗為鮮明的特質。對於某些俄國思想家來說，俄國歷史、俄國人經歷的獨特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我不會離題太遠——幾乎每個國家都在20世紀經歷過自己的悲劇，而且每個國家都依然在試圖努力消化他們的災難。對於一些人來說，是二戰，對於另一些人，是一戰。但是對於俄羅斯的歷史/故事來說，真正可悲之處在於，我們不僅是遭受了一場災難，而是經歷了一系列的災難。我稱其為一種「創傷性滲透」：數十年來，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從一種恐怖轉移到另一種恐怖，從一場災難轉移到另一場災難。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發生的事情，沒有時間哀悼死者，想像未來，只能繼續前進，永遠不讓自己意識到周圍的苦難。
在某個時刻，人們開始感到，災難就是一種存在的自然秩序，人們必須與之共存，聽天由命。於是，關於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等等這樣的概念被輕易貶低，對過去和未來的感知也被扭曲了。這種現象就為俄國文學增添了一種雖然瘋狂、卻幾近病態般清晰的特殊內涵。不過，由此我們也付出了額外的高昂代價——不是詩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人，至今也無法得到安慰。
問：《記憶記憶》似乎是對一種確信的家族歷史的反思性表達。你在書裡反思了人們處理記憶的種種方式具有的荒謬性——記憶（過去）如同等待被殖民的處女地，被今人強加自己的意志。那麼，你是否認為如今呈現的「記憶」其實並不可靠？如果它是不可靠的，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過去」？
答：記憶是可靠的，同時也是危險的。隨著「過去」演變成一種新的世俗崇拜，「記憶」也變成一種商品——在每個紀念品商店和書架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記憶」就被出售，不僅僅是遙遠的記憶。我們的同代人發明了「年份」這個詞，來為僅在幾年前穿過的衣服增添價值。但是，我們對身穿這些褲子和外套、坐在1940年代椅子上、腳蹬1914年戰士靴子的男女足夠了解嗎？擁有別人的財產，可能讓我們與他們更親近，但也許這種感覺只是一種幻覺。會不會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無知和刻意忽視差異而造成了這種幻覺？人們很容易相信，過去的人「就像我們一樣」，也許穿著打扮有點怪，但基本相同。重要的是，要時刻保持雙眼大睜——請注意差異在哪裡！
問：這本書裡的家族人物普遍都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似乎都不願意回憶過去，而是希望活成一個嶄新的自己。熱衷於記憶的人似乎都是「沒有過去的人」，這就有點諷刺。那麼你是否質疑諸如家族回憶錄、口述史、傳記等非虛構形式的準確性呢？
答：不願意回憶過去，這對於那些命中注定要生活在動蕩時代中的人來說，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特徵。在某個時刻，他們往往會開始遺忘——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重寫現實，重塑自我，就像要打開一本新書，而非翻開一本書的新的一章。（記錄）家族記憶，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工作，是世代相傳的系列工作，是一系列的編輯整理，一系列的遺漏和瘋狂的猜測。這意味著它不僅僅是非虛構的。比如，傳記是最具有偷窺性質的文學體裁之一，它對傳主的評價是如此之多，甚至你選擇或組織材料的方式都可以構成一幅關於傳主的非自願的自畫像。由此看來，我認為這些工作（非虛構）是有效的——比任何小說都更有效——僅僅是因為它們具有關涉和暴露現實生活的巨大力量，並且在付諸行動時會產生無法預測的後果。但是請記住，重要的是在寫作和閱讀時，你我都要有自覺性，要非常警惕，並且儘可能要讓文檔自己說話。
問：本書的末尾提出一個觀點：對過去的記錄要有所節制，記錄得越少，親人就離你越近。蘇聯解體後，俄國社會大量的歷史檔案被公開，許多普通人得以了解他們的過去，此後大量的口述史、日記、檔案揭秘、特稿等等非虛構文本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這種熱潮的背後，你是否認為有一種「過度書寫」的現象？
答：我不認為，對記憶的「過度書寫」只是俄國的現象——我越是和「記憶」打交道，並且和其他像我一樣痴迷於「過去」的人見面，我就會越發意識到，這是一種非常全球化的東西，能夠聯合所有的人，不論國籍和代際。比方說，想想在英語或者德語世界中，非虛構文學在處理關於過去的問題時是如何不堪重負吧！這其實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事物，和十幾年前的情況大相逕庭。如今，滿世界都在講述一種記憶或者「後記憶」的語言。當人們將「記憶」視為一個共同點、一個人類普遍的文明起點、一個世界起始的公眾空間時，彼此之間的理解突然就變容易了，這真是令人驚奇。
問：這本書的敘述方式就像是一場多重身份同時進行的敘述「狂歡」，它們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許多人會問你如何看待記者、詩人、作家、出版人的多重身份，你表示這並不是什麼問題，你可以輕鬆地在這些身份之間切換。我想知道的是，這些身份在共存的同時，如何互相滲透、並影響你作為一個書寫者的身份？
答：坦白說，我並不是真正的記者，我更像一個編輯。這個身份也是在我生命中相對較晚的時候獲得的。我真的無法拒絕這樣一個機會——打造一本對俄國人來說完全嶄新的出版物，一份專門從事社會和文化事務報導的大型網絡日報。這種誘惑實在太大了。令我高興的是，儘管困難重重，但Colta過了這麼多年仍然活著。不過，我現在如果再想重新進行一場這樣的冒險實驗，已經不太可能了。
對我自己（的身份）來說，更嚴肅的問題是，如何讓詩歌和散文並存。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仍然無法在同一時期同時處理這兩種體裁，每種體裁都需要不同的聲音，甚至是不同的人稱。另一方面，這兩種聲音（體裁）都在尋找同一個問題的答案，或者說，試圖提出各自的問題。我想，這就是一個人在一生中想做的事情吧——圍著一個對你至關重要的大問題，兜兜轉轉，期望下一年、下一個冒出來的想法會給予你一個嶄新的答案。在我的腦海裡，有一個巨大的「空白地」，它像一個火山口一樣，我繞著它盤旋，試圖用不同的角度面對這個「空白地」，用不同方式去接近它，描述它。
問：對於作家來說，意識形態和藝術創作之間永遠存在張力。俄國作家們經常會為自己的文學文本撰寫序言、後記和注釋（想想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穿插了多少真實文獻）。這種做法體現了俄國文學的「文類跨越」特徵，即它力圖彌合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差距。《記憶記憶》就是一種跨文類的寫作，你如何看待俄國文學傳統中虛構、非虛構和意識形態的張力？
答：長期以來，小說（虛構）和意識形態在俄國是交織在一起的，以致於人們可以說，小說就是意識形態。想一想「偉大的俄國小說」這個概念，從定義上講，它就是說教性的，為讀者提供一系列可以效仿的行為、道德準則和政治範例。那些沒有太多融入政治內容的散文（隨筆）類小說也存在於俄國文學序列中，只是影響不大。
對於俄國文學傳統來說，文學本來就是要解決問題的，而不僅僅是把問題擺出來就完了。這就是為什麼蘇聯當局認為散文也是重要的政治工具，而像索忍尼辛這樣的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會對這個系統構成嚴重威脅。但是現在不同了，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迥異的、但同樣有趣的時代。這個時代裡，散文這個體裁「進化」成了非虛構，詩歌則勇敢地與新冒出來的政治主題對峙。至於「國家」，已經對當代文學失去了興趣，它們現在更願意和電影合作。
問：評論界認為《記憶記憶》具有某種「歐洲文學氣質」，也就是說，不只是關注俄國本身，更關注一種「外向型的俄羅斯」——和歐洲大陸密不可分的俄羅斯。你如何理解這種「歐洲文學氣質」？
答：我不太確定批評家的意思是什麼——但對我而言，《記憶記憶》與其說是更關乎歐洲，不如說是在探索某種對外部世界更開放的世界觀。我強烈反對將俄羅斯視為「一種滿足歷史和文化的獵奇心理的存在物」——覺得俄國與世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是神秘主義的地方，其邏輯總是難以被人理解和接受，俄羅斯就是一個無人能解決的謎團。
以我的觀點來說，我們如今正處於一張將俄國文化各個方面與外部世界融合、對應、聯繫和反思的網絡之中。我在書裡寫到：我們祖先的生活圖景，是由許多因素形成的——有否能力出走（去別處）、是否能發現他者、是否能被發現、是否對別人產生影響，以及是否被別人所影響。我的祖父一直渴望回到大革命之前那個還很小的瑞士去，當時他還是個小孩呢。當然，他從未如願。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是如此討厭邊界，政治的和文化的（邊界）。記憶，生命，這些才是人們往前走的動力。
問：書裡有個章節：兩位天才詩人曼德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在看待過去與未來的問題上，他們有鮮明的分歧。曼德施塔姆寫於1920年代的新詩《時代的喧囂》表現出推開記憶、擁抱未來的想法，這些觀念讓茨維塔耶娃拒斥。茨維塔耶娃對記憶充滿激情，而曼德施塔姆對過去沒有柔情。二者的衝突，實際反映的是文化傳統中關於過去與未來的古老衝突，在當下的俄國文化生態中，過去（俄國文化傳統）和未來（現代性）的衝突是否有什麼新的表現形式？
答：我必須說，渴望被現代化是俄羅斯文學傳統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總有一種努力對現代性免疫的嘗試。這是我們自身困境重重的歷史和特殊的地緣位置所導致的直接結果。一代人又一代人，不間斷地提供足夠充分的緊張感，用來維持這種「傳統VS現代」的討論繼續進行。當前的時代也不例外。
但現在的情景是，存在著一種更為廣泛的所謂「向右轉」的情況，從波蘭到匈牙利，從俄羅斯到美國，這種傾向隨處可見。「向右轉」的傾向，其言論基礎很大一部分是基於這樣的假設：是時候重返過去了，回到過去某個「我們的榮耀時代」，這是一個安全的地點。川普提了「偉大時代」，普京也提了。但是我們必須明白，過去之所以有趣，值得我們回味，是因為它永遠是虛構的，永遠都像一部小說，是對「黃金時代」等不存在的事物的懷舊之情罷了。如何定義當前俄羅斯的文化社會環境的衝突？這並不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張力，而是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張力。
問：像你這一代1970年後出生的俄國知識分子，面對那個無法繞開的俄國文學傳統（也包括蘇聯文學），如何看待這種「記憶」留給你的遺產？
答：幾年前，我成為了一個文學大獎賽的評委，於是我必須閱讀七十餘部俄羅斯的「新式」小說。其中，超過80%的作品描寫的是遙遠的或不那麼遙遠的過去：1990年代，1970年代，1950年代等等，乃至追溯到更久遠的記憶。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真的無法想像，當代人對當代的事物是如此地不感興趣，對我們自己身上正在發生的故事是如此的冷漠……但這就是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在不同的框架和語境中）所定義的「後記憶」。這是一種敏感的意識，讓你比你的祖父母更關心祖父母的故事和情感。在那些被「記憶」迷惑的人心目中，「過去」被無限放大。創傷性知識以及象徵性經驗隔代回歸了。如今這已經是一種全球現象，到了必須正視的時候了。我們不能簡單地強迫自己前進，直接邁向未來——因為「過去」是某個人必須繼續進行的、還未完成的工作。
問：在俄國的現代化歷程中，向來就有「西化派」和「斯拉夫派」關於俄國未來「朝東還是朝西」的爭論，體現在文學中，「東方還是西方」的張力一直存在，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納博科夫，各自都對俄國社會的命運有不同見解。在民粹主義和新民族主義變得喧囂塵上的今日世界，作為一個作家，你如何看待「後記憶」的俄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觀念變革？
答：有一種現象如今已經遍布全球：對未來的深切恐懼，對過去的瘋狂熱情，對歷史/事實知識的日益不滿，對重寫過去的各種嘗試。俄羅斯的情況有什麼特別之處嗎？也許事實是這樣的，當代俄羅斯對自己的共同過去沒有一種「可持續」的視野，更沒有普遍的共識——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俄羅斯革命，從1990年代回溯到1820年代，過去兩個世紀的所有時間都受到無休止的質疑。人們在爭論「伊凡雷帝（ Ivanthe Terrible）」（卒於 1666年）的身材和遺產，好像這是一個多麼熱門的政治話題似的。但也許可能真的是個話題？當一個社會不斷地對它的未來感到恐懼時，過去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我想說，我們現在就生活在一場曠日持久的「記憶大戰」中。
The END
原標題：《午間閱讀 | 我們生活在一場曠日持久的「記憶大戰」中》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