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辜鴻銘翻譯了「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因為缺乏實證，長期以來學界一直認為辜氏的英譯《大學》或許並未正式出版過。本文試圖通過筆者近年來在北美一些圖書館發現的相關未刊材料，並結合辜鴻銘私人通信資料，來揭開關於《大學》翻譯及出版的些許未解謎團。
1910年，清政府賜予十二名因具有「遊學專門回國在十年以外者」以「進士及第」的頭銜。其中文科的狀元、榜眼和探花分別為：嚴復（1854—1921），辜鴻銘（1856—1928），伍光健（1867—1943）（見房兆楹、杜聯喆編，《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附引得》，燕京書社，1941年，第242頁）。眾所周知，三人均在歐洲遊學多年後回到中國，且皆以翻譯上的成就而受到學界矚目。不同的是，嚴和伍是向內輸入西方近代學理和知識的高產翻譯家，而辜鴻銘則是向外輸出中國文化與傳統的執著代言人。他是第一位通過英語寫作和英譯儒經而獲得國際聲譽的中國人。連《清史稿》中也對辜鴻銘有著如下的讚譽：「（辜）譯四子書，述春秋大義及禮制諸書。西人見之，始嘆中國學理之精，爭起傳譯。」（趙爾巽編，《清史稿》，中華書局，1997年，第13449頁）
事實上，辜鴻銘只完成了「四書」中的三部，即，《論語》（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1898），《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1906）和《大學》（HigherEducation，1915）。他的儒經譯本較之以往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作品有了裡程碑式的飛躍，不但語言精練、表述地道、詞意精達，而且在注經的過程中加入大量闡釋，其內容旁徵博引、縱貫中西，其方法深入淺出、對比古今，其問題意識發人深省，他常援引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經文。這種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學角度對儒經所作出的創造性闡釋形成了辜氏獨特的譯風。其英譯《中庸》由於版本眾多、流傳甚廣，在近些年受到翻譯界越來越多的關注。（陳梅、文軍，《〈中庸〉英譯研究在中國》，載《上海翻譯》，2013年第1期）但辜氏其他譯作在其有生之年則無一例外地成為絕版。辜鴻銘曾有意再版英譯《論語》，但遺憾的是，此計劃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以成行。因為缺乏實證，長期以來學界一直認為辜氏英譯《大學》或許並未正式出版過。除極少數幾部作品外，辜鴻銘的著作或譯作在當時的發行量極少，而且由於辜氏多用外語創作，其作品傳播範圍也極為廣泛，這自然給研究者的搜尋與研究帶來諸多不便。筆者近年來在北美的一些圖書館發現了不少相關未刊材料，同時結合自己翻譯完成並將於近期發表的「辜鴻銘私人通信」資料，來試圖通過本文揭開關於辜氏英譯《大學》翻譯及出版的些許未解謎團。
《中庸》和《大學》的內容源自於《禮記》，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將其單獨編纂成冊，並與《論語》和《孟子》並稱為「四書」，旨在系統地介紹儒家的核心價值和思想。在明清兩代，這些經典成為官舉考試的必讀書目，因此在儒教體系和中國思想史中佔據著異常重要的位置。在18、19世紀，對於來到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和學者來說，研讀「四書」毫無疑問地成為其想要在國學上取得成就的必由之路。
辜鴻銘在1898年出版英譯《論語》之後，又相繼翻譯出他非常重視的另兩部儒經《中庸》和《大學》。辜氏在其著作中反覆引用兩經中章句的事實說明，他不僅對於這兩部經書的內容十分熟稔，理解準確到位，還證明他作為孔門弟子對其篤信不疑的思想與信條進行著親力親為的宣講。但凡有機會，無論大小，辜鴻銘都會毫不例外地鼓勵他立志研習國學的外國友人或學生從這兩部書開始學起。1887年7月15日，辜鴻銘曾致函他的愛丁堡大學校友，後來成為山東威海衛行政長官的英國人駱任廷（JamesStewartLockhart，1858—1937），信中辜如是說道：「很難能夠推薦給您某部書來引領您理解儒家學說……下面將是我認為必讀的書籍。選擇《大學》和《中庸》這兩部書，仔細研讀，直到您通曉文意為止……儒家學說的核心道義盡在其中。」在1906年4月5日致駱任廷的一封信函中，辜透露自己的英譯《中庸》已經完成，並即將集結出版。辜氏認為「《中庸》和《大學》可被稱為儒家教義問答手冊」，並在此後多次強調要同時出版這兩部經書。位於上海的《文匯西報》社（ShanghaiMercuryLtd.）在1906年出版了辜氏的英譯《中庸》，但這並未滿足他最初想同時發行《中庸》和《大學》的夙願。辜在《中庸》序言中解釋道：「我原本打算將它們一起出版，但另一部著作的譯文還未達到我自己的翻譯標準。」（KuHung⁃ming,TheUniversalOrder,ii.）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這句話仍舊出現在1928年10月第五版英譯《中庸》序言中。難怪學界長久以來對於其英譯《大學》出版與否的事實無法確定。
俄國作家列夫·託爾斯泰（1828—1910）是辜氏英譯儒經的早期外國讀者之一。1906年，辜鴻銘從上海寄給託爾斯泰兩本剛出版的英文著作。作為回應，託氏書寫了一封長信，題目為《致一位中國人的一封信》，後來被翻譯為德、法和俄語出版。1908年10月25日，辜鴻銘在上海又寄給託爾斯泰兩部書，書名分別為：TheUniversalOrder和TheGreatLearningofHigherEduca⁃tion。（Leo N. Tolstoy,CompleteCollectionofWorks,ed.Vladi⁃mir Grigoryevich Chertkov,vol.56,Moscow-Leningrad:Gosiz⁃dat, 1928-1958,408, 513-514n397.）託氏在1908年10月26日的日記中寫到，辜氏的譯作「引發思考」。（Derk Bodde,TolstoyandChi⁃n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0,50-58.）但在託爾斯泰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列表上，找不到任何關於後一本著作的出版信息。據說，北京曾有一位名為亨利·魏智（HenriVetch）法國出版商，他所擁有的辜氏的英譯《大學》是本很薄的小冊子，而且他認為曾有過少量的英譯《大學》在青島流傳。（Ibid.,98-99.）因此，辜鴻銘似乎確實在某時某地正式出版過《大學》，下面的這個例子也可作為佐證。在《華北正報》（NorthChinaStandard）社的資助下，辜鴻銘於1923年曾在北京再版過他的首部英文文集《尊王篇》（PapersfromaViceroy’sYamen），在該書目錄頁的背面，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較短的書目列表。該表顯示出作者曾出版過的六部作品，其中第六項信息頗為有趣：「HigherEduca⁃tion, translation of the bookknownastheGreatLearning.大學」（《高等教育》，《大學》的英譯本）。但這也並不能讓我們確鑿地得出《大學》曾出版過的結論。
辜鴻銘未刊私人信函的現世可使我們獲知不少有關辜氏翻譯和出版《大學》的第一手信息。事實證明，在英譯《大學》正式出版之前，閱讀過譯稿的人絕不僅限於他本人和託爾斯泰。對於英譯《中庸》的單獨出版，辜鴻銘曾感到無奈，他在1911年4月20日寫給駱任廷的信中就曾表達過這種心情：「《大學》的英譯文早已完成，可是我沒有財力支持，因此無法使其出版。」誠然，資金對於出版至關重要，但他對自己的譯文所採用的嚴格標準也是作品未能及時面世另一個重要原因。同年5月9日，他再次致函駱任廷，其中又提到《大學》：「我同樣將《大學》翻譯完成，但在有些地方，我還不甚滿意。因此在出版之前我願意耐心等待。」辜駱二人雖曾為校友，但在漢學領域，辜毫不客氣地以導師自居。然而當涉及到英文翻譯，他也十分重視駱的意見。辜在5月27日致駱的信中說，他正在將英譯《大學》轉成列印稿，以便儘快寄去並聽取駱對於翻譯的修改建議。在8月2日，辜鴻銘隨信寄給駱任廷一份英譯《大學》副本，並諮詢對方有關翻譯的意見。他強調：「我想要將英譯《中庸》和《大學》合輯出版，但是在哪裡可以找到出版商呢？」至於原因，他解釋道，這兩部書保存著中華文明的藍圖，即便中國所有的書全部被銷毀，只要有這兩部存在，中國人就可重建華夏文明。
1911年的民主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它同樣深深影響到辜鴻銘個人的生活。該年歲末，他不得不辭掉在上海南洋公學所擔任的督學一職，被迫轉戰北京另謀生路。1912年4月27日，他寫給駱氏一封信來敘述其間的經歷：「在逃離上海革命黨人士所製造的暴亂的過程中，我遺失了大量的手稿，其中包括《大學》的譯稿HigherEducation。我曾寄給過您該譯稿的副本，能否勞煩您複製一份後儘早轉寄給我？訥色恩博士非常想閱讀一下。」訥色恩（Arthur Edler von Rosthorn，1862—1945）正是當時在北京對辜鴻銘提供一切援助的奧地利駐華公使。此信展示，無論個人的安危和前途有多麼的不確定，辜鴻銘念念不忘的仍是著作的出版，他不遺餘力地搜尋著任何潛在的出版商或資助人，哪怕是希望渺茫得近乎不可能也從不輕易放棄。一個月後的5月21日，辜致信感謝駱回寄的《大學》譯稿。
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出版事宜似乎一直停滯不前。1913年6月24日，他致信身處青島的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Wilhelm，1873—1930）索求譯稿：「能否勞煩您將鄙人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文和《大學》的譯稿郵寄給我？」同年9月22日，他在另一封信中予以詳細的解釋：「在過去三個月中，我全身心投入在潤色或者說是重譯《論語》上，譯文已獲得很大改觀。您能否為我找到出版商呢？同樣我也期待出版英譯《大學》，您手頭有我的譯稿。但想請您先歸還譯稿，在正式送交出版之前，我要作最後的修訂。《大學》和《中庸》應當一同出版。」在這些鴻雁往來之中看似事務性的字句背後，我們仿佛可以看到辜鴻銘為謀求出版而來回奔走的身影，為修改潤色譯文而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直到1914年11月10日，他才似乎終於找到有合作意向的出版商。因此，他在當天致信駱任廷，再次索求《大學》副本：「您應該記得您曾寄給過我一份《大學》譯文的列印稿，但我將該副本留給了青島的一位德國牧師，如果您仍留有存稿，能否再請您寄給我一份？鄙人將不勝感激。」
辜鴻銘英譯《大學》全本終於在1915年付梓出版。至於當時具體的印刷數量，我們現在已無法得知。所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現藏有一冊紙本。此外另有多處北美大學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收藏有該書的微縮膠片。通過版權頁我們可以推想，衛禮賢和駱任廷似乎都並未對出版的推進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因為出版社正是在1901年發行過辜氏第一部英文文集的上海《文匯西報》社。辜氏英譯《大學》題目為：HigherEdu⁃cation:ANewTranslation。林語堂認為，和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大學》譯名「TheGreatLearning」相比，辜氏的題目更加準確。（LinYutang,TheWis⁃domofConfucius,NewYork:TheModernLibrary,1938,136.）在《引言》中，辜鴻銘再次強調共同出版英譯《中庸》和《大學》的重要意義，同時他指出，「依愚見，《大學》譯文現在已經適合向大眾讀者來呈現了」。（第1頁）翻譯《大學》的目的在辜看來是要「將其獻給那些真正有興趣於中國和世界教育事業的、富有教養的人士，以供他們進行深入思考。」這本小冊子共17頁，由兩個部分組成：兩頁的《引言》（IntroductoryNote）以及剩下15頁的英文譯文。其注釋部分和英譯《中庸》中不吝筆墨、旁徵博引風格完全不同，只有區區的三個數字腳註，內容上分別涉及孟德斯鳩、馬修·阿諾德和歌德的思想和言論，另外還單獨有一個加星號的腳註來解釋「誠意（trueideas）」。（第3、4、7頁）值得一提的是，譯文未完全按照中文原文的次第進行，辜對此解釋道：「為使原文思想的脈絡更為清晰易懂，我鬥膽對中國偉大的註疏家朱熹所編訂的文本進行了微調，並遵循理雅各博士的譯文中所採用的順序。」（第2頁）辜氏文體富有時事性、歷史性和資料性的特點在其以往作品中屢見不鮮。在《引言》的最後一段中，他結合當時的一戰背景將託爾斯泰的一部作品和自己的譯著作了個比照。一方面，這種類比仿佛是辜從比較文學及比較文化學的視角對《大學》所作出的一種初步的跨文化定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辜氏所秉承的只有華夏文明才能醫治西方流毒的信念：
已故的託爾斯泰伯爵在日俄戰爭期間曾寫就一本書，其簡單的題目取自於《新約》：「自我思考」（Bethinkye），這本小書曾有助於戰爭的停止。現在，我希望這本歸屬中國舊學的小書也能夠在當下幫助富有教養的人士進行自我思考。當世界上富有教養的人士進行自我思考並努力獲取正確的觀念的時候，也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們才有可能希望看到目前這場恐怖戰爭的終結。（同上）
也許因為發行量不大的原因，迄今我們仍未發現有關該譯本的國內書評或記述。雖然辜氏英譯《大學》是絕版書，但譯文的內容在一本雜誌《神學季刊》[TheosophicalQuarterly,28(1930):34-42]中曾再次刊出過，該期的編輯按語《時光的幕布》（OntheScreenofTime）披露出主編「T」先生的一位美國朋友是如何在1928年之前從辜鴻銘處獲得譯文的。但當時西方的讀者對於英譯《大學》在1915年的出版事實確乎並不知曉：
他並未明確提及這本《高等教育》在中國出版與否：他在信裡似乎暗示其並未出版，但我們無法確定。正向我說過的那樣，辜鴻銘是特立獨行之人。或許，對於自己的佳作，他覺得在世界各地得以再版是理所應當的。（同上，第71頁）
然而經仔細對照可以發現，這一版本與1915年版稍有不同。首先是《引言》中的第三段被全部刪去。辜鴻銘寄給那位美國朋友的原稿中是否原本如此？抑或是編輯在發表前對其進行了刪改？我們現已無從得知。但無論哪種情況，反對一戰的實時性呼籲在1930年的刊物中的確會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除了腳註上的略微改動外，譯文本身與1915年版並無二異。三個數字腳註和一個星號腳註的內容全部得以保留，但第一個數字腳註的位置被改動了，星號腳註也被改編為第四個數字腳註。從原本的星號腳註中刪除的部分作為第五個數字腳註而出現在譯文中。這是在西語世界中目前唯一可知的、正式發表過的相關材料。
由於其在英譯儒經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辜鴻銘絕不應被遺忘或低估。他是第一個完成英譯《論語》、《中庸》和《大學》的中國人。林語堂對辜的翻譯曾作出如下評價：
辜氏的翻譯是具有創作性的，經典古籍之光通過深邃的哲思得以投射。事實上，他扮演著東西觀念電鍍匠的角色……他對於儒家經典的翻譯甚優，這源自於其對原文的透徹理解。中國古代經典從未有過好的譯本。西方漢學家的翻譯做得很糟，而中國人自己又疏忽此事。（LinYu-tang,FromPagantoChristian,Cleveland: World Pub. Co.,1959,50-51）.
遺憾的是，辜鴻銘未能將《孟子》也譯成英文。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他對於譯文所保持的嚴格標準自然是其中之一。辜的生活是否穩定、經濟來源是否有保障也是他翻譯和出版進行得順利與否的決定因素。自1885至1909年間，辜服務於張之洞幕府帳下，收入雖不豐厚，但是生活無憂。精力充沛的他翻譯並出版了《論語》和《中庸》。雖然《大學》早已翻好，但也只有在他任北大教授期間才有餘力繼續潤色直至出版。翻譯儒經對辜來說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挫折和貧困並不能動搖其堅定的決心。辜鴻銘晚年不得已向日本大東文化協會求助，並於1925年達成一項協議，計劃在之後的三年中將完成並出版英譯「四書」和「五經」。（《明治大帝の『御製』や四書五経を英訳?辜鴻銘氏三箇年の仕事》，《読売新聞》，4.3，1925）然而躊躇滿志的辜鴻銘由於健康原因未能完成這一雄心勃勃的項目，他於1928年從日本回國後便於4月30日死於肺炎。難怪林語堂曾經感慨道：「他沒有把『四書』全部譯完，真是可惜。如果譯完了，那該是什麼樣的奇蹟呀！」（《辜鴻銘——最後一個儒家》，載《西風副刊》1941年第32期，第358頁）
在近年來致力於辜鴻銘研究的過程中，筆者還有幸獲取到他在晚年出版的《中庸》和《大學》法語合譯本，此亦為絕版的珍貴材料。考慮到辜氏英、法儒經譯本的價值，筆者曾試圖聯繫過幾家出版社，諮詢對方是否有意出版《辜鴻銘先生英法雙譯〈中庸〉〈大學〉合集》，結果未遂。辜鴻銘生前曾為合訂出版英譯《中庸》和《大學》費盡心機，四處奔走，歷史是何其相似，想來便不勝唏噓。今年正值其英譯《大學》出版100周年，若合集有幸能輯定出版，想必會有著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也算滿足了辜氏生前及其後世讀者所共同期待的一個夙願，雖然這份對於辜鴻銘的慰藉來的遲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