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再通報陳玉鈺保研事件:談濫權不論錢,為何不算好通報?

媒體報導：涉事者陳玉鈺參加學生活動

「陳玉鈺保研事件」，隨著「西南交大」的「再次通報」，基本算是塵埃落定。雖然，其中強調有「濫用職權」的存在。但是，在定性「涉事教務科長」時，具體的標籤卻是：違反工作紀律，濫用職權，違規操作，利用工作之便為他（她）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較重，性質惡劣，影響極壞。至於，其中有無「利益勾兌」，並沒有強調。

從某種層面上而言，通過違規操作的手段，將學生保研推免到另外的高校，這算是極其惡劣的在破壞教育的公平環境。雖然，「西南交大」對涉事人員已經作出相關的處分。但是，也僅是內部性的行政處罰，並沒有形成致命的打擊。並且，從通報的違規定性來看，主要強調「事件性質」（濫用職權）和「直接屬性」（利用工作之便為他（她）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說實話，這樣的「結構性通報」雖然五臟俱全，但是，卻難以讓人信服。因為，作為公眾來講，更想知道「工作之便」值多少錢。畢竟，就現實的環境來講，只瀆職不談錢的案例很少見。甚至，就算不涉及直接的「錢權勾兌」，也總難免會涉及「利益勾兌」。

當然，之所以這樣強調，還不是為篤定「陳玉鈺保研事件」一定存在「錢權勾兌」或「利益勾兌」。而是，作為「西南交大」來講，要想徹底澄清事實，釐清輿論迷霧，就要對更為關鍵的信息給予公布。對於涉事的「教務科長」而言，既然已經定性為「濫用職權」，就應該搞清楚其中的「因果關係」。

因為，只有搞清楚瀆職的性質，才能更好地對症下藥，解決其中的棘手問題。如果，「瀆職」僅是為「助人為樂」，那麼這樣的事情就更讓人感到「防不勝防」。因為，就「錢權勾兌」和「利益勾兌」來講，還可以順著邏輯去治理。但要是超脫人性之惡後，大概率上不太好查。

所以，可以確切的講，「論濫權不談錢」的通報，很大程度上有迴避的嫌疑。因為，對於「公共機構」的輿情管理來講，最有效的方式並不是遮掩，而是要更真誠，更徹底，更確切地對危機進行回應。尤其，對於公眾較為關切的關鍵信息，更是不能打馬虎眼。

「有錢能使鬼推磨，有權能使磨推鬼」。這句世俗語，即是一定層面的社會現實，也是某種層面的一種隱喻。所以，出現「濫用職權」的情況，人們很容易往「錢權勾兌」和「利益勾兌」上想。因為，就當前的環境，基本上八九不離十。

於此，就「西南交大」的通報來講，自然會遭受質疑。前面，我們談到「濫用職權」和「助人為樂」的關係，強調其更加可惡，是因為這不符合常識。多少年來，貌似還沒有聽說過。因為，「錢權勾兌」和「利益勾兌」，更強調責任的補償。

一般來講，「濫用職權」意味著風險的承擔。所以，要是沒有利益的輸送，非親非故的一般性關係，估計沒有人願意去鋌而走險。甚至，就算是有親緣關係，起碼也得是直系親屬。所以，對於「教務科長」的定性，自然就應該更為確切，而非只是強調直接屬性（利用工作之便為他（她）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與此同時，對於「陳玉鈺保研事件」來講，之所以觸發不同層面的爭論，更多是因為，這屬於較為典型的「內部關係鏈瀆職」。這種事情，一般不太容易被發現，是因為對於某些領域而言，內部的運作往往鐵板一塊。只要關係鏈條上不出紕漏，很難被發現。

所以，對於「陳玉鈺保研事件」而言，其實是一種實證公眾想像的過程。說實話，「類似的操作」在輿論中的地位一直存在。只是，很多時候，因為沒有具體的事實，人們只是停留在揣測的層面。然而，經過「陳玉鈺保研事件」的推動，可能，有更多人如夢初醒。

因為，作為高校內部來講，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存在。只是，很多時候牽扯的關係太多，就會讓一些事情暗地裡運作。甚至，對於「陳玉鈺保研」而言，可能她的周邊同學也清楚怎麼回事，只是很多時候，礙於處境不便說明。不得不說，踢破可惡的困局，很不容易。

就「陳玉鈺保研事件」中，涉事相關人員的懲處上，僅是內部性的行政處罰，是否合理妥當，應該觸發治理濫權機制層面的反思。畢竟，這樣的事情很難說是「孤案」。所以，應該如同「山東的系列性冒名頂替事件」那樣，所有高校都應該自查，看有沒有更多「陳玉鈺」的存在。

每年高考前後，都會牽出一些「教育系統的作假事件」，一方面是對高考學生的警示，一方面也是在強調教育要公平。可是，多少年過去，這樣的事情依然在發生，並且發生的邏輯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有人在努力考學，有人卻憑藉關係平步青雲，這總讓人覺得公平依然不那麼樂觀。

作為「陳玉鈺」的家長，希望孩子能擁有更好的人生，這可以理解。但是，作為教師來講，不僅違背職業規範，也違背公平的底線。說實話，如果作為教育系統中的人，都不相信公平原則，都不遵守公平底線，那麼之外的人，又該怎麼去要求呢？

另外，關於「保送推免」機制，因涉及較多人為把控環節，就為「職務之便」留下空子。所以，關於「保送推免」的監管，就更應該形成機制性的流程。既要全面核查當事學生，也要對相關環節上的把控者進行人事關係的考核。並且，最好納入長期性責任連帶。

同時，處理上，既要有行政層面的懲處，也要給予法理層面的懲處，只有如此，才能全面有效的治理「保送推免」機制中存在的問題。只是，目前來講，對於相關的事件，在懲處上，只針對「濫權方」，至於「利益輸送方」總能輕易逃脫。

這其中的邏輯，很大程度上源於道德層面的思考路徑。因為，人們仇視「既得利益者」（濫權者），所以導致「利益輸送方」往往存在感不強。所以，也就能理解，為何「西南交大」在通報中，把更多篇幅用於定性「涉事的教務科長」，至於其他（她）人的定性，有些人甚至都沒有提名，只是用「相關人員」一筆帶過。不得不說，「西南交大」的通報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