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伊始，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世界範圍內不斷蔓延，抗擊新冠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成為了全人類共同的戰役。回溯歷史，從14世紀的黑死病到20世紀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人類與疾病和瘟疫鬥爭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新聞業與大眾傳播的逐漸發展不僅推動了抗疫的進程，也為我們今天理解瘟疫與人類的關係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檔案。
新聞學院「外國新聞傳播史」課程聚焦於新聞傳播和全球瘟疫的關係，由選課同學組成9個小組，從新聞史的視角出發分析了新聞與瘟疫的多元關係。「清華全球傳播」公眾號將於近期分別推出各小組報告的精華版。
瘟疫中最有影響力的信息源的歷史比較研究
外國新聞傳播史 | 第六組
組長：沈青顏
組員：謝瑾凌、張予安、張韓結、傅聖哲、
楊璐、張敏、楊瑾、樸祗秀、賀一、王子軒
瘟疫是什麼
瘟疫是什麼？
也許你會說，瘟疫是由一些強烈致病性物質，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也許你會說，它是自古以來人類的頭號殺手，我們的宿敵。但在中世紀，黑死病是人們心中上帝對世人的罪孽降臨的懲罰；在20世紀初，大流感是大眾眼裡微不足道，只是由飢餓和疲憊導致的疾病；在2014年，社交媒體上的網民們就政府是否製造了伊波拉病毒恐慌而爭執不休。
毫無疑問，醫學水平，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文化素養等諸多因素都會影響每個人對「瘟疫」的認識；但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看，大眾會對瘟疫產生怎樣的看法，與人們能夠獲取信息的來源息息相關。
接下來我們將會通過對14世紀歐洲黑死病，1918年-1919年大流感，2014年西非伊波拉病毒這三個代表性案例的分析，進一步探討什麼是各次疫情中最有影響力的信息來源，它們何以擁有如此的影響力，以及它們怎樣影響了大眾對於瘟疫的觀念和應對的歷史演進。
14世紀：黑死病
宗教信仰的時代
在中世紀的歐洲各國，基督教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羅馬教皇領導的天主教會作為權力中心，組織遍布歐洲各地。基督教不僅提供醫院和學校，壟斷了人們的文化教育，甚至擁有超越王權的世俗權力。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宗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洗禮（除非他們是猶太人），每個人都會參加周日的彌撒，教會儼然成為了人們生活的中心，羅馬教廷也成為了當時人們獲取信息的最主要來源。教會主要通過傳教士將教皇和上帝的旨意傳遞給廣大的信徒們，而周日彌撒則是教皇直接進行信息傳輸的重要活動。人們對任何事物的解釋都以教會神學為標準，他們相信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由於上帝的恩賜，時代的罪惡都是由於他們的罪惡，無知在社會中普遍存在。
1347年黑死病在歐洲爆發，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在全球範圍內導致超過7500萬人死亡，使歐洲人口銳減1/3-1/2。如今我們知道它的傳染源是鼠類和其他嚙齒類動物身上所攜帶的鼠疫桿菌，但中世紀的醫學技術尚不發達，人們無法對黑死病的來源及病因作出科學的解釋。
《死神的勝利》壁畫，描繪了瘟疫爆發後死神肆虐的景象
宗教的拯救
受經院哲學（一種為宗教神學服務的思辨哲學。它的研究只允許在基督教教義的範圍內自由思維，為信仰找合理的根據。）的影響，基於教義的「天譴說」成為了教廷對病因最好的解釋。這種從屬於「原罪—贖罪—審判」信仰體系的認識將黑死病看作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臨的懲罰，而這種罪孽主要是社會道德上的敗壞。《坎特伯雷副主教致倫敦主教的信》中說：「上帝經常讓瘟疫，悲慘的饑荒，衝突，戰爭和其他形式的災難降臨，藉此來恐嚇和折磨人們，讓人們驅趕走自己的罪惡。」
因此，在黑死病肆虐期間，向上帝懺悔的宗教儀式就變得格外重要起來。教會在瘟疫期間制定了驅逐黑死病的詳細計劃和行動方案，教皇親自為驅逐黑死病而設計了彌撒，並通過紅衣大主教向英國全境推行。在約克鎮，大主教蘇支規定每周的周三和周五都要舉行虔誠的遊行和祈禱，並且為了減輕瘟疫，每天作彌撒時都要朗誦特別的經文。方案還規定要組織僧侶和民眾低頭、赤腳、禁食，帶著一顆虔誠的心來懺悔他們的罪孽，讓他們在走動時儘量多念主禱文和萬福瑪利亞。
Josse Lieferinxe畫作，畫面中聖塞巴斯汀為瘟疫受害者向上帝說情
Care，not cure
教會對「天譴說」這種解釋的迅速傳達和有關措施的周密布置證明了它面對瘟疫的積極態度。不可否認，教會的這些措施起到了重要的安慰人心和穩定秩序的作用。由於黑死病引起了人口的大量死亡，「1348年，總計1800人的小村子日夫裡死亡750人」，恐慌充斥於每個民眾的內心和社會的每個角落，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懺悔和祈禱雖然在實際上無法抵禦疾病，但對人們普遍的恐慌心理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但是，教會基於「天譴說」的應對措施對於控制瘟疫來說不僅毫無成效，並且部分如人群的集中遊行等類似活動反而使瘟疫更加肆虐。因為與患病者的高頻率接觸，大量教職人員因感染疫病而死亡。由於人員損失太大，瘟疫後期甚至有的文盲也加入了神職人員的行列。
總而言之，在宗教支配思想的中世紀，基督教會成為了人們對瘟疫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教會的積極傳播使「天譴說」迅速成為社會的主流認知和疫病防治依據。由於對瘟疫流行原因的誤解，教會對黑死病的解釋和防治沒有起到令人滿意的效果。為了體現基督的愛，當時教會醫療的目的也並非治癒(cure),而是照護(care)。
1918-1919年大流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投降而告終，戰爭造成了1000多萬人死亡，然而不久之後，「1918-1919年大流感」的到來卻使得戰爭的死亡幽靈相形見絀。這場大流感是中世紀以來致死率最高的瘟疫，被稱為「歷史上最大的醫學大屠殺」，它帶走了數量超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的生命。從1918年春開始肆虐，經歷三次高峰, 到1919年5月基本結束,大流感在全世界的感染者可能有10億，而當時全世界僅有18億人口。
戰爭中的各國
與歷史書上一致，對於當時的各國政府來說，戰爭是濃墨重彩的主角，大流感不過只是一則小小腳註。
1918年3月，一戰已經靠近生死關頭，俄國被迫與德國籤訂條約退出一戰，大批德軍轉戰西線，形成對英法的軍力優勢。法國總理克裡孟梭甚至公然請美國記者發動美國社會「惡戰即將發生，請美軍急速來援」。但美國士兵帶來的不僅是槍炮，還有更致命的流感。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寫道：「他們（美國士兵）可能是在1918年2月28日到3月2日之間抵達歐洲戰場的, 而部隊醫院首次開始接納患流感士兵的日期是3月4日。這個時間段恰好同流感的潛伏期相吻合。」目前認為，美國堪薩斯州哈薩克爾縣徵召入伍的人將病毒帶進了該州一個大型軍事基地，隨著美國源源不斷地從這裡向其他美軍基地及歐洲提供兵力,流感病毒就這樣不斷擴散,在三個月內席捲了全球。
1918年8月8日，梅德營寄出了William Earl Wright的信，此後，馬裡蘭州的第一批流感病例於1918年9月17日出現在米德營地。
20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讓人類社會步入電氣時代，無線電的發展和應用催生了廣播這一新媒介，它與各類報刊、通訊社一起形成了相對多元的媒介傳播體系。但正如加利福利亞參議院詹森所說：「戰爭一降臨，遭難的首先是真理。」嚴格的戰時新聞審查制度限制了這些傳播手段能夠發揮的作用：報刊、通訊社都被政府嚴格管控，無線電廣播更被認為是戰爭武器而遭到民眾抵制。這場大流感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席捲全球，其不幸之處不僅在於讓本就因為戰爭而元氣大傷的參戰國雪上加霜，更在於戰爭中政府對於信息的極端控制，這為疫情的肆意泛濫埋下了伏筆。
政府的信息控制與發布
法國將衛生信息視為戰時最敏感的內容之一，大流感被法國軍方以「疾病11」的代碼取代，新聞媒體不得隨意報導。德國也視「隱瞞疫情」為上策，在德國政府的遮掩下，1918年夏初的德國社會認為，當前盛行的這種疾病不是源於病毒或微生物，而是戰爭導致的飢餓和精疲力竭。
在疫情最早爆發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籤署了《煽動法》，將任何可能阻礙戰爭努力的行為定為犯罪。通過公共衛生部門、地方當局和官員以及被控制的官方報紙，政府從多渠道發布經過嚴格審查的信息以避免人們的恐慌。
直到疫情出現一個月後，流感相關的消息，才首次出現在美國政府的每周公共衛生報告中。然而，該報告只向堪薩斯州的官員通報了18起嚴重病例和3起死亡病例。8月上旬紐約已經有患病船員登陸被送往醫院，而衛生部長科普蘭和港口衛生官員聯合發表聲明：「絕無爆發流行病的風險」。9月初，一艘美國軍艦將變異後的流感病毒重新帶回美國，費城水師基地的兩名水兵病死，但費城政府衛生部門仍慰藉民眾說「這只是普通的感染病」。9月28日，費城舉行大遊行，但費城五大日報均未刊登憂慮疫情的內容。
1918年大流感的感染者
儘管如此，由於當時醫療技術落後，掌握主要醫療設備和相關技術的便是政府，官方提出的「呼籲」「建議」「宣稱」等仍然是戰爭中恐慌的民眾心目中關於流感為數不多卻最有效的消息。
姍姍來遲的應對
疫情的恐怖陰影全面籠罩，在已有上幾萬人因流感而死去之後，部分地區終於願意開始對流感預防措施進行宣傳。英國的地方政府委員會製作了與流感相關的電影《懷斯博士關於流感》，介紹防禦流感的措施，但為時已晚——當該電影於1919年放映時，第二波疫情已經結束。
費城衛生局在市政廳外面張貼的宣傳流感預防措施的標誌
1918年大流感與一戰緊緊相隨,帶來了如此巨大的殺傷力。除了流感本身的威力外，公共衛生部門、地方官員以及被控制的官方報紙聯合進行的淡化、壓制的處置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各國政府通過各種強制性手段壟斷了瘟疫中的信息傳遞，大大阻礙了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流感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早期報告，錯過了對流感進行早期防控的最佳時期，並最終導致疫情肆意泛濫，讓各國都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
2014年西非伊波拉病毒
2014 年初，伊波拉肆虐西非國家，蔓延速度驚人。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稱，自2014年2月伊波拉病毒開始爆發至2014年12月2日，幾內亞、賴比瑞亞等國累計出現伊波拉確診、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7290例，其中6128人死亡。與以往不同，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的興起，讓這場起源於西非的大規模病毒疫情在爆發之初就吸引了大量關注並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討論。
話語權力的下沉
截至2014年底，世界上有30億人能夠連接網際網路，佔總人口的40%，當中三分之二來自發展中國家。移動網際網路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媒介使用習慣,社交媒體日益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Facebook、Twitter等已然成為部分公共事件中信息流通的主要傳播平臺。
2012-2014網民社交媒體使用率
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特性讓任何人都可以在平臺上發布有關疫情的信息並獲得廣泛的傳播，進行權威信息發布的中心組織，民間自發的健康組織、媒體以及個人用戶構成了伊波拉期間社交媒體上相對多元的信息傳播主體。
2014年8月，疫情爆發之初，WHO和CDC等就開始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及時對公眾進行告知、解釋以及闢謠。8月8日WHO闢謠了關於喝鹽水和洗鹽水澡可以預防伊波拉的謠言，CDC則在8月9日發推科普了伊波拉的傳播方式，官方公共衛生相關機構為社交媒體平臺上信息傳播的準確性提供了保障。
WHO 推特內容
BBC動態新聞、CNN等媒體緊隨其後在推特上發表了相關內容，報導這一國際衛生緊急情況，跟進伊波拉疫情的最新進展。
BBC Breaking News 推特內容
個人用戶和民間組織在信息時效性和豐富性等方面的優勢，使其成為了官方信息源的有益補充。
在2014年7月24日, 奈及利亞官方公開宣布發現伊波拉疫情的前兩天，就有一則推特上的留言表明發現了奈及利亞境內第一起伊波拉病例，提醒人們預防病毒傳染。
民間組織Sermo致力於為醫生提供案例討論、研究和實踐的社交網絡，而另一個由對關注伊波拉疫情的醫生和普通公眾自發形成的民間組織letstalkebola發布的內容則收穫了大量的轉發和討論。
伊波拉期間，不同主體提供的多元信息共同建構了民眾對於病毒和疫情的認知。
信息與噪音的競逐
然而，如今關於疫情的冗餘信息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了一種噪音，讓恐懼通過社會關係網絡的高速擴散在社交媒體上蔓延。2014年10月，在美國尚只發現了一例感染案例時，推特上就已經有了成千上萬個高喊「害怕」伊波拉病毒的留言。根據RiteTag的統計，每個小時有2455個關於伊波拉病毒的新留言和4240個轉發，潛在閱讀5610萬次。當類似的信息如潮水般湧來，民眾所感受到的疫情往往比真實世界裡嚴重得多，他們的緊張情緒反而會加重。
更何況，除了真實準確的信息，謠言和不實信息也在社交媒體上得到了同樣的傳播，言論責任缺失的困境在疫情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伊波拉爆發之初，「進入診所接受治療的患者會被直接處死」的謠言在社交媒體上泛濫，McLysaght在2014年寫道：「這種錯誤信息意味著被診斷出的人有時會逃跑，拒絕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療，同時將疾病傳播到未受汙染的城鎮和鄉村。」
疫情也成為了部分人製造矛盾衝突的絕佳利器，關於是政府製造了伊波拉病毒恐慌的陰謀論甚囂塵上。這種言論始於2014年9月賴比瑞亞報紙《每日觀察家》發表的一篇文章，幾周後嘻哈歌手Chris Brown向當時的1300萬追隨者發了推文，「我不知道……但我認為伊波拉疫情是控制人口的一種形式」，獲得了3.5萬轉發。
Chris Brown 推特內容
網際網路時代，越來越多的傳播主體藉助社交媒體擁有了發布信息的渠道和輿論影響力。傳遞準確及時的疫情信息可以幫助人們採取預防措施，及時識別感染人群並進行更有效的治療。然而信息生產權力的下放，也會造成信息爆炸，信息的源頭不明確，以及謠言的泛濫，如今科學家在尋找病原以及當局在防疫之餘，還要忙著應對網絡上未證實的信息。當人人都擁有麥克風，那麼我們必將面對一場信息與噪音的競逐。
總結
回顧歷史上的三次瘟疫，從信息來源的角度進行考察，我們對於大眾看待瘟疫為何如此不同這個問題會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中世紀這樣一個「信仰的時代」，基督教控制著社會意識形態，人們能夠獲取信息的來源極度受限，正統教會作出的「天譴說」 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認知。1918-1919年大流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時期，為了維持民眾高漲的戰爭熱情，各國政府通過戰時新聞審查制度封殺了大多數民間信息來源，並嚴格控制官方信息的發布，以此壓制大眾對流感疫情的關注和嚴重程度的認識。21世紀，科技進步與網際網路時代的到來打破了對信息權力的壟斷，「人人皆有麥克風」使伊波拉疫情中的信息來源日趨多樣，但信息傳播權的下放也造成了信息冗餘，信息源頭不明確，謠言泛濫等問題。
最近的新冠疫情中，「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概念被廣泛提及，也正集中反映了這些問題。關於疫情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長，過多的信息讓人們難於發現值得信任的信息來源；負面信息的過度重複、信息繭房會誤導人們對情勢的判斷，加劇恐慌；疫情中藉機泛濫的謠言和虛假信息產生的危害更是難以估計。信息本該是力量，如今卻成了一股阻力，信息病毒成了另一種隱性瘟疫。
通過回顧歷史上的重大瘟疫並對其信息來源進行考察，我們認識的不僅是歷史，更是未來。
參考文獻：
【1】 李化成:《黑死病期間的英國社會初揭(1348—1350年)》,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 第3期
【2】 李化成:《論黑死病期間的英國教會》,安徽史學2008年 第1期
【3】 劉 黎:《中世紀英國教會對黑死病的反應及應對措施》,紅河學院學報2014年2月 第12卷 第1期
【4】 約翰·M·巴裡著,鍾揚、趙佳媛、劉念譯:《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2 月.112-118.
【5】 李秉忠.關於1918-1919年大流感的幾個問題[J].史學月刊,2010(06):84-91.
【6】 王葉英. 1918年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D].首都師範大學,2012.
【7】 Byerly, Carol R., Fever of War:The Influenza Pandemic in the U.S.Army during World War I.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4。
【8】 Van Hartesveldt, Fred R，The 1918-1919 Pandemic of Influenza:the Urban Impact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3。
【9】 Radusin M. The Spanish flu-part I: the first wave. Vojnosanit Pregl 2012;69(9):812-7.
【10】 Maeve Duggan, Nicole B. Ellison, Cliff Lampe, Amanda Lenhart and Mary Madden. Social Media Update2014.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9,2015
【11】 The World in 2014 ICT 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April,2014
【12】 Odlum, Michelle, and Sunmoo Yoon.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 Ebola Outbreak from Twee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June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