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為什麼瘟疫頻發,各類瘟疫次數至少有330次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席捲陝、晉、冀等三省，三年間造成千萬人死亡，北京「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崇禎末年4月，李自成圍攻北京時，明朝帝都已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縱觀明史，發生瘟疫的年份至少有168年，各類瘟疫的次數至少有330次。為什麼明朝處於歷史上的瘟疫高發期呢？

上圖_ 闖王進京

自然因素：疫災並發

如果說明朝的瘟疫是一架馬車，那麼自然災害、社會因素和抗疫不力就是拖拽馬車的三匹烈馬。在明史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澇蝗疫」、 「饑荒疾疫」等詞頻頻出現，可見，疫災並發是明朝暴發瘟疫的主要特徵。當時，整個中國氣溫持續低迷，夏季屢現旱澇，冬季奇寒無比，就連福建、廣東等地也遭暴雪侵襲。

究其原因，和「明朝小冰河時期」有著密切關係。氣象學家竺可楨研究中國氣象史後，發現歷史上曾有四次「小冰河期」，分別是商末周初、漢末三國、唐末五代和明朝中後期。這一研究結果和南北方方志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災異志》等文獻記載的氣象現象相符。

上圖_ 明末鼠疫的慘景，在電影《大明劫》也體現了出來

歷史學家鄧拓先生認為整個明朝各種災害多達1011次之多，其中「災害之最多的是水災，共一百九十六次；次為旱災，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為地震，共見一百六十五次；再次為雹災，共一百十二次；更次為風災，共九十七次；複次為蝗災，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飢有九十三次，疫災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災有十六次。」明史學者鞠明庫統計：「明朝平均每年水災6.77次，地震5.38次，旱災3.42次，雹災1.61次，蝗災1.17次，風沙災害0.99次，霜雪災害0.32次。」

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為病菌的滋生和傳播創造了條件，導致「天災流行，民多病疫」的景象。水災造成人牲死亡，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加上各種垃圾堆積無序，使有害病菌汙染飲用水源，衛生條件陡然逆轉，民眾飲水時，無異於病從口入。

上圖_ 中國蝗災分布圖 （蝗蟲）

農業因旱災欠收或絕收，民眾食不果腹，抵抗力下降，加劇了感染瘟疫的風險。而乾旱往往伴隨著蝗災的發生，蝗蟲數量龐大，食量驚人，乾旱給蝗蟲的繁殖、生長和存活創造了有利條件。蝗蟲啃食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進而災區出現「大飢，繼以疫，人相食」的現象。

旱、澇、蝗等災害從根本上破壞了農業生產，緊隨其後的瘟疫動搖了災民的生存根本，而災民逃離災區無形中擴大了疫區的範圍。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6月，「淮安府海州等十一州縣連歲水澇蝗旱相仍，加以大疫，死亡者眾，人民飢窘特甚。」此外，地震和氣候異常等災害不僅直接奪去民眾性命，還埋下了次生隱患，對瘟疫的快速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事實上，明朝自然災害以單獨或並發的形式頻繁出現，同時和瘟疫交織，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增加了防控瘟疫的難度，削弱了民眾的生活質量，加重了社會賑災的負擔，使整個國家陷入「災害－饑荒—瘟疫－死亡」的魔咒，這也是朝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瘟疫多發的原因之一。

上圖_ 明朝的社會底層百姓

社會因素：三大源頭

具體來看，社會因素有三大源頭。

首先是長期的糧食供應不足。

人體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器官活動強度明顯降低，如心跳和呼吸減緩、肌肉活力下降、代謝水平弱化等，整個機能保持在低水平。正因如此，人更容易感染病菌，而人群的接觸加速了傳染。「飢疫」一詞在明朝史料中屢見不鮮。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寧夏衛）「夏麥無收，人多疫死，軍士飢疲疏甚。」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山西連遭荒歉，疫癘流行，死亡無數。」可見，糧食短缺促使飢疫四起，既剝奪普通百姓的生命，還對影響了戍邊軍隊的健康，對國家安全形成不可低估的影響。

上圖_ 明末農民起義

其次是戰爭。

軍事衝突的雙方在關注勝負的同時，忽視了採取瘟疫防控的措施，而戰爭帶來的大量傷亡，不利於瘟疫的防控。軍隊流動性大，衛生條件差強人意，如果遇到天氣潮熱，瘟疫流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強了。

「崇禎十五年，開封城初圍時百萬戶，後飢疫死者十二三。」從中可以看出戰爭對國計民生的傷害難以估量。（駐朝鮮明軍）「溼熱交浸，瘟疫大作，亡殞多人，軍中泣聲震野。」無論是民間，還是軍隊，瘟疫一旦暴發，意味著生靈塗炭，難以駕馭。

上圖_ 明朝軍隊

最後是密集人群。

瘟疫的傳染離不開致病菌和感染介質。其實，密集人群時常是防控瘟疫的薄弱環節，如監獄、施工工地和流動人群等。這些地方糟糕的衛生，疲勞的身心，較差的夥食，使瘟疫萌芽有了良好的溫床。

監獄空氣流通不暢，環境陰暗潮溼，在暑熱季節「疫厲之氣充斥囹圄」，「瘐死者甚眾」。從事工地勞役的民眾衛生意識差，勞動強度高，持續時間長，人群密度大，「妨廢農務，況因飢餓疾疫，死亡者眾」，著實可憐。流動人口包括強行遣返的逃賦者、流放充軍的人員以及赴異地謀生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狀況和前兩種類似，「群聚日久，蒸為疫癘」的現象屢見不鮮。

上圖_ 明朝官員

賑災措施：難以為繼

面對瘟疫，地方政府出於政績考慮，通常反應遲緩，措施乏力。

在疫情初期，當地長官想方設法瞞報或少報，企圖瞞天過海，錯過了遏制瘟疫的最佳時期。隨著事態嚴重，因交通不便和官僚作風，耽誤了防控力量進入疫區的時限。

此時，疫區的醫療資源成為阻遏疫情的寶貴財富。各地官辦的惠民藥局「凡軍民之貧病者，給之醫藥。」民間醫生要麼走遍城鄉救治病患，要麼接受政府僱傭參與疫疾救護。由於對瘟疫成因和傳播方式不了解，明朝醫生經常採取隔離加藥物治療的手段，治標不治本，不能從源頭上堵截和減少的瘟疫發生。很多醫生「即出診視，人疫侵染」，因抗疫病逝，給原本嚴峻的防疫形勢蒙上一層陰影。

上圖_ 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場景

天災、人禍和瘟疫交替登場，給明朝帶來了利空的局面。疫情的發展，必然引起戶口減少，人口流亡，社會生活也受到波及，如田地荒蕪、商人閉市、牲畜死亡、治安惡化、生活困苦等，感染瘟疫的軍隊折損了戰鬥力，對戰爭結果形成負面影響。三匹烈馬動能充足，放量做空，不斷打壓，探底下行。即使明朝控制了瘟疫，國家也會積重難返，奔向日趨西垂的夕陽。

文：計白當黑

參考資料：

【1】林欣華 《明朝疫災研究》

【2】張 瀚 《松窗夢語》

【3】歸有光 《震川集》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