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一次次襲來:一部人類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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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具具的屍體從天而降時，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的居民萬萬不會想到，他們，以及整個歐洲的滅頂之災開始了。

1347年，在久攻不下卡法城（今烏克蘭城市費奧多西亞）後，向來習慣用生物戰作為武器的蒙古人決定，用拋石機將一具具患有「黑死病」的屍體拋入城中，以求用瘟疫代兵，徹底摧毀卡法城。

正如惡毒的蒙古人所願，作為鼠疫的一種，此後黑死病在卡法城中迅速蔓延，並被城中逃出的殘存居民先是帶到了義大利，然後又傳染到了西班牙和法國、英國，隨後又急劇擴散到整個歐洲，僅僅從1347年到1353年短短六年間，黑死病就橫掃歐洲，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使得歐洲人口劇烈減少了三分之一還多，並在此後三百年間成為遊蕩在歐洲上空的恐怖幽靈。

▲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人，也是最為殘暴的生物戰製造者。

作為蒙古大軍所向披靡的「法寶」之一，擅長生物戰的蒙古人，是人類史上最恐怖的幽靈軍隊，由於奉行遊牧思維，習慣殺光徵服地區的人口以將土地作為牧場，因此早在此前公元1211至1234年間攻滅金朝的戰爭中，蒙古人就開始對中國北方的漢人和女真人實行了生物戰。

當時，蒙古人沿襲遊牧民族的古老戰術，每攻佔一個地方撤退時，就故意將腐爛或患病的人或牲畜的屍體投到河流和其他水源地中；當遇到久攻不下的城市時，就故意用拋石機將患病的屍體拋入敵方城中。

此前，蒙古人在攻滅西夏國後，先是將党項人屠殺滅族。在1232年圍攻金朝首都汴京（開封）的過程中，蒙古人又繼續沿用生物戰的套路，致使汴京城中在短短50天內「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金史·哀宗紀》）。

而在經歷蒙古人的掃蕩後，金朝統治的中國北方人口從4000多萬人銳減至不足1000萬人，而在南宋統治、抵抗蒙古人最為堅決的四川地區，人口則從原來的1300萬人銳減至僅剩下85萬人，根據人口學家估計測算，在整個蒙古帝國擴張時期，蒙古人直接或間接殺掉的徵服人口接近1億人之巨，約佔當時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僅僅依靠屠殺，本身人數稀少的蒙古人並無法做到這一點，而他們的秘密武器，就是利用腐屍作為生物戰，頻繁向戰爭對手發起生物戰，利用瘟疫的迅猛傳播來掃蕩對手。

▲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的傳播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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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生物戰，並非蒙古人的首創，而是遊牧部落自古以來的戰爭策略。

在經歷數十年的國力積蓄後，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漢朝軍隊以騎兵為主力開始向匈奴發起攻擊，由此拉開了此後漢朝對匈奴長達兩百年之久的騎兵大戰。

面對驍勇善戰的漢朝騎兵，匈奴人在多年作戰中節節敗退，於是開始對漢軍實行生物戰，當時，「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通過將病死的牛羊棄置在漢軍沿途經過的道路和水源等地，匈奴人開始利用生物戰來延阻漢軍的攻擊，致使漢軍大量人員和隨軍牲畜不斷減員。

《漢書》在記載霍去病為何年僅23歲就英年早逝時，就特別提到了「驃騎將軍（霍去病）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由於漢軍大軍遠徵，很多食材就「取食於敵」，這就使得匈奴人的生物戰部分得逞，此後，原本在草原地區的鼠疫等疾病開始經由漢軍的軍士傳播回到中原等內地，致使包括霍去病等人在內的大量人口因為感染疾病而死亡。

而這，也是人類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生物戰爭。

▲匈奴人是生物戰的鼻祖。

在漢朝與匈奴的百年大戰中，從西漢中期起，被當時人稱為「傷寒」的瘟疫開始在中原地區長期流行，與現代醫學所定義的傷寒病的症狀不一樣，這種「傷寒」患者身上有血斑淤塊，現代一些研究醫學史的人推斷，漢代所說的傷寒有可能是與草原嚙齒類動物有關的烈性傳染病，其症狀與鼠疫或是流行性出血熱很相似。

由於當時瘟疫在漢帝國內部橫行，這就使得包括漢武帝在內的上上下下認為，有巫師以木偶人埋到地下來詛咒人，而被詛咒的人就會生病甚至死亡，最終在漢武帝晚年，這種從匈奴人的生物戰發端傳染而來的瘟疫，最終在漢帝國內部釀成慘禍，由於寵臣江充誣告太子以巫蠱詛咒漢武帝，漢武帝隨後發兵「平亂」，致使包括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在內的數萬人被殺，史稱「巫蠱之禍」。

公元91年，東漢名將耿夔率軍在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再次大敗北匈奴，至此，經歷內部南北分裂和漢帝國持續兩百多年之久的戰爭打擊後，勢力大減的北匈奴被迫西遷，並向西攻擊當時已經安居在今阿富汗等地的大月氏人，由此推動了一撥撥的遊牧民族西遷浪潮，而在蠻族西遷的攻擊浪潮下，羅馬帝國最終逐漸衰亡。

在羅馬帝國衰亡的過程中，從蒙古高原發端、由匈奴人帶去的瘟疫也經由各個遊牧部族，一撥撥地傳導到了羅馬帝國境內，公元250年，當時，一種名為「西普裡安瘟疫」的傳染病就降臨了整個羅馬帝國，空前的傳染病持續了整整15年之久，高峰時期，羅馬城內每天的死亡人數高達5000人，就連羅馬皇帝勞第烏斯·哥特庫斯也染病身亡。

當時，大瘟疫導致羅馬城鄉一片混亂，很多人向遠方逃難，結果卻擴散了病菌，由於農村枯竭、城市衰落、內戰連綿，羅馬帝國全面癱瘓，史稱「3世紀危機」，不久，羅馬皇帝被迫放棄已經大為衰敗的羅馬城，於公元330年將首都遷到了位處歐洲與亞洲交界處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到了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

到了公元452年，被稱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阿提拉攻陷了當時的西羅馬帝國首都拉文納，並趕走了西羅馬帝國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使得西羅馬帝國名存實亡，此後，西羅馬帝國苟延殘喘到公元476年，擁有500多年歷史的西羅馬帝國最終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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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蒙古高原發端的殘酷瘟疫，在逐漸摧毀羅馬帝國的同時，也在摧毀著當時與羅馬帝國並稱為世界雙雄的大漢帝國。

到了東漢後期，由於東漢帝國長期進行與西北羌族的戰爭，長期戰爭帶來的死亡、逃難和饑荒，導致當時漢帝國內部的瘟疫開始大規模流行，到了漢靈帝時期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東漢帝國連續發生了五次大瘟疫。

當東漢朝廷面對大批民眾患病死亡束手無策，甚至坐視不管時，當時，河北巨鹿出現了一個對民間醫術和巫術都很熟悉的巫師張角，他帶著兩個弟弟，首先在災情特別嚴重的冀州一帶開始傳教。

所謂「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張角在大量招收學生、培養弟子和信徒的基礎上，開始創立了太平道。史書記載，張角經常拿著九節杖，在民間傳統醫術的基礎上，加以符水、咒語為人治病，通過宣傳「以善道教化天下」，張角等人利用瘟疫造成的末世恐慌和關懷，僅僅十多年間，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荊州、揚州、兗州、豫州等八個州共招收徒眾達數十萬人。

公元182年，東漢帝國的瘟疫再次大規模興起，在此基礎上，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3年，張角、張寶、張梁兄弟三兄弟趁著民間瘟疫橫行，最終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暴.動口號，並在當年發起了所謂的黃巾起義，試圖以太平道取代漢朝。

儘管黃巾起義僅僅十個月時間就被鎮壓下去，但在戰爭和瘟疫的註腳下，卻由此開啟了長達近百年的漢末三國大亂世，而從公元184年的黃巾之亂算起，當時中國的人口從漢靈帝時期的5648萬人，銳減至三國鼎立時期的763萬人，全國總人數銳減達85%以上，此間，除了戰爭死亡、饑荒外，瘟疫則是最兇猛的人口銳減兇手。

▲黃巾起義的背景是東漢末年大規模瘟疫傳播。

公元207年，當時曹操基本統一北方，但「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就在曹操基本統一北方的第二年，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不顧當時北方仍然民生凋敝、瘟疫橫行的情況，又對南方發起了戰爭，這就是史稱的「赤壁之戰」。

在以往的歷史敘事中，大多注重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的齊心協力，以及周瑜等人的神妙指揮，但是隱藏在歷史的大背景之下，則是當時中國境內大規模的瘟疫仍然四處橫行，加上曹操的軍隊從北方南下，在南方相對溫暖的氣候中，瘟疫更是在北軍（曹軍）中廣泛流行。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就記載：「公（曹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當時，孫吳聯軍打破曹軍，曹操被迫燒掉剩餘的船隻撤退，撤退途中大量士卒又因為糧食短缺和瘟疫等原因，導致死亡士卒超過半數。

《三國志·魏書·蔣志傳》又寫道：「時大軍徵荊州，遇疾疫」，說明瘟疫流傳不僅在軍隊中，而且遍及整個荊州地區。到了赤壁之戰第二年的公元209年，《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又記載道：「自頃已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

由於赤壁之戰恰逢漢末三國大亂世，劇烈的戰爭死亡、饑荒和瘟疫處處橫行，而這也成為了曹操敗北，最終奠定三國鼎立基礎的歷史暗背景。

▲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的勝利，有瘟疫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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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宏觀的瘟疫史來看，隨著大規模戰爭的持續爆發，加上西漢鑿空西域以後對外交流的擴大，因此，從春秋戰國到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瘟疫越來越頻繁的快速發展期。

東漢時期，中國的瘟疫流行，開始從區域性、小範圍傳播轉向全國性的大爆發，瘟疫傳播從休眠期進入高速活躍階段，並且在西晉時達到了整個中國古代瘟疫流行的巔峰。

對於瘟疫橫行的慘痛經歷者，曹操的兒子曹植就在《說疫氣》中記載說：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當時，作為文學家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詩歌中寫道：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在曹植記載的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又一次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等四人就全部因為感染瘟疫而死，以致後來的魏文帝曹丕在給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回憶說：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在這種東西方同時流行大瘟疫的背景下，宗教開始奠定了在人類史上的地位。

與亂世之中太平道和後來的道教趁機崛起一樣，宗教倡導的對於病人和災民的人文關懷和彼此互助精神，對於身處亂世和瘟疫橫行地區的人民來說，是一種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美國史學家麥克尼爾在闡述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崛起時就說：

「基督教有別於同時代其他宗教之處在於，照顧病人（即使在發生瘟疫的時候）是他們公認的宗教義務。當例行的服務缺失時，最基本的護理也會極大地減少死亡率，比如，只需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讓那些暫時虛弱得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康復，而不是悲慘地死去。

而且歷經這種護理而存活的人，很可能心存感激並同那些拯救他們生命的人，產生相互依存的溫馨感覺。因此，災難性瘟疫所導致的結果是，在大部分社會組織喪失信譽之時，基督教會的勢力卻得到了增強。基督教作家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力量的源泉，他們有時誇耀基督徒在瘟疫面前的相互扶持，而異教徒卻躲避病人並冷酷地拋棄他們。

對於羅馬帝國被壓迫階層而言，這種從容應對對瘟疫恐怖和心靈創傷的無與倫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重要吸引力所在。」

正是基於基督教倡導的互助和關懷精神，因此儘管一開始被羅馬帝國官方視為邪教進行鎮壓，但基督教仍然在瘟疫橫行的羅馬帝國境內如火如荼地傳播開了，而張角的太平道在東漢末年也正是如此，隨著漢末三國亂世很快就挺進到了魏晉南北朝大亂世，在這場為時近400多年（184-581年）大亂世中，佛教和玄學也在中國趁機崛起。

對於身處亂世、經歷戰亂、饑荒、瘟疫橫行，對前景幾乎完全看不到希望的亂世人民來說，佛教所倡導的對於來生的美好嚮往，以及佛教寺院所進行的人文關懷和極有限度的賑災救濟，是亂世之中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最終，佛教在漢末三國和魏晉南北朝的大亂世中，逐漸奠定了作為中國主流宗教的地位，與此相伴，則是倡導蔑視名教、主談「玄遠之學」的玄學日漸興盛。

▲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崛起，與東西方的瘟疫橫行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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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響宗教傳播的同時，瘟疫最終也助力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梁朝太清元年（548年），東魏降將侯景又在梁朝內部發動叛變，並率兵進攻當時梁朝的首都建康城（南京），在侯景軍隊圍攻建康城的幾個月內，當時梁朝守城部隊在吃光糧食後，又開始殺馬匹、吃人肉，由於城中死人太多，有人在吃病屍後開始中毒，隨後在建康城內出現了全城大瘟疫，以致後來候景率兵攻入城內時，建康城內十幾萬人因為饑荒和瘟疫，死得僅剩三四千人，其餘的也大多奄奄一息。由於擔心屍體繼續引發瘟疫，侯景就命人將屍體全部堆積起來焚燒，城內有生病未死的人，甚至也被投入火中。

候景的軍隊四處「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經過侯景之亂後，原本經濟富庶的整個江南地區「千裡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侯景之亂引發的戰亂及大瘟疫，最終也使得整個南方的社會經濟基礎被破壞。

▲侯景之亂（548-552年）。

當時，南北朝對峙的格局中，軍事上是北強南弱，經濟上卻是南強北弱，因此雙方總體上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面，但經過侯景之亂後，雖然陳朝又控制了江南地區，但由於南朝的領土被西魏和東魏趁機大肆掠奪，因此從領土到人口銳減的陳朝從一開始就走了下坡路。

在侯景之亂中趁機佔領四川全境和湖北、湖南部分地區的西魏，則從梁朝、東魏、西魏中原本最弱小的一方，一躍成為最為強大的實力派，最終，取代西魏的北周攻滅取代東魏的北齊，而沿襲西魏的隋朝則最終於公元589年攻滅陳朝，在歷經400年的大亂世後，再次統一了中國，從而開啟了隋唐盛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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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古人沿襲自匈奴等遠古遊牧部落的生物戰，最終也反噬到了蒙古人自身。

當時，在攻滅金朝和南宋，以及西徵戰爭中頻繁使用生物戰的蒙古人，出於遊牧部落代代相傳的謹慎，一直保留著對於鼠類等瘟疫病源的控制，例如規定不能吃土撥鼠、對於鼠類不能靠近、只能以弓箭遠射驚擾等民俗。

從遊牧社會進入到了中華大地的農業定居社會，瘟疫仍然不可避免地襲擊了元朝。就在蒙古軍隊用黑死病病人的屍體襲擊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前三年，公元1344年，大元帝國內部也爆發了鼠疫，當時，朱元璋的故鄉安徽濠州先是發生旱災，隨後又爆發了蝗災和瘟疫，不到半個月時間，朱元璋的父親、大哥和母親先後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相依為命，在此情況下，16歲的朱元璋被迫出家當了和尚，並在四處流浪乞討的過程中，最終加入了「紅巾軍」，掀開了摧毀大元帝國的序幕。

在朱元璋的父母和二哥因為瘟疫致死22年後，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明軍最終攻入北京，摧毀了元朝在中原的統治。

但與瘟疫成就了大明帝國一樣，瘟疫最後也助力摧毀了明朝。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當時地處南方沿海的廣東下起了大雪，此後一直到明朝滅亡的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在最後的26年間自然災害頻發，開始進入了氣候學上「小冰河期」，當時，明朝境內先是連續多年旱災，然後又引發蝗災和饑荒，饑荒引發李自成和張獻忠等流民起義，加上東北的滿族崛起不斷南侵，在不斷的災害和戰爭交接下，明朝境內的鼠疫、天花、霍亂等多種瘟疫也席捲了整個中國的華北地區，並在1640年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

崇禎十四年（1640年），由於長期的乾旱，海量的老鼠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群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覓食，而在長期旱災和饑荒中飢不擇食的災民中則以老鼠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爆發，當時，整個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當時，往南方督催漕運的戶部給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給朝廷上疏說，他從天津靜海抵山東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滅亡的前一年，崇禎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個華北的鼠疫又傳入北京，「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由於瘟疫死亡人數實在太多，當時北京城內甚至出現了有的人戶全部死光，甚至連收屍人都沒有的慘況。

當時，北京城內的人口約為100萬人，在這場明朝滅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預估死亡人數高達20多萬人，而剩餘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明朝滅亡當年，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就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1644年開春，瘟疫又在北京復發，此時，李自成的軍隊也從陝西順利推進到北京附近，當時，北京城內因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經達到了40%左右，由於死人太多，當時北京城中許多街巷都已冷落得無人行走，而負責保衛北京的明軍京城三大營，當時名義上有10萬人，但除了缺額外，剩下的幾萬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身體已經虛弱得無法守城。加上欠餉太久，當時士兵們已經全無鬥志。

因此，當李自成的軍隊於1644年農曆三月兵臨城下時，已經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隨後，崇禎皇帝在無人來朝的孤獨中，在紫禁城後的景山悽涼上吊自殺，明朝至此宣告滅亡。

而入駐北京城的大順軍也很快大面積感染瘟疫，因此在北上山海關與吳三桂的軍隊決戰時，大順軍10萬軍隊就有4萬人不能隨行。在山海關慘敗後，李自成又率領大順軍殘部退出北京，並將鼠疫帶到了明朝其他地境繼續廣泛傳播。

▲明朝末年大瘟疫，造成明軍內部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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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明清交替之際瘟疫大規模傳染的背景下，就在清兵進入山海關後僅僅17年，1661年，年僅23歲的順治皇帝就由於感染天花去世。為了保證皇位繼承人的順利成長，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最終選擇了已經出過天花、卻幸運大難不死的順治皇帝第三子玄燁繼承帝位，是為康熙皇帝。

經歷明末清初大規模戰亂、饑荒與瘟疫的摧殘，當時，中國的人口也從明末實際的約1.6億人下降至清初的9000萬人，人口減少達7000多萬人。

到了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隨著清朝的穩定發展，中國的人口激增至3.98億人。在這種人口大爆炸的背後，地理大發現以後從美洲傳入的番薯、玉米等高產、抗旱農作物也對人口的劇烈增長起到了重要的加持作用。

但是，在番薯、玉米傳入的同時，與西方更加頻繁的交流，也帶來了更多病菌和瘟疫的傳播。當時，作為通商首先接觸之地，在沿海的廣東、廣西等地開始出現瘟疫，在這種情況下，以「拜上帝會」、宣揚能治百病的洪秀全等人利用當時沿海地區瘟疫流行和兩廣地區的土客籍矛盾、大量窮困流民橫行的社會背景趁機起事，其中，自封為「贖病主」的楊秀清更是假借天父下凡說：

「我將遣大災降世，過了八月後，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凡堅信的將得救。」

由於盛傳假如拜上帝會可以免除瘟疫，於是，廣西的流民更加蜂擁入夥，到了1851年，洪秀全、楊秀清等人最終在廣西金田發動起事反清，並引發了席捲全國的太平軍之亂。

在經歷1851年至1864年長達十三年的太平軍之亂後，中國人口也再次銳減。根據人口統計，在戰亂前的1850年，當時中國人口約為4.3億人，但到了1874年清廷再次統計人口時，發現當時人口存量僅剩下3.02億人，除去流民無法統計等因素外，歷史人口學家預估整個太平軍之亂中，中國死亡人口約為7000萬人，其中瘟疫則是最大的死亡因素。

▲洪秀全、楊秀清等人藉助瘟疫進行鼓動宣傳。

在經歷太平軍之亂後，中國的疾病防治水平也開始大規模提高，而在戰亂中親眼目睹了江南地區瘟疫慘狀的李鴻章，則在組建淮軍的過程中，模仿西方軍隊建立了醫官制度，此後，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國內的大城市開始陸續建立起現代醫院，並採用新式的藥品和醫療技術防治瘟疫，在此基礎上，到了晚清時期，大規模的瘟疫也逐漸減弱。

到了清朝滅亡的前兩年，1910年底，從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傳入中國東北地區的鼠疫大規模爆發，並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就造成了東北地區4萬多人死亡，鑑於鼠疫飛速的擴散態勢，清廷隨後緊急任命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廣東人伍連德（1879-1960）擔任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

在檢驗確定瘟疫病源為鼠疫後，伍連德隨後一方面推動屍體實行火化，另一方面又推動建立了衛生警察部隊，並在從東北到北京的鐵路沿線都建立了防疫區和檢驗檢疫措施，由此邁開了中國防疫事業現代化的第一步，此後歷經三個月的緊急控制，到了1911年，東北鼠疫被控制下去，儘管最終死亡了6萬人，但卻有效遏制了東北鼠疫疫情，使得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成為全國級別的大瘟疫。

▲1911年東北鼠疫。

就在東北鼠疫被控制後第二年，1912年，清朝最終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走向滅亡。此後，儘管歷經民國戰亂和日本人對華實行的殘酷細菌戰，但大規模的瘟疫最終沒有再次出現，中國開始進入了長達百年的瘟疫控制階段，儘管後來也曾經歷2003年的SARS危機，但中華大地，終於在兩千多年與瘟疫的長期戰爭中，取得了後來居上的勝利。

而如今，時隔17年後，我們又面臨新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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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徐焰：《戰爭與瘟疫》，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美）威廉·麥克尼爾：《瘟疫與人》，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

劉滴川：《大瘟疫：病毒、毀滅和帝國的抗爭》，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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