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未來猶如霧裡看花。往事可顧而不可塑,未來可塑而不可顧。人類是一個向前看的物種,更偏愛未來,但這種偏愛並不允許拋開歷史對未來任意想像,正如《愛麗絲鏡中奇遇記》(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1)裏白棋女王所說,「這是一種可憐的回憶,因為它只能憶及過往」。不理解這個事實就無法研究歷史。過去的人們無法看到未來,後見之明所看到的事情是當時的人們所看不到的。有些事情常常看起來是如此顯而易見,以至於我們不得不質疑當時的人們為何就看不出來。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是在告訴我們,超前思維有助於克服後見之明的偏見。我們以為我們比祖先知道得多。我們利用歷史的優勢(透過愛麗絲的鏡子)看待事件。我們解讀事件時並未思考該事件之前的事件,而是之後的事件。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些人認為他們善於評價過去,因而自認為也善於預測未來,這種傾向實不可取。
當人們仔細思考中美之間這場不大可能發生的衝突時,最常被拿來作類比的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查爾斯·埃莫森(Charles Emmerson)寫道:「在很多方面,一戰前夕的世界看起來並不像一個世紀以前的世界,反而更像今天的世界,猶如在歷史長河中發生了奇異的折射。這種看法讓我們很難不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奇怪感覺,就像把一個世紀壓縮成一眨眼的瞬間。」一戰前夕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最明顯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如此多的頂級思想家都感到大國衝突不大可能發生。
關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的爭論從未停止。基本共識是列強與其說是昏昏沉沉地誤入戰爭,不如說是跌跌撞撞地陷入戰爭,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認為這樣一場戰爭不大可能爆發。在1912年的巴爾幹戰爭中,奧匈帝國和俄國都在共同邊界附近調動部分軍隊。時任德國外交部長的阿爾弗雷德·馮基德倫-韋希特爾(Alfred von Kiderlen-Wachter)當年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虛張聲勢,都是虛張聲勢。除非有人愚蠢至極,做過了頭,以至於無法收手,否則戰爭不會爆發。我確實認為當今政壇還沒有誰會這麼蠢。」幾年以前,一位英軍準將曾被問道:「是不是只有當政治家愚蠢到難以置信時才能點燃歐洲的戰火?」他回答說:「你馬上就將見識什麼叫愚蠢到難以置信。」
這場戰爭帶給人們的一個教訓就是列強的領袖們最終冒了太多的風險,因為他們天真地認為大國衝突不大可能發生。「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傑克·貝蒂(Jack Beatty)將有關戰爭起源的看法分為三種——可以避免、不大可能和不可避免。只有當政治領袖竭盡所能阻止戰爭的時候,戰爭才「可以避免」。他們並未這樣做,部分原因是他們認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太低。考慮到歐洲政治具有火藥桶的特性,要想讓這塊兒大陸保持和平,必須具有非凡的危機管理技能。只有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戰爭才「不大可能」。
因此可以推知,戰爭基本「不可避免」,因為這些政治家並沒有認真考慮戰爭爆發的前景。歷史學家永遠不會就一戰爆發的原因達成「最終」一致。一些人主張戰爭源自政治上的誤判,而另一些人將戰爭歸因於同盟國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冒險之舉。然而,所有這些解釋都以這樣一個因素為基礎,即各方政治家都得出戰爭不大可能發生的結論,結果導致他們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阻止它。
今天的世界面臨重蹈覆轍的風險,因為我們在重複1914年時我們對自己說過的話。對大國衝突前景的普遍懈怠基本和當年一樣,認為國家間戰爭幾乎「絕跡」或者「過時」的錯誤的自由主義假設也和當年別無二致。正是這種思想有可能在近期導致衝突的爆發。理性行為體模型的信徒憑藉對世界的粗淺理解認為國家間戰爭不會爆發,而經濟學家和全球主義者也認為「距離已經消失」,因為全球主義已經戰勝了地理。本書正是要打破這些人對國家間戰爭的看法。歷史並沒有表明我們正處於一個道德不斷提高、進步越來越大的過程。幾個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更像是一個在治世與亂世之間、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不停搖晃的鐘擺,而這個鐘擺未來可能再次擺動。
歷史類比並不考察全部歷史經驗,任何規則總會有例外,但我們也只能做到類比這一步。當有人警告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在越南的行動暗藏危險的時候,他回答說:「我沒工夫跟你扯歷史。」不幸的是,如果我們想避免犯下前人的錯誤,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有他那樣的豪氣。(本文節選自《大國衝突的邏輯:中美之間如何避免戰爭》)
《大國衝突的邏輯:中美之間如何避免戰爭》
[英]克里斯多福科克爾 著
ISBN:978-7-5166-2268-1
新華出版社 2016年1月
定價:39.00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