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並不預言中美之間即將爆發戰爭，即便有所嘗試，考慮到政治學家在預測未來方面向來成績不佳，如此臆測實難令人信服。事實很簡單，人類並不擅長對那些最接近我們自身直覺和經驗的領域進行預測。人類只有在觀察那些遠離日常生活的領域時才最有把握，例如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或遙遠天體的運動。科學試圖發現表象之下的規律和共性，即各種「定律」和「守恆」，各種「常量」和「原理」：這些模式使人能夠作出可靠的預測。結果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定律迄今很難被證明是可靠的。人類社會太複雜了。
政治現象會隨時間而演變和分化，因此在政治學領域作出精準的預測尤其困難。儘管我們有可能確認革命環境和戰爭環境，但正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主張的那樣，革命環境並不總是導致革命發生，戰爭環境也並不總是以戰爭結束。政治家們你方唱罷我登場；經濟周期逆轉政治命運；民族主義情緒在出人意料之時爆發；或許最重要的是，人類是任性的，容易衝動行事。
這並不是說政治在本質上不可預測。為國家行為甚至政治家行為創建模型是可行的。有些時候人們的行為具有可預見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開展行為分析，但人們的行為並非每時每刻都具有可預見性。與知道故事如何結局的歷史學家不同，政治學家並不具備這樣的有利條件，他們唯一的指南就是邏輯規則，也就是對人類行為進行長期觀察後發現的模式和規律。政治學家正是利用這些邏輯規則來幫助政治家預見具體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趨勢涉及戰爭的可能性，無論這樣的前景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上看起來有多麼「不大可能」。
在很多人看來，大國戰爭再次爆發純屬天方夜譚，而且中美兩國的政府和軍隊高官也持有這種觀點。當我告訴我的同事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經常遇到這樣的回應。幾乎我們所有人都傾向於這種觀點，或許在西方尤其如此，但在亞洲也一樣——儘管那裡有一系列尚未解決的領土爭端。當我對這種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提出質疑時，我才認識到它既根植於一段時間以來我和我的同事相互提及的元敘事，也根植於國際關係的主流範式——根據這種範式，和平有利於積累財富。這種理論在自由派思想中根深蒂固。
然而，儘管中國和美國都強調大國戰爭匪夷所思，但兩國仍然在為此作準備，尤其是現在，全球反恐戰爭似乎失去了21世紀主要衝突的地位。儘管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說，「9·11」事件打開了「一扇通往未來的窗」，但明天的歷史學家更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9·11」事件不過是20世紀的尾聲，而不是21世紀的開場曲。一些政治分析家早就認為1979年是真正的轉折點——在那一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伊斯蘭主義從此興起。同樣在1979年，中國向世界開放市場，崛起之勢不可阻擋，這個國家很快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自1880年以來美國一直佔據這一地位）。
如果世界最大的兩個軍事和經濟強國展開對抗，那麼會不會再次爆發世界大戰？馬克·吐溫（Mark Twain）說，歷史從不重演，但有其自身規律，而這也正是本書的主旨。本書旨在確定一種在大國關係中和對抗時期內反覆出現的邏輯。有關大國不再走向戰爭的說法或許已成為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戰爭具有某種不因時間而改變的邏輯，即便這種邏輯只能算是某種「經驗之談」。對於大國戰爭已經過時的樂觀言論，我們應該時刻保持警惕。的確，正如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的那樣，「在過去兩個世紀，唯一比預測戰爭結束還常見的就是戰爭本身了」。
挑戰傳統思維、提出不同問題並給出新答案正是學者的職責所在。就此而言，大國對抗和衝突的歷史具有顯而易見的價值，因為它讓我們理解大國領導人在局勢緊張時期握有哪些選擇。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並不是對未來的深刻認識，而是基於當前的一種可能性，而作為一種可能性，它就還沒到不可避免的地步。（本文為《大國衝突的邏輯：中美之間如何避免戰爭》序言）
《大國衝突的邏輯：中美之間如何避免戰爭》
[英]克里斯多福科克爾 著
ISBN：978-7-5166-2268-1
新華出版社 2016年1月
定價：39.00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