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從犯》發人深省，但是卻反常地遺漏了一點：當今「僕人」的聲音基本缺失。
由於沒有讓更多的科學家發聲，尤其是那些與軍方合作密切的科學家，Tyson和Lang未能觸及研究人員與戰爭製造者之間的一些微妙關係。
例如，作者在提及美國國防部技術創新局（現稱作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資助建造的阿雷西博射電望遠鏡時，只是表面性地稱其能增強飛彈防禦。書中寫道，這架望遠鏡可用於測量彈頭的雷達標記，協助飛彈防禦系統將其擊落。「除此之外，它還能附帶用於天體物理研究。」
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深度參與阿雷西博項目的美國國防部科學家一直都表示，其對飛彈防禦並無實際用途；所謂的軍事用途只是研究人員為這架有利於科學發展的設備打掩護的說辭。事實上，軍事研究才是它的次要用途。科學家騙過了他們的軍事主人。
更重要的是，缺失了當今天體物理學家的視角會給讀者留下一個很大的疑問。科學家面臨著什麼樣的道德衝突？他們要如何自證與軍方的合作是正當的？研究人員在得知哈勃太空望遠鏡是為了一個間諜衛星系統建造的之後，使用它時會感覺良心不安嗎？
書中得以一窺天體物理學家內心世界的唯一機會，就是Tyson在2003年巴格達遭炸彈襲擊時出席太空基金會年會所經受的道德煎熬。
無論內心多麼恐懼，Tyson都未離開會場。他寫道，如果沒有戰爭，就「沒有天文學，沒有天體物理學，沒有航天員，沒有太陽系探索，也難有對宇宙的理解」。
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僕主關係是如此堅固，無論主人有什麼缺點，這層依附關係都難以割裂——即便那些在道德上嫉惡如仇的天體物理學家也難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