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薩勒姆的女巫》:拷問時代的理性

2020-11-27 青年參考

既遭受過冷遇,又斬獲過託尼獎

話劇《薩勒姆的女巫》:拷問時代的理性

本報記者 張慧 《 青年參考 》( 2015年01月21日   21 版)

    《薩勒姆的女巫》劇照

    2015年1月14日,北京。話劇《薩勒姆的女巫》演出結束後,導演王曉鷹走上舞臺,向這部劇的作家、「美國戲劇界的良心」阿瑟·米勒致敬。時隔12年重排此戲,有人認為是為了紀念阿瑟·米勒去世10周年;也有人認為,是因為這部戲今時今日仍有讓國人醍醐灌頂的力量。

    2015年:那是一部魔幻劇嗎?

    小溫應朋友之約到北京的國家大劇院看話劇,出門前,媽媽問她看什麼,她遲疑地說:「不是《薩達姆的女傭》,就是《薩達姆的女人》。」

    小張告訴家人她去看《薩勒姆的女巫》時,經歷了類似的「無釐頭」提問——「那是部魔幻劇嗎?和《哈利·波特》有關係嗎?」

    當晚在國家大劇院既沒有飛來飛去的掃帚,也沒有充當郵遞員的貓頭鷹。薩勒姆是美國麻薩諸塞州真實存在的一個小鎮,而女巫無論在歷史上還是舞臺上,都是虛幻的存在。

    這部號稱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政治傾向最濃鬱」的劇目,講述了17世紀在薩勒姆鎮發生的巫術恐慌,揭露了人性的高尚和軟弱。

    劇院官方微博上寫道:「在激烈的審判、陰森的教堂布景和演員近乎瘋狂的演繹中,觀眾不由被捲入這個黑色漩渦;當絞索猛然墜下,信仰與生命赤裸相對,觀眾也不禁屏住呼吸,捫心思索……」

    《薩勒姆的女巫》演出的氣氛嚴肅又安靜。兩個半小時的5幕話劇一氣呵成,幕間換景時,有觀眾試探性地鼓掌,卻沒得到響應。前兩幕節奏緩慢,記者身邊一名男觀眾煩躁地不斷變換坐姿,甚至低頭查看手機。而最後兩幕高潮疊起,觀眾席中不時傳來不約而同的掌聲、讚嘆和驚呼。

    時隔12年再次上演,該劇保留了2002年的演員陣容。很多當年扮演小姑娘的演員已成了「孩兒他媽」,但她們仍回到舞臺上,演繹了當年的角色。

    觀眾的反應各式各樣,有人讚嘆演員的表演讓「內心跟著抽搐」,也有人對濃重的翻譯腔和演員中世紀風格的服裝、假髮提出異議,認為藝術的形式應向時代靠攏。國家大劇院微博頁面上,觀眾有限的評論中,涉及這部話劇思想和內核的少之又少。

    1981年:不敢相信這戲出自美國人

    中國首次排演此劇是在1981年。當時,上海長江劇場連演52場,場場爆滿,買票的人從黃河路一直排到南京路。散場後,觀眾還會三五成群地找地方坐坐,倒一倒被這部劇勾出來的一肚子話。

    梅蘭芳之子梅邵武晚年回憶了《薩勒姆的女巫》在中國落地開花的過程。

    1978年,阿瑟·米勒訪華,接待他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時任院長曹禺。米勒後來回憶,他知道曹禺是中國的知名作家,但曹禺說:「你是美國的劇作家?我從沒聽說過你。」這讓米勒心中不樂。早在上世紀60年代,梅邵武就撰文介紹過米勒的作品和影響力,但因發表在內參上,傳播範圍有限。著名劇作家夏衍特意給梅邵武打電話,讓他將那篇文章找出來,「趕緊複印了給黃佐臨寄去」。

    黃佐臨當時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負責在上海接待米勒。有了準備後,他和米勒相見甚歡,他告訴米勒:「我們很早就介紹過你,在內部刊物上刊登過你劇本的故事梗概。」米勒十分高興,黃佐臨藉機讓他向中國觀眾推薦一部戲,他就交出了《薩勒姆的女巫》的劇本,說:「這部戲必會得到中國觀眾的理解。」

    米勒的預料應驗了。觀眾對該劇的反響非常熱烈,很多人邊看邊流淚,覺得劇中的美國冤案和「四人幫」造成的冤情很相似。有觀眾看了演出後對米勒說,她不敢相信這齣戲出自美國人的手筆。

    美國駐滬總領事館時任新聞文化領事何大偉,帶全家人到長江劇場看了戲後,告訴執行導演吳培遠,他感到出現在舞臺上的是一群「活生生、真實的美國人」,「比我在美國看的演出還要好」。

    1953年:麥卡錫主義造就的「絕望噴湧」

    《薩勒姆的女巫》的骨骼,復刻自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

    美國的反共活動在二戰結束後就出現了苗頭,麥卡錫只是將其變成全國性的恐慌。美國社會實錄《光榮與夢想》中稱,對於什麼是共產黨人,人們並無一致的概念。「對有些人來說,(共產黨人)是蘇聯間諜;對另一些人來說,指的是交黨費的美國共產黨黨員;而對羅斯福和他政治主張的無數死敵來說,共產主義是個含混的詞,一切社會改革都包含在內。」

    米勒本人就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他自稱《薩勒姆的女巫》是絕望的產物。他認為,當時壓抑的社會氛圍與法西斯的崛起和反猶主義不相上下。共和黨打擊民主黨的異己,好萊塢也必須將藝人名單交給麥卡錫的委員會審查,任何與左翼沾邊的演藝人士都會遭封殺。「觸動我的是自由派,他們明明對麥卡錫主義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不滿,但害怕一旦大聲反對,就會被看作親共分子。」

    1951年,因為米勒之前的電影劇本出現過布魯克林的罷工,他的名字和劇本都被「請」進了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製片人為保證影片的拍攝,甚至要求他將劇本中的黑幫角色改成共產黨員,他拒絕後立刻受到了反美指控。「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道德不存在了。沒人敢心口如一地直抒胸臆。」他說。

    1867年擔任薩勒姆鎮鎮長的查爾斯·厄珀姆曾就女巫法庭出版過兩卷本的研究報告,這讓米勒找到了創作的切入點。1952年,米勒前往薩勒姆鎮閱讀巫師審判的檔案,從中找到了戲劇中的人物。

    感受到「時代創傷」的米勒拿起筆時,「絕望噴湧而出,一發不可收拾」。他惟一的擔心是這樣的類比過於明顯:1952年的美國雖然沒有了女巫,卻「到處都是共產黨及其同情者」。

    他花了1年時間寫完了包含21個人物的5幕話劇,這部劇於1953年1月22日在百老匯馬丁·貝克劇場上演。首演當天,百老匯主要報紙的大標題都寫著「13名紅色人士被判有罪」。在這種政治氣氛下,觀眾和評論界的冷淡反應都在米勒的意料之中。

    1954年,麥卡錫遭遇了全國上下的聲討。《薩勒姆的女巫》再次上演,轟動一時,不斷加演,並且斬獲託尼獎。

    1996年,亞瑟·米勒在《紐約客》雜誌上回憶了創作該劇的心路歷程。「我認識的人幾乎都忘了約50年前美國是什麼樣子。」「我仍記得那段歲月,但我已失去當時那種致命的恐懼。恐懼不隨記憶旅行,正如同它能歪曲正義一樣,恐懼的喪失也會抵消回憶的真實性。對於一代人深深的恐懼,後來人可能一笑置之。」

    曾在美國引起政治清洗,給無數人帶來噩夢的麥卡錫主義,已很久沒出現在美國當代的主流話語中。米勒也說不清,這樣的健忘到底是福是禍。

    1692年:環境壓力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

    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麻薩諸塞州,發生了一系列「獵巫事件」和法庭審判,200多人被指控實施巫術,20人被絞死,其中多數是女性。

    就連幻覺和夢境都被巫師法庭當作確鑿證據。只要指控者言之鑿鑿,被控者就百口莫辯,逃脫絞刑的惟一辦法就是「認罪」——承認和魔鬼做了交易,並指認其他人也施行了巫術。

    直到1702年,殖民地最高法庭宣布薩勒姆的巫師法庭非法,那些被戕害的冤情才得以昭雪,被害者親屬獲得了600英鎊的賠償。250多年後,也就是1957年,馬塞諸塞州政府才正式為1692年的宗教迫害而道歉。

    美國作家凱瑟林·休斯認為,《薩勒姆的女巫》「通過大難臨頭時人的種種表現——軟弱、自私、叛賣、告密、見風使舵、逃避責任以及堅定、隱忍、忠誠、無畏等,向人的良知發出呼籲:人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一個人既不能逃避責任,也不能否認其後果」。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通過「斯坦福監獄實驗」得出結論: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壓力會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在1692年的薩勒姆,女巫和巫術成為村民發洩私憤的渠道,而旁觀者也不願站出來主持正義,而是傾向於明哲保身。米勒說,人們自我麻醉的理由是「他們(受害者)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很少有人願意承認,當時的社會集體失去了理性,隨意懲罰無罪之人。

    「我越是閱讀這些資料,越覺得它與1950年的美國有相似性。」米勒在1952年感慨道。

    「歷史總是相似的。」一名中國觀眾在1981年看過《薩勒姆的女巫》後,寫信給黃佐臨說。

    2015年,網友「期待夏天的梨」向朋友力薦該劇,理由是「這個時代,大眾的歇斯底裡和莫須有的指控仍然存在」。

    2015年1月14日,北京。話劇《薩勒姆的女巫》演出結束後,導演王曉鷹走上舞臺,向這部劇的作家、「美國戲劇界的良心」阿瑟·米勒致敬。時隔12年重排此戲,有人認為是為了紀念阿瑟·米勒去世10周年;也有人認為,是因為這部戲今時今日仍有讓國人醍醐灌頂的力量。

    2015年:那是一部魔幻劇嗎?

    小溫應朋友之約到北京的國家大劇院看話劇,出門前,媽媽問她看什麼,她遲疑地說:「不是《薩達姆的女傭》,就是《薩達姆的女人》。」

    小張告訴家人她去看《薩勒姆的女巫》時,經歷了類似的「無釐頭」提問——「那是部魔幻劇嗎?和《哈利·波特》有關係嗎?」

    當晚在國家大劇院既沒有飛來飛去的掃帚,也沒有充當郵遞員的貓頭鷹。薩勒姆是美國麻薩諸塞州真實存在的一個小鎮,而女巫無論在歷史上還是舞臺上,都是虛幻的存在。

    這部號稱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政治傾向最濃鬱」的劇目,講述了17世紀在薩勒姆鎮發生的巫術恐慌,揭露了人性的高尚和軟弱。

    劇院官方微博上寫道:「在激烈的審判、陰森的教堂布景和演員近乎瘋狂的演繹中,觀眾不由被捲入這個黑色漩渦;當絞索猛然墜下,信仰與生命赤裸相對,觀眾也不禁屏住呼吸,捫心思索……」

    《薩勒姆的女巫》演出的氣氛嚴肅又安靜。兩個半小時的5幕話劇一氣呵成,幕間換景時,有觀眾試探性地鼓掌,卻沒得到響應。前兩幕節奏緩慢,記者身邊一名男觀眾煩躁地不斷變換坐姿,甚至低頭查看手機。而最後兩幕高潮疊起,觀眾席中不時傳來不約而同的掌聲、讚嘆和驚呼。

    時隔12年再次上演,該劇保留了2002年的演員陣容。很多當年扮演小姑娘的演員已成了「孩兒他媽」,但她們仍回到舞臺上,演繹了當年的角色。

    觀眾的反應各式各樣,有人讚嘆演員的表演讓「內心跟著抽搐」,也有人對濃重的翻譯腔和演員中世紀風格的服裝、假髮提出異議,認為藝術的形式應向時代靠攏。國家大劇院微博頁面上,觀眾有限的評論中,涉及這部話劇思想和內核的少之又少。

    1981年:不敢相信這戲出自美國人

    中國首次排演此劇是在1981年。當時,上海長江劇場連演52場,場場爆滿,買票的人從黃河路一直排到南京路。散場後,觀眾還會三五成群地找地方坐坐,倒一倒被這部劇勾出來的一肚子話。

    梅蘭芳之子梅邵武晚年回憶了《薩勒姆的女巫》在中國落地開花的過程。

    1978年,阿瑟·米勒訪華,接待他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時任院長曹禺。米勒後來回憶,他知道曹禺是中國的知名作家,但曹禺說:「你是美國的劇作家?我從沒聽說過你。」這讓米勒心中不樂。早在上世紀60年代,梅邵武就撰文介紹過米勒的作品和影響力,但因發表在內參上,傳播範圍有限。著名劇作家夏衍特意給梅邵武打電話,讓他將那篇文章找出來,「趕緊複印了給黃佐臨寄去」。

    黃佐臨當時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負責在上海接待米勒。有了準備後,他和米勒相見甚歡,他告訴米勒:「我們很早就介紹過你,在內部刊物上刊登過你劇本的故事梗概。」米勒十分高興,黃佐臨藉機讓他向中國觀眾推薦一部戲,他就交出了《薩勒姆的女巫》的劇本,說:「這部戲必會得到中國觀眾的理解。」

    米勒的預料應驗了。觀眾對該劇的反響非常熱烈,很多人邊看邊流淚,覺得劇中的美國冤案和「四人幫」造成的冤情很相似。有觀眾看了演出後對米勒說,她不敢相信這齣戲出自美國人的手筆。

    美國駐滬總領事館時任新聞文化領事何大偉,帶全家人到長江劇場看了戲後,告訴執行導演吳培遠,他感到出現在舞臺上的是一群「活生生、真實的美國人」,「比我在美國看的演出還要好」。

    1953年:麥卡錫主義造就的「絕望噴湧」

    《薩勒姆的女巫》的骨骼,復刻自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美國。

    美國的反共活動在二戰結束後就出現了苗頭,麥卡錫只是將其變成全國性的恐慌。美國社會實錄《光榮與夢想》中稱,對於什麼是共產黨人,人們並無一致的概念。「對有些人來說,(共產黨人)是蘇聯間諜;對另一些人來說,指的是交黨費的美國共產黨黨員;而對羅斯福和他政治主張的無數死敵來說,共產主義是個含混的詞,一切社會改革都包含在內。」

    米勒本人就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他自稱《薩勒姆的女巫》是絕望的產物。他認為,當時壓抑的社會氛圍與法西斯的崛起和反猶主義不相上下。共和黨打擊民主黨的異己,好萊塢也必須將藝人名單交給麥卡錫的委員會審查,任何與左翼沾邊的演藝人士都會遭封殺。「觸動我的是自由派,他們明明對麥卡錫主義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不滿,但害怕一旦大聲反對,就會被看作親共分子。」

    1951年,因為米勒之前的電影劇本出現過布魯克林的罷工,他的名字和劇本都被「請」進了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製片人為保證影片的拍攝,甚至要求他將劇本中的黑幫角色改成共產黨員,他拒絕後立刻受到了反美指控。「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道德不存在了。沒人敢心口如一地直抒胸臆。」他說。

    1867年擔任薩勒姆鎮鎮長的查爾斯·厄珀姆曾就女巫法庭出版過兩卷本的研究報告,這讓米勒找到了創作的切入點。1952年,米勒前往薩勒姆鎮閱讀巫師審判的檔案,從中找到了戲劇中的人物。

    感受到「時代創傷」的米勒拿起筆時,「絕望噴湧而出,一發不可收拾」。他惟一的擔心是這樣的類比過於明顯:1952年的美國雖然沒有了女巫,卻「到處都是共產黨及其同情者」。

    他花了1年時間寫完了包含21個人物的5幕話劇,這部劇於1953年1月22日在百老匯馬丁·貝克劇場上演。首演當天,百老匯主要報紙的大標題都寫著「13名紅色人士被判有罪」。在這種政治氣氛下,觀眾和評論界的冷淡反應都在米勒的意料之中。

    1954年,麥卡錫遭遇了全國上下的聲討。《薩勒姆的女巫》再次上演,轟動一時,不斷加演,並且斬獲託尼獎。

    1996年,亞瑟·米勒在《紐約客》雜誌上回憶了創作該劇的心路歷程。「我認識的人幾乎都忘了約50年前美國是什麼樣子。」「我仍記得那段歲月,但我已失去當時那種致命的恐懼。恐懼不隨記憶旅行,正如同它能歪曲正義一樣,恐懼的喪失也會抵消回憶的真實性。對於一代人深深的恐懼,後來人可能一笑置之。」

    曾在美國引起政治清洗,給無數人帶來噩夢的麥卡錫主義,已很久沒出現在美國當代的主流話語中。米勒也說不清,這樣的健忘到底是福是禍。

    1692年:環境壓力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

    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麻薩諸塞州,發生了一系列「獵巫事件」和法庭審判,200多人被指控實施巫術,20人被絞死,其中多數是女性。

    就連幻覺和夢境都被巫師法庭當作確鑿證據。只要指控者言之鑿鑿,被控者就百口莫辯,逃脫絞刑的惟一辦法就是「認罪」——承認和魔鬼做了交易,並指認其他人也施行了巫術。

    直到1702年,殖民地最高法庭宣布薩勒姆的巫師法庭非法,那些被戕害的冤情才得以昭雪,被害者親屬獲得了600英鎊的賠償。250多年後,也就是1957年,馬塞諸塞州政府才正式為1692年的宗教迫害而道歉。

    美國作家凱瑟林·休斯認為,《薩勒姆的女巫》「通過大難臨頭時人的種種表現——軟弱、自私、叛賣、告密、見風使舵、逃避責任以及堅定、隱忍、忠誠、無畏等,向人的良知發出呼籲:人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一個人既不能逃避責任,也不能否認其後果」。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通過「斯坦福監獄實驗」得出結論: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壓力會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在1692年的薩勒姆,女巫和巫術成為村民發洩私憤的渠道,而旁觀者也不願站出來主持正義,而是傾向於明哲保身。米勒說,人們自我麻醉的理由是「他們(受害者)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很少有人願意承認,當時的社會集體失去了理性,隨意懲罰無罪之人。

    「我越是閱讀這些資料,越覺得它與1950年的美國有相似性。」米勒在1952年感慨道。

    「歷史總是相似的。」一名中國觀眾在1981年看過《薩勒姆的女巫》後,寫信給黃佐臨說。

    2015年,網友「期待夏天的梨」向朋友力薦該劇,理由是「這個時代,大眾的歇斯底裡和莫須有的指控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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