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站在又一個抗疫的關口，日本首相菅義偉將於7日決定是否宣布東京都和周邊3個縣進入緊急狀態。
生活在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日本人本應處變不驚，但眼下心情越來越複雜：熟悉的「日常」恐怕短期內難以再回。從抗疫到工作，乃至於他們熟悉的社會和國家，都被疫情深刻改變和重塑著。
圖說：日本街頭的上班族。紐約時報
居家辦公漸興起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居家辦公對日本社會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但現在這一趨勢正在成為新的「日常」。
「起初這令人困惑，但對像我這樣忙於工作和撫養孩子的人來說，遠程工作是個不錯選擇。」 37歲的大谷真理子是一名品牌營銷人員，也是2歲和4歲兒子的母親。以前她每天通勤要花兩小時以上，現在她很少去辦公室，大部分在家工作，每周在附近社區使用一間共享辦公室。
「雖然在家工作，但可以與家人共度時光，這給了我適當的心理平衡。」大谷相信，遠程工作將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重要的不是在哪裡工作，而是如何工作。」
大谷是幸運的，但這一年來也有不少日本人發現居家辦公沒那麼容易。這不僅因為數位化進程在日本的滯後，還出於日本社會強大的傳統和習慣。
網絡經濟研究機構「東京商工」去年7月對14300家日本公司調查後發現，儘管政府呼籲控制病毒傳播，但仍有42％公司從未實行過居家辦公。日媒報導指出，即便是去年春天「封城」期間，東京的通勤火車仍然擠滿人，許多公司的做法似乎沒有什麼改變。
「在這個國家，你仍然必須親自露面。」有美媒感慨。日本的工作文化要求不斷面對面互動，「蓋章文化」也讓一些上班族不得不奔波於公司和家之間。調查顯示，沒有遠程辦公的日本企業中，77%企業認為最大的理由是「遠程辦公不方便蓋章、處理書面文件」。但為了抗疫，日本正在醞釀一場基於信息技術的「電子印章風潮」，不少企業開始撤銷書面合同，改籤電子合同。
圖說：京都一家企業，空蕩蕩的辦公場所。GJ
自殺率大幅上升
但也有人更多看到的是「無常」，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助和孤單。
43歲的小林惠裡子對「自殺」這個沉重的詞並不陌生，22歲時她曾因難以承擔東京的房租和生活開支而自殺。如今她在一家非政府組織找到了穩定的工作，還出書談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但過去這一年，新冠病毒正在帶回她曾經感受到的壓力。「我的薪水被削減了，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曙光。」小林說，「我經常感到一種危機感，有可能重新陷入貧困。」
疫情之下，失業、社會孤立等問題讓一度下降的日本自殺率大幅上升。數據顯示，僅去年1至11月，日本自殺人數就接近2萬人，遠超日本累計新冠死亡總人數。
圖說：自殺身亡的竹內結子（左）和三浦春馬。GJ
調查顯示，日本女性受疫情影響相對較大。日本自殺預防中心代表董事清水靖之說：「疫情期間女性的焦慮與面臨的問題有極大可能會加劇，經濟與就業困難、撫養孩子與家庭暴力等因素都可能是導致女性自殺率上升的原因。」
更痛苦的可能是無人傾訴。「讓別人知道弱點是可恥的，所以你把所有東西藏起來，然後忍受。」小林談到日本的恥感文化，「我們需要營造一種可以顯示自己的軟弱和痛苦的文化。」
疫情也讓日本社會中的一些裂痕更加明顯，比如非正式僱傭問題。
十多年來，日田節子一直在東京地鐵販賣亭裡工作，但始終只是非正式員工。在知道正式員工的年度獎金是她的四到五倍後，她於2014年提起訴訟。去年疫情期間，她等到了判決——最高法院認為，她的僱主沒有義務向她提供與正式員工一樣的退休金。
非正式員工在疫情之下的裁員中首當其衝，而日本女性勞動力中有超過一半是非正式員工。雖然日本法律規定公司在對待員工時應避免「不合理」的差異，但是語焉不詳。這一紙判決讓日田感慨：「我們都是一次性的（員工）。」
悄悄離開大城市
有人掙扎在「無常」中，也有人重塑「日常」。一些日本人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開始追求更平衡的生活，離開大城市的風潮悄悄興起。
去年春天，當疫情暴發導致大米和方便麵從東京超市貨架上消失時，36歲的岡田薰決定離開。他選擇定居在中部城市長野縣佐久市，依舊做在線零售和出口業務，同時在共用農場種植蔬菜和水稻。他說：「靠近食品生產中心並與農民保持聯繫，給了我安全感。」
41歲的糕點師南條美耀也離開了東京，計劃在長野縣松川鎮開一家咖啡館。 南條是一名單身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在她工作的糖果店因疫情關閉，在卡車製造廠工作的兒子也失業後，從東京搬到長野縣。南條覺得自己能重新開始是幸運的，「沒有必要堅守東京，那裡有很多很多人自殺」。
數據顯示，去年9月有30644人搬出東京，同比增長12.5%，而遷入東京的人數為27006人，同比下降11.7%。這在東京歷史上是創紀錄的。
疫情也在重塑日本公司對工作方式的觀念。人力資源公司聖保那人才服務集團執行長南部靖之表示，將在2023年前把公司總部和1200名員工遷至淡路島，那裡是他的家鄉。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和員工改變關於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觀念，這種搬遷趨勢將繼續下去，「這是疫情給我們帶來的變化」。
新民晚報記者 吳宇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