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覺得他很偉大。」
「我這一分鐘可能很喜歡他,下一分鐘可能想把他殺死。」
在美國好萊塢,與斯坦利·庫布裡克合作過的電影人,對他的評價永遠是愛恨交織的。如果看一眼這位導演的工作方式,便可以立即心領神會,這位靠著十幾部部電影就被寫進世界電影史的導演,為何受到的讚揚幾乎和招致的咒罵一樣多。
那些在公開場合透露過的信息有:「他對攝影、音樂、美術了如指掌,很多工作人員都覺得自己是去執行任務的,而不是去創作。」
「他經常在開拍之前,和工作人員下棋。他棋藝甚佳,希望利用這種方式來獲得對對方的心理和智商優勢,在以後的工作中自然形成主宰地位。」
「毫無懸念地,庫布裡克超支了,老闆不得不加款。」「他有極為冷酷的標準,細緻到不會在設施不達標的影院放映自己的電影。某次運送電影底片的時候,他親自開車,讓剪輯師在前面開一輛車護駕,這樣就可以在萬一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減少他所受的影響。」
沒有一個合作者,在回憶庫布裡克的紀錄片、書籍中表示自己曾是他的朋友。距離感、壓迫感、威權感、神秘感、不安全感,這些依附在他不可思議的視覺風格之下的氣質和他自身高度一致,成為了好萊塢最具爭議的導演巨擘。
如何成為庫布裡克1928年7月26號,庫布裡克在紐約在曼哈頓第二大道307號的產科醫院出生。這裡也是一所產科教學醫院,並是他的父親雅克·庫布裡克曾經學習醫科的地方。「祖籍」奧地利的庫布裡克算是美國的移民的第三代。
1899年12月27日,他的祖父伊利亞斯·庫布裡克,從奧地利出發,帶著十九歲的妻子羅莎·施皮格爾布拉特,搭乘一艘名為「斯特丹姆」號的郵輪來到紐約,並在紐約東區的一條小街上以裁縫為生。
經過父輩的積累,庫布裡克已經可以享受相對優渥的童年。13歲時,庫布裡克從做醫生的父親手裡,得到了一臺格拉菲相機(Graflex Speed Graph)。這臺相機可並非是給小孩子的玩具,而是一臺不少美國新聞攝影記者的工作標配用機——1945年二戰中著名的照片《國旗插上硫磺島》便是戰地記者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用這個系列相機拍攝的。
這種相機配有快鏡和焦平面式快門,可捕捉到快速移動的鏡頭,並且通過鏡頭聚光,抓拍街頭景象。在一部關於庫布裡克的傳記中,這段時光被記錄了下來:「得到了相機的庫布裡克經常穿著一件厚重的長方格羊毛短外衫,和他的小夥伴馬文一起,穿梭在紐約布朗克斯街區,去尋找可供拍攝的主題。他們常去那家『國王橋』電影院,也常常光顧傑羅姆大道和國王橋大街的角落的那一家希臘飯館。那裡的特色小店賣燻鮭魚、糖果、裝在木桶裡的猶太風格的鹹菜,都是只花幾分錢就可以買到的。」
庫布裡克自己甚至在家裡弄了間暗房。在暗室昏暗的燈光下,他看到了照片衝洗的過程,看到了從浮在化學藥液中的特殊紙張上怎樣幻化出黑白影像。這給庫布裡克日後的影響工作積累了最初的經驗,也讓他對把攝影變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45年4月2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去世。這次歷史性事件,庫布裡克憑藉一張抓拍照片,真的踏上了職業攝影師之路。當時已是高中生的他並沒有把太多心思放在學業上,更熱衷於掛著相機在街頭遊蕩。在總統去世一片錯愕悲傷的氣氛中,庫布裡克很敏感地拍下了一位表情憂傷的晨報小販——他悲傷地坐著,手託著臉,眼睛下垂,表情仿佛在經歷世界末日。(下圖右上)
而這張極易引起共鳴的面孔旁對比著的則是鋪天蓋地、頭條寫著去世信息的報紙。當時有兩家媒體向他購買這張照片,當他選擇把這張照片賣給美國當紅一時的LOOK雜誌——16歲的少年賺到了第一個25美金。
父親並不滿意掛著相機、每天看上去遊手好閒的兒子,但依然沒有成功阻止庫布裡克沉迷拍攝。一等高中畢業,庫布裡克就進入LOOK雜誌成為專業攝影師。
在之後的17歲到21歲,5年間,他為LOOK雜誌共拍攝129組作品,12000多張照片。而他的絕大部分攝影作品也來自這一時期。他立足紐約,將鏡頭對準各行各業的紐約人,酒吧裡的一排樂手;正在路邊準備開工的電焊工人;在街頭挽著胳膊,快樂大笑的富家太太。還有一些專題系列,比如探究紐約地鐵的《紐約地鐵裡的生活和愛情》,在1947年3月4日被LOOK雜誌用6頁的篇幅刊登。
無論拍攝角度多麼困難,庫布裡克都能靈活處理,拍出構圖不同於尋常的絕好照片。而在工作的後期,他受委託去拍攝一組關於「拳擊手」的圖片故事,拍攝對象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年輕拳手瓦爾特·卡提爾(Walter·Cartier)。
在這次拍攝過程中,庫布裡克挖掘了自己電影處女作的主題,拍攝了同樣以瓦爾特·卡提爾為主角的紀錄短片Dayofthe Fight,在情節上,這部短片以一天為時間線,逐漸推進,以拳賽為高潮和結束,而其中一些拼貼鏡頭,用恐怖刺耳的音樂推進情節,這些庫布裡克後期最善用的電影元素已經在此初現雛形。
拍攝完這部影片之後,這個聰明而對自己想做什麼有非常清晰認識的年輕人,辭去了LOOK雜誌的工作,正式跨入了他夢想的電影行業。
一生追求「怪誕」與「神秘」庫布裡克喜歡亞瑟·維吉•菲林格(Arthur WeegeeFellig)。
這位同庫布裡克一樣熱衷使用格拉菲相機在街頭遊蕩的攝影記者,憑藉著對社會題材旁人無法比擬的敏銳嗅覺,活躍於當時的美國攝影界。他本人就像一位穿梭在城市夜晚的硬漢英雄,以拍攝紐約混亂而失序的現狀為生。他仿佛一部電影中的主角,活在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城市黑暗面。而日後,他也真的成為了庫布裡克一些古怪的靈感來源。
據說,《奇愛博士》男主角奇怪的口音,正是當時的主演彼特·舍勒斯跟維吉學的,拍攝時,作為庫布裡克的「偶像」,維吉被允許進入片場拍攝劇場,而舍勒斯聽到了他的德國口音,就挪用到了電影中。
痴迷維吉所記錄下那份城市的複雜、罪惡和怪誕,庫布裡克將這種氣質融入了自己的第二部劇情片《殺手之吻》(Killer’s Kiss,1955)。這部重口味驚悚片,充滿了像塑料模特工廠這樣令人不適的場景,而十幾年後在這些不適場景得到再次發揮,被運用到庫布裡克的代表作《發條橙》中。
這部題材俗套,後期配音的電影,卻憑藉一種去好萊塢化的品質,讓一些學院影評人格外留心。除了情節之外,庫布裡克高超拍攝和剪輯技巧,令人顫慄的同時又有點黑色幽默的風格,基本上就此確立。
而庫布裡克的研究者認為《殺手之吻》把紐約拍得很好,這跟庫布裡克早期在LOOK雜誌工作和他是被藝術史學者稱為「紐約學派」的街頭攝影師的一員有關。
雖然喜愛維吉,但與他粗暴而直接的閃光燈拍攝方式不同,庫布裡克更善於在自然光線下營造一種「偷拍」視角。在關於他的一本回憶錄記載著和庫布裡克一起工作過的記者小沃倫·史卡特爾的回憶:「斯坦利用一根繩子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相機開關藏在口袋裡,自如地控制著快門。」
「他用一根放在袖子旁邊的金屬絲連接著相機的開關和快門,有了這樣的裝備,庫布裡克可以一邊和坐在他旁邊的乘客交談,一邊偷拍過道對面坐著的人而不會被發覺。他可以坐在紐約市的地鐵裡,看著坐在左邊的一個人並和他交談,同時把相機的鏡頭對準過道對面的人。他可以拍到一張媽媽正在照顧孩子的照片,而他的眼睛卻看著別處。所以,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人在偷拍他們。
據說,他一直在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偷拍技術,有時會把金屬絲放在一個棕色的紙袋子裡,通過底部的一個口拉一下就可以開動相機快門。
所以重新看庫布裡克在1940至1950年代前後拍攝的照片,那些黑暗中看不清表情的人影,被放大的怪異裝束,那些異乎尋常的取景視角,可以被視為庫布裡克的美學「初現」——畢生對「怪誕」與「神秘」這兩種特質狂熱追求。
巨擘、迷思與爭議過去50年間,庫布裡克不可思議的視覺風格為他贏得如潮好評,而非傳統的電影立意又常常會引來輕蔑的挑剔。與大多數美國導演相比,庫布裡克並不算多產,如果將他早期個人製作的實驗性影片也算入的話,只有不到20部。
從1960年代開始,他成為一位職業電影導演,但在拍過幾部商業片之後,便從此對此嗤之以鼻。1960年代至1970年代是庫布裡克創作的黃金時期,也是他最重要的四部作品的創作期:有講述核恐懼籠罩下戰爭夢魘的《奇愛博士》;改編自博納科夫同名小說的《洛麗塔》;帶有濃烈戰後嬉皮士文化的《發條橙》;對人類歷史進程進行史詩般描述的《2001:太空漫遊》。這一系列錘錘落音的名作,讓他的名字必定進入電影史。
庫布裡克用一種冷峻、客觀的風格和高度的莊嚴感與使命感探討了人類社會的一些宏達命題,而他的觀點顯然也非常悲觀:人於進化、發展的歷史中,於茫茫的宇宙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而不得,最後終結於漂泊和毀滅。
進入1970年代到1980年代,庫布裡克只拍了三部影片,即《巴裡·林登》《閃靈》和《全金屬外殼》,這些作品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有較大的差異,顯示出他善於駕馭不同題材,掌握不同風格的能力。
美國電影史學家彼得·科維曾這樣說:「庫布裡克敢於蔑視社會常規,拓展題材領域。他的每部作品都不是隨時間流逝的平庸之作。而有媒體也把他與義大利的費裡尼、瑞典的伯格曼、日本的黑澤明列為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四位電影導演,許多文化學者在研究社會思潮與文化現象時,也常以他的作品為分析對象。
1999年3月7日,在他的最後一部影片《大開眼戒》紐約首映後7天——庫布裡克很高興電影的反響不錯——在這個而夜晚,庫布裡克在睡夢中因心臟病發作去世。明星隕落,時代更迭,之後的人們只能從一遍遍反覆觀看他的電影,來理解他的智慧了。
(本文首刊於攝影世界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