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庫特約撰稿 | 關不羽
最近讀到一篇奇文，是10月16日發表在某港媒網站作者署名為「譚新強」的文章《螞蟻應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得出譚老師和很多國人一樣，有著濃厚的諾獎情結。這個話題也頗有些現實意義。
▲署名為「譚新強」的文章——《螞蟻應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近年來，螞蟻科技在普惠金融領域的成功備受矚目。都是為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免不了被拿來和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孟加拉國企業家尤努斯的窮人銀行格萊珉模式做比較。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又頒給了印度裔學者阿比吉特·巴納吉的三人團隊，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先後兩位南亞人士因對抗貧困領域的成就獲得諾獎垂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數億人口改善了經濟處境，實現了脫貧致富的夢想，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和好評，甚至不乏一些惡意的曲解令人生厭。
在對抗貧困的領域，中國做對什麼？有哪些代表人物和機構，是否形成了值得一個諾獎的經濟學理論，確實值得分析研究。
然而，譚老師這篇怪腔濃鬱的奇文，讓人感到有些失望。誇張的表達有捧殺之嫌，彆扭的表揚真不如暢快的批評來得爽利，比文風更重要的是觀點差次，頗多誤解令人遺憾。
▲譚新強文章末尾強調「中環資產擁有阿里、騰訊、京東、Apple、PayPal、Mastercard 的財務權益」
網上資料顯示，譚新強是香港中環資產投資創始人、行政總裁。文末還特意提示了「中環資產擁有阿里、騰訊、京東、Apple、PayPal、Mastercard 的財務權益」，妥妥的專業投資人士，文中很多觀點卻是如此不妥。
專業人士的非專業觀點
譚老師自稱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興趣，是源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荒謬謎團」。殊不知這「荒謬」二字不知從何而來？作為專業投資人士，又對經濟學理論有興趣，那麼應該熟悉學術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各種解釋，科斯、張五常、林毅夫等經濟學大家都有精彩的理論洞見。顯然，這些經濟學家並不覺得荒謬或謎團。這些名家著作流傳甚廣，譚老師不妨留意一下。
至於譚老師在文中腦補的「以唯物論為核心價值觀」，似乎在笨拙地模仿一些意識形態話語。假如是譚老師出於個人興趣提出一套新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也無妨。這方面可以參考胡鞍鋼，他的理論主要在微博上曬著，很容易找。
總之，中國既不是謎團，也不荒謬，每一個成功跨入工業化的現代國家都經歷過幾十年國民生產總值8%以上的高增長期，英美德日都有過這個階段，而且各自的高速增長期也是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政治狀況下實現的。
要說共通之處，那就是在市場化的條件下完成工業化，其中市場經濟的貢獻是最為關鍵的，中國也不例外。這在官方、民間總結改革開放成就時是有共識的。所以說，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並不是一個值諾獎級別的理論創新。
或許是對中國經濟大勢存在某種誤解，造成了譚老師對文中的主角螞蟻科技也是霧裡看花，許多判斷有失偏頗。
普惠金融不是和商業銀行競爭
譚老師的中環資產投資既然持有包括阿里在內的多家中國大型科技企業的財務權益，也應該對自家投資的中國科技企業有更多的了解，免生誤解，影響了投資判斷。
▲螞蟻集團（圖/圖蟲創意）
就阿里旗下的螞蟻科技而言，譚老師似乎把螞蟻科技從事的普惠金融業務，簡單粗暴地理解為和傳統銀行業「搶飯碗」，這未免有失專業水準了。
譚老師認為「中國的銀行制度效率低，未能對小企業和個人提供滿意服務，在這文化和實質背景下，螞蟻科技劃時代誕生出來了！」這是對螞蟻科技的發端存在嚴重的誤會。螞蟻從事的普惠金融領域是由聯合國在2005年提出，顯然不是針對「中國的銀行效率低」，而是針對全球金融產業發展的期許。
▲譚新強在文中認為，「中國的銀行制度效率低，未能對小企業和個人提供滿意服務」
弱勢群體在傳統商業銀行模式下無法獲得服務，是全球普遍現象。以針對個人的金融服務為例，在網際網路時代之前，商業銀行的服務範圍拓展總是在進入富裕社會之後。
比如說信用卡業務是商業銀行提供大眾化的個人金融服務的主要方式。這一業務的出現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並且追隨著繁榮與富裕的步伐走進新的國度。信用卡業務至今也不可能在貧困地區、弱勢人口中大舉開展，這不是全球的商業銀行「效率低」，更不是弱勢群體對商業銀行服務「不滿意」，而是傳統商業銀行運營模式所決定的。
圖/圖蟲創意
傳統商業銀行的業務成本、風險控制、信用評估等一系列機制，擅長於對規模較大、發展較為成熟的經濟單位提供服務，小微企業、貧困人群並非其擅長的領域。商業銀行不是萬能的，也沒有哪種金融機構是萬能，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市場分層對應的市場分工罷了。
如果按照譚老師的邏輯，投資銀行專攻高風險高回報的領域，比如投資初創企業，難道是因為商業銀行效率不高而誕生的？是搶了商業銀行的飯碗？這顯然有違常識了，服務於弱勢群體的普惠金融也一樣，只不過出現更晚罷了。
普惠金融誕生前，弱勢群體始終是正規金融機構的「盲區」。弱勢群體只能依賴民間借貸獲取利率高昂、很不穩定的金融服務，這對弱勢群體改善自身經濟處境非常不利。隨著社會發展，這一問題越來越凸顯，才越來越受到重視。因為富人、大企業獲得的金融服務越來越優質高效，而弱勢群體的金融服務狀態還停留在最原始的狀態。金融服務的不平等成為貧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
這正是普惠金融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中國大市場支撐了螞蟻的發展
螞蟻科技在普惠金融領域的成績是顯著的，這一點譚老師也給予了高度的肯定。正如他所言，支付業務已經不是螞蟻最大的業務，個人和小企業貸款的收益已經佔螞蟻收入的40%。
然而，譚老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看到了螞蟻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的規模增長，卻沒有理解螞蟻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螞蟻科技的成功首先得益於中國龐大的市場。無論是支付業務，還是普惠金融，沒有龐大的市場，企業的技術水平再高、硬體再先進也無法實現高速增長。螞蟻的成功首先得益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網際網路應用市場。
圖/圖蟲創意
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是一切的開端，無需多加解釋。
中國有強勁的經濟活力，具備成為大市場的經濟實力。但有龐大的人口，卻還處於刀耕火種、小農經濟的前現代社會，也不會成為合格的大市場。
還有，得益於後發優勢，中國的網際網路普及度很高。中國擁有9.4億網民，而同為人口數量與中國接近的印度僅有4.7億網民。這決定了中國網際網路應用有龐大的需求。
目前世界上能夠同時湊齊這三個條件的國家和地區並不多，故中國網際網路產業的發展優勢是明顯的。因此，螞蟻雖小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是其成功的基礎。
信用難題：尤努斯的終點，螞蟻的起點
市場條件得天獨厚，並不意味著企業可以躺贏。正如譚老師指出的，螞蟻科技始終面對強有力的競爭者，取得成功不是靠壟斷，更不是因為僥倖，而是要解決普惠金融終極障礙：信用難題。
2006年，也就是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的第二年，孟加拉金融企業家、格萊珉銀行創始人兼行長尤努斯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該獎項唯一一次頒發給企業家，因為尤努斯經營了一家不同尋常的企業。
▲尤努斯（圖/央視新聞）
尤努斯於1974年開始經營小額貸款業務，1986年創辦的格萊珉銀行，始終致力於向無法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的窮人發放小額貸款。尤努斯出身於孟加拉國頂級經濟豪門，深諳經營之道，也很清楚單純靠慈善的「散財童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
格萊珉銀行的目標是儘可能形成可持續經營的金融模式服務於窮人，尤努斯為此設計了一整套體系，其中很多都成為了普惠金融的標配。
最經典的是針對窮人的負擔能力設計的貸款業務模式。以小額短期貸款為主，而且是窮人更易接受的整貸零還。
▲孟加拉國當地格萊珉銀行的貸款客戶（圖/圖蟲創意）
在風險管理方面，格萊珉採用了5人小組聯保的內部監督機制，按照貸款額的一定比例收取小組基金和強制儲蓄作為風險基金，同時以小組會議、中心會議監督資金使用情況。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尤努斯的設計已經把窮人銀行的方方面面做到了極致。然而，可持續經營的目標始終沒有達成。直到2011年尤努斯被孟加拉政府以年齡為由要求立即離職時，格萊珉銀行的經營始終依賴NGO的慈善捐款補貼經營。
尤努斯離職的背影引發了很多猜想和爭議，有惡意的評論指責他挪用善款，也有陰謀論者認為他的事業如此成功、實現了「極高的還款率」得罪了國際資本勢力。
這些評論都不正確。尤努斯的個人品格無可指摘，以其家庭背景和南亞國家的經濟特質，要斂財大可不必冒著風險、勞神費力做窮人銀行。但是，所謂「極高的還款率」和國際資本的「黑手」也是瞎扯。
從尤努斯1974年開始經營小額信貸開始計算，總共不過100億美元的規模，在國際金融每年以萬億美元計的龐大體量中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何至於引起國際金融大鱷的敵意？而這100億美元的名義還款率在80%左右，確實超出了預期。
但是，尤努斯將利息控制在10%以下的紅線，還要維持其龐大分散的經營體系，捉襟見肘。格萊珉銀行從未實現過盈利，經營狀況極為脆弱。如果沒有NGO的慈善支援，格萊珉銀行早在1998年孟加拉洪災時已經難以為繼。
▲孟加拉國居民獲得格萊珉銀行住房貸款（圖/圖蟲創意）
正因為格萊珉銀行模式在經營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該模式難以複製。
尤努斯的事業在印度遭遇的挫敗更為明顯，慈善支援無法承受印度龐大貧困人口的壓力，印度版的格萊珉銀行只能打破利率紅線，走向了「高利貸」。即便如此還走到了次貸危機的邊緣。
尤努斯在2011年的黯然離職是令人遺憾的。但更令人遺憾的是，格萊珉模式事實上是失敗的。企業的經營和慈善事業之間的邊界始終不清晰，離開外部輸血不可持續。2014年左右，尤努斯在京東的幫助下在中國再次啟動他的事業，轟動一時，卻也無疾而終。
原因在於，格萊珉模式沒能解決金融最根本的問題——信用。富人和大企業的信用信息是溢出的，金融機構很容易獲得他們的資產情況、收支狀況、歷年的金融記錄等信用信息，由此做出清晰準確的信用評估和判斷。
而窮人、小微企業的信用狀況是離散的、模糊的，遠離了金融體系的記錄體系。傳統金融機構很難甄別和判斷他們信用情況，只能以更高的利率去填平系統風險。而高額利率增加了受貸人的風險，使得這一群體的信用基礎更為脆弱。
這是一個必然導致業務停滯的死循環。
格萊珉實際上也沒有走出這個死循環，這並非尤努斯的設計存在不足，而是傳統技術手段無法實現他的設計意圖。信用壁壘是尤努斯的終點，也是螞蟻的起點。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2006年尤努斯獲得諾獎時，支付寶才創立兩年。2013年，尤努斯到中國來的前一年，支付寶正式開始轉型小微金融服務企業。時間上的巧合併非純粹的偶然，螞蟻和格萊珉之間有著微妙的連結——那就是網際網路技術的應用，推動了普惠金融事業的世代交替。
用信息技術打通信用壁壘，是尤努斯事業的火盡薪傳。
▲支付寶（圖/圖蟲創意）
信用的實質是信息，貸入方要釋放自己的信用信息，貸出方則要收集這些信用信息並作出評估、分析和判斷，每一筆信貸交易都是基於信用信息的匹配。因此，信用信息的精準度、便捷度決定了最終的金融交易成本，這是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科斯「交易成本理論」的現實版本。
螞蟻在普惠金融領域取得成功超越前人的成就，正源於大幅降低了金融交易必須的信息成本，而這要從淘寶的電商平臺業務說起。
電商平臺不僅為所有參與商業活動者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而且形成了一套執行力很強的交易制度，技術和制度形成合力，降低了平臺上商業交易成本，而商業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會延伸到金融交易，因為在網際網路環境下，商業活動中產生的信用信息可以用極低的成本收集整合，成為金融機構可以應用的有效信息。大量零散交易信息的整合，自然形成了成本低廉的信用市場，由此引向金融端是水到渠成的市場自然過程。
這個過程自然到交易方都很難察覺，買家在對商鋪的點評、打分時很少意識到這是在為商鋪提供信用評估。在「從不遺忘」的網際網路技術應用在商業交易之前，客戶的讚譽或吐槽是無法被精確記錄和收集為信用信息的，更不用說以此作為信用依據獲得金融信貸服務。這種信息流失對弱勢群體的傷害更為顯著。弱勢群體沒有大宗交易的記錄，沒有高額資產的證明，那些日常商業行為中的零碎信息是他們僅有的信用信息。
淘寶這樣的電商平臺在不經意中完成了弱勢群體的信用培育和信息收集，這是弱勢群體走近金融資源的第一步，螞蟻科技以電子支付服務讓金融產業和弱勢群體「牽上了小手」，最終打通了普惠金融的壁壘。
多少初入大城市的小鎮青年在花唄上獲得了人生第一筆信用貸款？錢不多，也要付利息，但是這份信任的價值超出了金錢可以衡量的範圍。又有多少被銀行拒絕的小微企業一手拿著來自螞蟻的小額貸款，一手在淘寶上經營著自家小小的事業？這就是普惠金融的價值。
圖/圖蟲創意
以科技為工具，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手段，以弱勢群體獲得金融服務為目的科技服務，才是螞蟻科技核心的商業邏輯。譚老師可能混淆了科技服務與傳統金融貸款的套利模式之間的性質區別，儘管他也注意到了一些跡象，卻沒有做出正確的解讀。
正如譚老師指出的螞蟻「98%的貸款都交給銀行，螞蟻只收取一點服務費」。譚老師對螞蟻不承擔貸款風險疑慮重重，其實普惠金融的難點從來都不是資金，也不是銀行沒有放貸意願，而是信用問題導致的交易成本高昂到無法承受——要麼銀行不敢貸，要麼民間高利貸的貸不起。而這次是螞蟻要以科技方式解決的現實問題。螞蟻用科技手段為交易雙方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難道不該收服務費嗎？
如此，自然也不存在「承擔貸款風險」的靈魂拷問。譚老師誤解了螞蟻的企業性質，一家以服務費為主要收入的企業，怎麼可能是套利為主的「Fintech （金融科技）公司」？
譚老師還混淆平臺業務和自營業務的區別，錯判了螞蟻業務擴張的性質，這可不是一位專業投資人應該犯的錯誤。各大金融機構在螞蟻的平臺上開展業務，並不等於螞蟻與他們合體了。好比說茅臺酒在淘寶上賣貨，難道淘寶就成了中國最大的白酒企業？
從平臺業務的角度觀察螞蟻各領域的業務增量，就不會驚詫莫名。一家科技服務型企業，不會也不必越俎代庖去和客戶搶飯碗。螞蟻不是巨蟒，沒有吞象的野心。
以盛產金句著稱的阿里有一句名言「願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在螞蟻的普惠金融事業上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螞蟻就是讓弱勢群體的金融業不再是難做的生意，讓窮人貸得起，也讓金融機構敢於貸，湊成一對就是雙贏。這沒有遠離「銅臭」的清高氣，卻是可持續經營、可負擔成本的接地氣。
至於說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那是譚老師想多了，榮譽應給科斯那樣的偉大學者、尤努斯那樣的理想家和先行者，而企業只需要多一點善意的理解，少一點惡意的揣測或捧殺。這一點對時下的中國企業尤為重要。
如果譚老師對中國的未來有什麼期許的話，那應該樂見這隻步伐飛快的小螞蟻在戰勝貧困的賽道上奮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