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爾納用他的三部曲充分地證明了「黑色雅典娜」是一個跨世紀的鬧劇，而將此書譯為中文出版，則是一個新世紀的悲劇。這番譯介的悲劇程度，大概只有等哪一天有一個美國出版社決定將朱學淵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英譯出版，才能被超越。
元拙聲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
[美]馬丁·貝爾納 著
郝田虎、程英譯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1年7月第一版
461頁，53.00元
首先我需要做出免責聲明，筆者的專業和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先生一樣，既不是希臘史前史，也不是古典學、古埃及學、古閃語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而是中國研究。貝爾納雖然作為近代中國研究者是默默無名的，但是他卻於1987年出版了一部「轟動世界」的《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一本關於希臘史前史、古典學、古埃及學、古閃語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曠世奇書。正是貝氏敢于越界研究的勇氣，鼓舞了我在這裡作為一個歷史學和語言學的愛好者來對這《黑色雅典娜》三部曲稍加探考（出版於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1, 2006）。
貝爾納在1987年的書中，拋出了一個在當時乃至現在看來都驚世駭俗的論斷：希臘文明之根是在亞洲和非洲，換言之，被推崇為現代性的直接靈感來源的古希臘文明，只不過是古閃語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衍生品。再簡而言之，象徵了古希臘人的智慧的雅典娜女神，本身就是一個從古埃及來的、膚色黝黑的非洲神祗。在他看來，將古希臘文明視為文明的典範及現代性的最終源泉的歷史敘述，不僅違背了古希臘人對自己史前史的解釋（貝氏稱為「古代模式」[the Ancient model]），更是在近代種族主義特別是反猶主義下催生的對歷史事實的刻意歪曲。鑑於這種歷史敘述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反猶太性，它只能被貝氏稱作為「雅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於是，身為猶太人的貝爾納，激於義憤，在作為中國研究者而臨近退休之時，匆匆融匯了古典學、古埃及學、古閃語學、考古學、神話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而推出了「修正了的古代模式」（the revised Ancient model），據說，它不但能夠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且還可重揚「古代模式」的主要精髓。
要在幾乎所有相關的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反對聲中以一己之力完成一個跨學科的「範式轉換」，貝爾納面臨著重重困難。只挑幾個最主要的難關來說：首先，他需要證明的確有一個關於希臘文明來源的「古代模式」在古希臘人的腦海中（而非貝氏的腦海中）真實地存在過；其次，他要證明現代西方主流的古典學研究和種族主義是不可剝離的，也就是說「雅利安模式」確實存在，並一直主導著學界；最後，他要通過考古學、語言學和文化史的研究來證明，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兩千年之間對希臘進行了武力徵服及殖民統治，並對古希臘有著直接的、單一方向的、持續的和決定性的影響。貝氏通過自己對東亞文明數十年的「研究」，總結出了一條在他眼中適用於希臘史前史的解釋框架：希臘半島之於亞非大陸，就好比日本島之於東亞；古希臘對於古埃及文明的吸納，就好比是日本文明對於中華文明的吸納。和日本文明的處境類似，希臘語的主要詞彙、希臘神話的主要神祗都是從亞非起源的。暫不論貝爾納對日本文化及日語本身的根深蒂固的誤讀，這是他所使用的最宏觀的解釋，也是他在三部曲中不停提到日本和日語的根本原因。
為了跨越橫亙在他面前的數座論證上的奧林匹斯山，貝爾納不得不乞靈於頗為詭異的《黑色雅典娜》三部曲的編排次序。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中，他先假設「雅典娜是黑皮膚的」，然後著力論證所有反對「雅典娜是黑皮膚的」學者（從古典學的先驅繆勒一直到當代主流學者）都有著雅利安至上的種族主義情懷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二卷中，他先聲稱「我將整個項目的論證並非放在確定性之上、而是」有競爭力的可能性「的原則之上」（卷二，第3-4頁），然後在完全沒有考古以及文獻的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從「貝氏考古學」和「貝氏文獻學」的角度來考察「公元前兩千年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對希臘的殖民統治」這一命題的「有競爭力的可能性」。最後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三卷，貝爾納又在完全拒絕討論現有的希臘語詞源研究的成果的前提下，用「貝氏語言學」提出了有將近一千個基本古希臘詞語是來自古埃及語或者古閃語的「有競爭力的可能性」，包括許多最基本的希臘語詞彙，如動植物名稱、神祗名稱、希臘地名等等。他驕傲地宣稱，他發現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希臘詞彙都是來自古希臘的「亞非之根」（第三卷，第18頁）！
我們不妨先看貝爾納的詞彙研究的前提能否成立。如果像貝爾納所假設的那樣，古埃及和腓尼基在公元前兩千年之間對希臘有過影響深遠的殖民，那麼希臘語就應該像日語充斥了日漢字那樣充斥了希臘化了的古埃及語和古閃語。但翻閱Robert Beekes所編的兩卷本《希臘語詞源辭典》（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Greek, Brill, 2010）就會發現，Beekes所認可的古埃及語借詞和古閃語借詞大概只有幾十個，且大多數和海洋貿易、書寫技術有關。這些不多的可能性大小不一的亞非借詞，都是早已有人提出並討論過，沒有一個真正是貝爾納提出來的。Beekes甚至根本就沒有把貝爾納的任何文章列入他那長達五十頁的參考文獻之中！究竟是主流學者紛紛受蔽於種族主義而拒絕承認希臘語中的發生於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兩千之間的古埃及語借詞和古閃語借詞，還是貝爾納所提出的命題本身就是在指鹿為馬呢？
雖然古希臘語無疑是印歐語系下的一個分支，但其中有大量基本詞彙、神祗名、地名不屬於原始印歐語（Proto-IE），沒有辦法從原始印歐語依照已知的語言學原理構建出來。那麼，這些詞來自何種語言？毫無疑問，它們只能來自一種非印歐語（non-indo-european）的「底層語言」（substratum），即古希臘人進入希臘半島之前就居住在希臘的原住民。在現代語言學中，他們被稱作前希臘人，他們的語言被稱作前希臘語（Pre-Hellenic）；而按照荷馬以來的傳統，他們則被叫做佩拉斯吉人（Pelasgoi）。據說，希臘人到處雕刻的帶著生殖器的赫爾墨斯像（Herma）的習俗，就是來自前希臘人。優勢語言有一個底層語言的現象實際上是極端普遍的，比如吳語的底層語言是非漢語的古越語，羅曼語族的法語的底層語言是非羅曼語族的高盧語。印歐語中最古老的吠陀梵語就有不少非印歐語的基本語彙，而這部分語彙中，又有一大部分不是來自現在仍然存在的達羅毗荼語族和蒙達語族，而是來自一個現在已經滅絕了的語言。梵語的這一情形，正和希臘語的情形類似。貝爾納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平行案例，所以他不惜顛倒是非地將梵語的語音系統說成是「非印歐語的語音系統」（第三卷，第120卷），由此將底層語言對梵語、希臘語的影響限制在語音學和形態學層面，而非最有可能的基本詞彙。事實正與貝爾納所宣稱的相反，梵語的語音系統在某些方面上恰恰是最保守的印歐語語音系統。
如果貝爾納想要證明希臘語中最古老的那一批借詞語是來自亞非語言而非前希臘語，他就要正面回應，為何這批借詞有著比較顯著的語音學規律（見Beekes前揭書xvi-xxxii），而這些規律完全無法用古埃及語或者古閃語來解釋？貝爾納顯然缺乏任何語言學上的訓練來系統地反駁前希臘語起源這一最有可能的假說，只好以把任何使用這一假設的人都歸到遭受到了種族主義毒害的籮筐之下。
「順利地」繞過了「前希臘語」所造成的障礙，貝爾納充分發揮了他的最大的專長——把一眾語義上毫無關係的詞彙以「語義群」的名義扯到一起的本事。由於古埃及語是不明確標記元音的，這就成了貝爾納忽視一切束縛元音變化的語音學規律的法寶（詳見Arno Egberts, 「Consonants in Collision : Neith and Athena Reconsidered」, in Black Athena Comes of Age, Berlin: Lit Verlag, 2011）。貝爾納回應眾多質疑和嘲諷說，既然漢字「鷚」在日語中有八個音讀，當然古埃及語的「聖潔」可以變成各式各樣的希臘語（第三卷，第246-247頁）。不僅這種論證方式讓人哭笑不得，而且日語的hibari（雲雀 / 鷚）根本沒有八個音讀，且不同的音讀並沒有在日語中衍生出任何不同的語義！至此，貝爾納在中國研究領域無所成就的原因，我想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說貝爾納的第三卷是「不帶任何規則的語音遊戲」，他的第二卷就是「不帶任何規則的歷史遊戲」。比如，為了支撐自己的結論，憑著牽強的材料解釋，貝爾納為公元前兩千年的希克索斯人（Hyksos）憑空建立了一個維持著數量龐大的黑人軍團的、地跨亞歐非的帝國。貝氏的「希克索斯人」統治了部分希臘，並把在古埃及與中意為「異邦統治者」的這個詞帶入了希臘語，最後變成了希臘語的「乞討者」。在這一剎那，讀者大概已經很難分辨貝爾納是在分析，還是在調戲了。同樣，在對傳說中的埃及國王塞索斯特裡斯（Sesostris）進行「貝氏研究」時，由于貝爾納不熟悉希羅多德的敘述習慣，就誤將希羅多德的種種揣測當做了歷史事實。希羅多德先是轉述了埃及祭司的意見，即塞索斯特裡斯是從埃及向陸地進軍。而埃及祭司提到的「陸地」究竟包括哪些地域？希羅多德在下面章節給出的詳細說明（Hdt. 2.103-6），其實明顯脫離了對埃及祭司的簡單轉述，轉入了他自己的揣測。即便希羅多德真的採訪了埃及祭司、即便這些埃及祭司真的模糊地知道一千年前的國王、即便塞索斯特裡斯真的可以對應到古埃及的王朝年表上，我們還是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塞索斯特裡斯帝國」對希臘文明有過什麼實質性影響。
分析到這裡，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第二卷中做出的嘗試——論證希臘哲學是竊取自非洲大陸，就顯得捕風捉影到不值得一辯的程度了。正如Thomas McEvilley所評價的：「他在第二卷中試圖將希臘哲學基於非洲的努力看起來如此顯眼地不被證據所支持，它應該會不留下任何影響就消失掉。……他的堂吉訶德式的標題使得整個比較研究都有被蒙上惡名的危險」（The Shape of Ancient Though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an Philosophies, New York: Allworth, 2002, p. 66）
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對東方學家的分析一樣，貝爾納對古典學家的分析的偏失，也是將一個近代學科的展開，視為主要是被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反猶主義等等意識形態推動的。他嚴重地忽視了幾個很重要的因素：一，學術上的種種誤判是一個學科在發展過程中會必然產生的，因為每一份文獻材料或者考古學證據都會帶來幾種同樣可能的解讀，人們通常都只能在不斷地糾誤中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二，在學者這一職業逐漸在大學裡職業化之後，學者反而有越來越強的獨立性和為了研究而研究的意識；三，一個學者不僅僅會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更多的情況下，或者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要受到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相關研究的發展情況的束縛。在近東研究和埃及研究都不發達、而古典學本身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的十九世紀，古典學者當然會更願意以希臘為中心來探討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現在大概已經沒有任何古典學家會否定希臘與古埃及和近東是有著長期的貿易、文化交流的，只是這種交流的程度遠不可能達到貝爾納所誇大的那種程度。正如Arno Egberts在前引文中所提及的，蘇聯學者早在五十年代就試圖將希臘詞彙的詞源追溯至古埃及語，而貝爾納所做的，只是比史達林治下的蘇聯學者更明目張胆地展示了自己的異常扭曲的意識形態。Egberts評論道：「既然他堅持一定要顛倒簡單的語言學事實，我傾向於將他視作正是那種他自己焦慮地否認的那種怪人（crank）。」
最後，被所有相關領域的專家所一致否定的貝爾納，為何會受到諸多「反殖民主義後現代理論鬥士」的追捧？這就要提及所謂的「後現代理論」的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解構起來頭頭是道、卻無法構建出自己的一套令人信服的敘述模式。貝爾納在很多「鬥士」的眼中，不但成功地直搗黃龍——撂倒了古典學這一西方文明重鎮，還構建了自己的一套宏大的「非洲中心」解釋模式，把西方文明直接變成了亞非文明的附庸。然而，即便貝爾納對希臘的史前史的另類解釋是站得住腳的，即便古希臘人是一群操著百分之四十亞歐詞彙的埃及神祗崇拜者，也不能否認民主、科學、哲學、戲劇、造像藝術是小小的希臘城邦在短暫的幾百年間迅速發展出來的。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希臘人的血統純正或者心靈高貴，而僅僅是代表了一個小概率的事件在控制實驗參數下重複足夠多的次數後就必然會發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總會有人類的某一小部分，在那麼似乎一瞬間，湊足了所有必需的條件和機緣而把「現代性的諸要素」創造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希臘對現代世界的重要性，是完全不會被它自身的史前史所解構的，不論希臘文明的「根」是在希臘，還是在埃及、亞洲、外太空。
貝爾納用他的三部曲充分地證明了「黑色雅典娜」是一個跨世紀的鬧劇，而將此書譯為中文出版，則是一個新世紀的悲劇。這番譯介的悲劇程度，大概只有等哪一天有一個美國出版社決定將朱學淵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英譯出版，才能被超越。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