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下）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現在黨的農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⑴，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⑵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裡印的，主要的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⑶，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史達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⑷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跋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但這是指的關於如何聯繫群眾和動員群眾反對敵人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線這一方面。黨的策略路線，在現在和過去是有原則區別的。在過去，是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在現在，是聯合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就是在十年內戰的後期，對於向我們舉行武裝進攻的反動的政府和政黨，和對於在我們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反動的政府和政黨中各個不同的派別間，也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這些也都是不正確的。那時，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者以外的一切社會成分，執行了所謂「一切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無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對於十年內戰前期和中期⑸所採取的、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為匪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正確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現在，黨的政策必須與此不同，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⑹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又規定農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兩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並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鬥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我們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中國共產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幹部，必須鍛鍊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注 釋
〔1〕一九四○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當時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見本書第二卷《論政策》。
〔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准了這項決議，並決定了七大的議事日程。這次大會曾準備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舉行，後來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開。
〔3〕 見本書第一卷《反對本本主義》。
〔4〕 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10〕。
〔5〕這裡所說的十年內戰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時期，亦即人們通常所稱的井岡山時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時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立至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的時期。上文所說的十年內戰後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時期，即自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後至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的統治，使黨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參見本卷《學習和時局》的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6〕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