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一生中永遠記取的教訓。從1958年冬發現「大躍進」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場合不下50次談論這場運動的錯誤和教訓。毛澤東的反思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等等。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貳過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也說明了他的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絕不在同一類事情上兩次犯錯。
遭受嚴重挫折的「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隱痛，也是他一生永遠記取的教訓。這場運動，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但他也是黨內高層中較早發現其中的問題，並努力進行糾正的。
從1958年冬發現「大躍進」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在不同場合不下50次談論這場運動的錯誤和教訓，這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裡有大量記載。他的反思，體現出從承擔責任到初步糾正，從痛定思痛總結教訓到沉下來摸索建設規律，進而如履薄冰地對待經濟實踐這樣一種心理軌跡。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對經濟發展速度，似乎總是心存餘悸，以防止宏觀經濟再出現大起伏大折騰，看來是下了決心不在同一條河流裡兩次失足。
一、「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
從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斷毛澤東是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就「大躍進」運動的錯誤進行自我責備和明確承擔責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稿中，毛澤東就有自我批評的話，並就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但是在與會者的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同部分省委第一書記再次提起：「這個責任我們得擔負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是沒搞清楚，有責任。」（《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頁。）此後，他不斷地講：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頁。）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李富春、王鶴壽有點責任，農業部、譚震林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5頁。）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實際上不是這樣，「共產風」比1958年颳得還厲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11頁。）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67頁。）受了懲罰，就要檢討。現在我們受懲罰，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這些話應該在三級幹部會上講。（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頁。）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對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僅在1962年以前，毛澤東主動提出要承擔責任將近十次。
上面那些話，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範圍不可謂不廣泛，心情不可謂不沉重，態度不可謂不坦誠，自我批評不可謂不嚴厲，糾正錯誤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決。
承擔責任，是為了汲取教訓。不是說對「大躍進」只有毛澤東才有責任，才需要汲取教訓。鄧小平1980年明確講，「『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毛澤東也曾從上到下對各級領導幹部的責任作了劃分，意思是「大躍進」走的彎路，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之後是地委、縣委。他說：大家頭腦熱，上上下下一起熱。這個教訓大啦，公社教訓，糧食教訓，農業教訓，工業教訓。（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75頁。）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認真汲取教訓是改正錯誤的前提。在中央領導層中，毛澤東談論「大躍進」教訓最多、持續時間最長。他希望：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想想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81頁。）直到1970年，他還感慨：管經濟很不容易。我們早先不會搞。少不要緊，但搞得太急了，會吃虧的。能辦的就辦，辦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幹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將來有希望。（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頁。）由此可見，「大躍進」帶給他的餘痛和餘悸，比其他人都深。
二、「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
汲取教訓，糾正錯誤，毛澤東選擇的突破口是領導幹部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拍腦袋決策，花樣翻新提出名不副實的生產指標，爭先恐後放出形形色色的生產「衛星」，是「大躍進」的明顯特徵。毛澤東捅破這層窗戶紙，始於對「浮誇風」的批評。當不少人還處在「大躍進」的興頭上時，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就提出：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誇，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5頁。）
問題的關鍵是，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是怎麼來的？毛澤東心裡很明白：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我們老是要數字，種了多少，產了多少，天天統計，天天上報，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49頁。）上面為什麼要壓下面呢？毛澤東認為，從領導作風看，這緣自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他說：大家做官了，不做調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報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55頁。）高徵購、瞎指揮，教育了我們。主要是瞎指揮，高徵購也是瞎指揮。（《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8頁。）總之，「大躍進」的錯誤說明：主觀主義在我們身上經常存在，特別是掌權以後，容易產生自以為是，不肯反覆研究，不肯聽反對意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8頁。）總起來講，所謂瞎指揮的領導作風，一是脫離實際，不調查研究；二是主觀武斷，自以為是；三是貪多、求大、圖快，在「大躍進」運動和總路線的要求中，只記住了多和快，忘記了好和省。
總結瞎指揮的教訓，毛澤東並沒有把自己擇開，往往聯繫自己的經歷。比如，他講自己對「大躍進」運動中的一些指標，有一個從不相信到相信的過程，但最終還是相信了，原因是沒有到處去調查研究，於是，別人「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圖表給我證明」，心裡才去掉這些懷疑。（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53—454頁。）別人為什麼想方設法證明「大躍進」是可能的呢？這是由於他們希望早些改變一窮二白面貌，並且看準了毛澤東甚至比他們還要迫切。這種心思，依此類推，層層加碼，進而蔚然而成相當普遍的風氣。
主觀武斷一旦在領導幹部中形成風氣，哪還聽得進不同意見呢？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具體談到三件事情：1958年12月胡喬木搞武昌會議公報時，陳雲建議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暫時不要公布，看看再說，結果被胡喬木頂回去了；1959年1月上旬陳雲說今年的生產計劃難於完成，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聽進去；1959年２月初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時，有人建議，不要算帳退賠一平二調時從農民那裡拿的東西，毛澤東覺得合心意，也同意了，凡此等等，就是主觀武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8—10頁。）最讓毛澤東後悔的是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反而把反右搞成大形勢，結果是：講真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不講實際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47—548頁。）
從浮誇風的教訓中，毛澤東引出一條黨內領導作風的底線，這就是：「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5頁。）為克服主觀武斷的「瞎指揮」，毛澤東從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的角度提倡「調查研究」「多謀善斷」「留有餘地」「勿務虛名而招實禍」等等，甚至搬出歷史上海瑞直言進諫、郭嘉多謀善斷、劉邦肯於納諫、項羽獨斷專行等各種各樣的故事，來提醒各級領導幹部，必須以史為鑑。有意思的是，他還多次提到要學美國的實際精神和科學精神，說「大躍進」的教訓是「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557頁。）；在與自然界作鬥爭方面，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經濟建設也是科學（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68頁。）。怎樣才能科學和實際呢？毛澤東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個管總的路線指導還不行，還要制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80頁。）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業、農業、商業、科學、教育、文藝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體的條例制度，意在使黨對各行各業的領導和管理有章可循，按規矩辦事，不再主觀武斷，從而使領導幹部的決策更符合實際、更科學準確。
三、「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
作為「超英趕美」戰略的重要步驟，「大躍進」運動的突出特徵是追求高速度大規模的發展，諸如大辦工業、大辦農業、大辦鋼鐵、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大辦教育，甚至大辦副食品基地、大辦養豬等等，結果是事與願違，留下不少爛攤子。對此，毛澤東的感受是：我們本來想搞快些，反而慢了。1958年到1960年，三個年頭犯了錯誤，整得我們好苦。經過了這些挫折，我們懂得了要謹慎，改正錯誤。（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31頁。）
從那以後，毛澤東看待經濟發展速度，確實格外謹慎。他絕口不再提「超英趕美」，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別人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他總是要把計劃中的指標往低處壓一些，說不出理由的，也要讓人們做好完不成任務的心理準備。他甚至產生了一種寧慢勿快、寧少勿多的想法，總是強調步步為營，時時提防經濟冒進。比如，他提出：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後再說。今年、明年、後年搞紮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524頁。）水利、工業都不能冒進，要分步驟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地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75頁。）
有件事值得一說。1966年春天，毛澤東在湖北聽取王任重匯報農業機械化工作後，非常感興趣，想搞一個五到十年的發展農業機械化的計劃，爭取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讓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為此，他讓其他中央領導人研究討論這項計劃，還給劉少奇寫了封長信談論自己的設想。但不久他猶豫起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給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準確。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陳伯達談。找他們一談，就知道不準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9頁。）準備大搞農業機械化運動的設想，隨後也不了了之。看來，他終究擔心這個決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則不達的被動局面。
在糧食生產上，毛澤東此後對高指標的做法一直保持著警惕，屢屢給一些頗有雄心壯志的地方領導幹部潑冷水。他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講：你們現在畝產500多斤，五年達到800斤，每年增長50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嗎？（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1頁。）中南局負責人匯報，黃淮區域準備到1970年畝產達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區達到800斤，毛澤東聽後並不興奮：你們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達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達不到。看來需要再長一些時間，再多十年實現也可以，不能勉強，勉強是不行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2頁。）湖南省委負責人對他講，湖南今年增產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澤東當即指出：一年增產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了。你們的農業廳長一年就要跨過「綱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提出了糧食增產目標：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達到800斤。），是不懂農業生產吧？少講一點（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0—561頁。）。湖南省委負責人希望他為韶山灌區題詞，得到的回答是：要高產才算，靈了再寫。（《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5頁。）這些撤火的話，與毛澤東「大躍進」運動時期的勁頭，簡直是判若雲泥，反映出他內心世界似乎有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餘悸。
發展經濟總是要做計劃，做預案，在計劃經濟時代，還要制定很具體的指標。「大躍進」運動後，毛澤東對待經濟發展計劃的心態，一貫是寧可保守，把困難估計充分一些，甚至是一看到具體的指標數字，就似乎有種條件反射式的挑剔。
1964年，在醞釀1966年到1970年實施的「三五計劃」時，毛澤東多次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匯報，發覺各方面要求上項目的勢頭又起來了，立刻表示：橫直被沒有錢擋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以客觀規律來辦事。建設也有客觀規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錢，還是要打殲滅戰。財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要說服地方同志，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建設事業只能搞那麼多了。必須留有餘地。留有餘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是沒有做。（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48頁。）1965年「三五計劃」方案出來後，毛澤東看了不太滿意：那麼多項目，投資那麼多，不僅各部門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們的指標也高了。安排得少一點行不行？鑑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五年搞1080億元的建設規模大了，留的餘地太少了。糧食4800億斤能達到嗎？要考慮來個大災或者大打起來怎麼辦；鋼1600萬噸就行了。你這個數字壓不下來，就壓不下那些冒進分子的瞎指揮。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0、501頁。）由此，他強調要注重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結構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還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三五計劃」的指導方針。由此，「三五計劃」的投資規模從最初設想的1080億元降到850億元，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到1969年，又該制定經濟計劃了。中央二三月間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特意交待：「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分的餘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30—231頁。）一年後，準備在1971年至1975年實施的「四五計劃」方案出來了，毛澤東表示：我看了計劃會議的文件，這次計劃會議是20年來最好的一次計劃會議。但是我就是擔心口子開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產4000萬噸鋼，還要搞7000萬噸石油。（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現在我們還沒有超過2000萬噸鋼。在1000萬噸到1800萬噸鋼之間來回徘徊了十年左右，還是上不去。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一上來，又要發生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52頁。）正如毛澤東擔心的那樣，「四五計劃」中的4000萬噸鋼產量指標，確實制定得冒了，1975年才達到2390萬噸，直到1983年鋼產量才達到4000萬噸。
在戰爭年代，消滅敵人，壯大自己，雖然也有不能實現目標和計劃的時候，但多數情況下是可以完成任務的，有時候甚至還會取得超乎意料的勝利。諸如淮海戰役以少對多硬是啃下了硬骨頭；關於解放戰爭，毛澤東最初預計要打五年，結果只打了三年。劉少奇在西柏坡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時說到：「早日勝利，可能是『勝利逼人』，而多有兩年準備，勝利得比較圓滿一些，我們應當很好準備。」此時，毛澤東插話說：「全國勝利恐怕還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國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實行減租減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頁。）結果是只用了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在全國範圍內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中間並沒有經過減租減息的階段。或許受過去經驗的影響，毛澤東覺得，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既然能夠創造飛躍式前進的奇蹟，取得意外的勝利，在我們取得了政權，群眾熱情又空前高漲的情況下，鼓鼓勁，創造打「經濟仗」的奇蹟又有什麼難處呢？然而「大躍進」運動受挫折之後，毛澤東打「經濟仗」心理底線開始收縮，回到了他在延安時期經常講的，「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回到了他在1955年3月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也強調過的「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這樣的決策心理，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底線思維」。
四、「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
「大躍進」運動的又一個突出特徵是刮「共產風」。思想上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具體做法上，就是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規模求大，程度求高；在產品分配上搞一平二調，實行平均主義，無償調撥下面的勞力和產品。最極端的例子，是河北徐水縣宣稱搞全民所有制，對所有人從生到死實行「十六包」，處處按需分配。
毛澤東從「共產風」的教訓中，深化了兩個理論認識。一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尊重價值法則，要搞商品交換；一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不能盲目擴大規模。
糾正「共產風」的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首先面對的問題，是怎樣處理上級從下級、比較貧窮的社隊從比較富裕的社隊無償調用的財物。對此，毛澤東逐步明確的主張，是要堅決退賠。他講：縣、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破產也要賠。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縣、社幹部可能不滿意我們，但是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10頁。）有些同志講到要破產還債。這個話講得不那麼好聽就是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頁。）用徹底退賠來教育幹部，使幹部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89頁。）萬萬不能再搞一平二調，不要把戶養的豬調上來，調一頭豬也要受處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74—175頁。）
搞一平二調有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中央管得過多，上級統得太死，為中央從地方拿得多，縣、社從農民手裡拿得多創造了條件。毛澤東在反思中直面這個經濟體制弊端，從中汲取了兩個教訓。
一個是生產積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傾斜，進而樹立「藏糧於民」的思想。毛澤東說：向老百姓徵稅徵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留有餘地在老百姓那裡，不能搞得太緊。（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1頁。）務必達到藏糧於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21頁。）藏糧於民，要下一番苦功夫。還有苛捐雜稅，抓住幾個縣，調查研究一番，搞個辦法，報告中央。（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1頁。）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5頁。）
一個是要重視地方積累，提高地方上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和自主權。毛澤東的思路是：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5頁。)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擴大再生產。現在就是不讓人家有積極性，上邊管得死死的，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是反動的。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計劃要同地方計劃結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統死，計劃也不要統死。不能竭澤而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9、570頁。）中央下放企業的產品，應該給地方一些，應該分紅，不分紅不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1頁。）一個省有幾千萬人口，等於歐洲一個國家，沒有一點自治權力那還行呀！（《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
「共產風」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教訓是盲目擴大社隊規模，以為農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生產力，結果導致平均主義弊端。糾正的步驟，首先是縮小「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人民公社的規模，把全國兩萬多個公社逐漸劃分為近六萬個，使其大小回歸到原來的鄉。接下來是改變公社內部的經營分配體制。1959年曾經提出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級的關係事實上並沒有理清。比如，隊為基礎的隊，是大隊還是生產隊，當時大多理解為大隊。這就形成毛澤東說的一種怪現象，「腳」在生產，「腰」在分配，自然導致富隊與窮隊的平均主義。他主張把生產隊而不是大隊作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單位，明確提出：什麼叫隊為基礎，就是以現在的生產隊，即過去的生產小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基礎在隊，在「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1頁。）毛澤東還專門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說：「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塗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2、33頁。）後來正式通過的「人民公社60條」，最終寫明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決定30年不變。
毛澤東以為這個問題就此解決。可是，總有人好了瘡疤忘了痛。1969年，有的地方又提出要把核算單位從生產隊提高到大隊。毛澤東知道後十分警覺，看得很嚴重。他同江西省負責人講：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能搞，現在還是三級所有制，不能變。有個別少數的條件好，要搞也要經省委批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59頁。）在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陳勵耘匯報有地方準備搞擴社並隊，毛澤東當即勸阻：這個事要謹慎，富隊與富隊並、窮隊與窮隊並，是可以的，富隊與窮隊並就不好辦，合併後還是隊為基礎。要特別謹慎呀！陳勵耘說目前停不下來了，毛澤東表示：如果群眾都同意，還要省革委會批准。群眾同意，領導批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群眾不一定贊成，就是幾個幹部在那裡要搞，他們是最積極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0—261頁。）毛澤東心裡明白，搞擴社並隊，無非是窮隊想沾富隊的光，結果會導致富隊提前殺豬砍樹，影響生產。雖然在浙江當面勸阻了，他還是不放心，擔心其他地方也在搞擴社並隊。1969年7月28日，他派身邊工作人員悄悄回老家搞調查，並說，「我在杭州等你匯報」。這位工作人員回江蘇海安縣家鄉調查了20多個生產隊，發現沒有要合併的。聽了匯報，毛澤東仍然不放心，又讓周恩來向全國打招呼，「生產隊不要並，要穩定農業生產」。有地方攀比說，大寨就是大隊核算嘛，毛澤東回答：大寨是個70戶人家的一個大隊，實際上是個生產隊，再加上他們自力更生，所以能夠以大隊為經濟核算單位。（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正是在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下，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體制，一直穩定到改革開放後人民公社解體。
五、「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
從根本上說來，毛澤東從「大躍進」運動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訓，是真切地體會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很不容易，進而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有了新的認識。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組織讀書小組，閱讀討論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64頁。）。隨後，又寫了篇《十年總結》，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20頁。）。此後還感慨，對經濟建設，「十二年我們還沒有學會」（《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1頁。）。
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是一件讓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頭痛的大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建設社會主義一開始也是豪情萬丈。列寧比較早地冷靜下來。他在1922年和副財政人民委員弗拉基羅夫談話時提出，不要當詩人，不要說大話，「由於養成的習慣，我們經常用革命的詩歌代替幹實事。例如我們不假思索地說什麼再過5至6年我們將有完全的社會主義，完全的共產主義，完全的平等和消滅階級」。
30多年後，毛澤東幾乎面臨著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東範縣的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公開講，全縣兩年可實現工業化、電氣化，農業生產萬斤化，科教文衛事業大發展，到1960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製度，讓「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儘管覺得「時間似太促」，但心裡是高興的，認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4頁。）那時，不少領導幹部包括毛澤東本人都覺得，搞幾年「大躍進」，不僅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還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大躍進」運動的挫折讓毛澤東很快冷靜下來。此後，他不僅不再提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事，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宣傳也相當低調。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不能急，成為他的口頭禪。他常說：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硬去實行，要受懲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597頁。）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2頁。）寧可把時間放長一點，不要提「前列」。對我國現有的水平不要估計過高，估計低一點。（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52頁。)有帝國主義存在，建設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又想了一下這個問題，就是在帝國主義統統打倒的情況下，全世界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哪一年建成共產主義也還是說不定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71頁。）1969年6月下旬，毛澤東修改一篇社論時，將文中「社會主義強國」改為「社會主義國家」，並批示：「請注意：以後不要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自己吹擂。」（《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58頁。）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步伐都保持了低調，顯然與「大躍進」帶來的警示和教訓有關。
「大躍進」運動帶來的這個警示和教訓，不僅有益於中國慎重看待並相應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步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建設也是有啟發意義的。毛澤東晚年接見了許多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好感的外國領導人，會見時總是把「大躍進」運動的錯誤，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教訓介紹給那些願意向中國學習的外賓，提醒他們建設國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規律，不要著急。比如，他對烏幹達總理奧博特說：我們犯了錯誤，要搞多，要快，結果證明是不行的。經濟要逐步上升，發展只能根據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8頁。）對印尼客人說：搞經濟不要太性急，我們早幾年吃了太性急的虧。（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32頁。）對越南的胡志明講：建設可以逐步發展。我們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虧。那時就是貪大、貪多、貪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2頁。）對尼泊爾王國太子比蘭德拉說：要把煤、鋼、機械等工業搞起來，需要很多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8頁。）對剛果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烏爾說：你們現在愁你們的經濟，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你們不要走我們的彎路。（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2頁。）
中國近代以來，長期糾結於「悲情」和「趕超」這兩種心態。「悲情」緣自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趕超」是由「一窮二白」的國情所逼。這兩種心態互相激發，轉化為「落後就要挨打」的普遍認識，促使從上到下都想在短時期內用非常方式改變落後面貌；同時以為，只要大幅地改變生產關係，就能大幅度地激發出超越其他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強大繁榮也就指日可待。「大躍進」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毛澤東痛定思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看法回歸常態，他對外賓講的「發展只能根據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就是對社會主義發展常態的經典表達。
毛澤東一生成功地做了許多大事、難事，但「大躍進」運動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錯事。對這件事，他先是不諉過，接著是採取了一系列亡羊補牢的舉措，然後不厭其煩地談論、總結和反思，著實把「大躍進」運動這口教訓之井挖得很深很深。這突出反映了他不貳過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也說明了毛澤東的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絕不在同一類事情上兩次犯錯。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