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大饑荒》的作者馮克通過比較一些地方縣城的數據，發現「縣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便以此為主要依據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的總人數。不僅如此，為了歸罪於毛澤東，該作者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於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於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合，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製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作為毛澤東「手槍冒煙」的證據。
隨著社會物質技術條件的變化特別是歷史科學的發展，人們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方法、手段與途徑越來越豐富，並呈多元多樣多變的態勢，其中蘊涵著在什麼是歷史、怎樣對待歷史這一基本問題上的爭鳴甚或對立。當前，在我國史學領域乃至歷史問題上的社會思潮中，「碎片化」現象頗為流行，也引發了歷史研究為什麼和向何處去的討論。
「碎片化」孤立、靜止地對待歷史，輕視歷史理論闡釋
在歷史觀問題上，「碎片化」將本為內在有機統一的歷史理解為某些「細微」歷史個案或塵埃的分布、組合與拼湊，以至於認識和研究歷史，可以撇開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割裂一定的歷史聯繫，可以脫離或轉移歷史的主體，甚至顛倒、抹殺歷史中的社會矛盾關係，也可以不通過佔有翔實資料，而從個別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對相應歷史的一般性認識。這樣做，不僅不符合歷史發展邏輯，難以揭示歷史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而且自覺或不自覺地給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客觀歷史、侵蝕歷史認知以可乘之機，並有助長之效。
「碎片化」使「活的歷史」失去應有活力，只見歷史之細枝末節，而不見歷史之樹、之森林。所謂歷史的「碎片」，是從歷史的有機體中脫落下來或剝離出來的。一方面，歷史的「碎片」孤立地存在，這一「碎片」的歷史主體在一定條件下與其所屬歷史的主體不相一致或統一，發生縮小或變異，有時甚至截然對立；另一方面，歷史的「碎片」靜止地存在，不再參與其所屬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不再隨所屬歷史的發展而發生變動。因此，以這樣的歷史「碎片」作為認識和研究的對象或單元，如果不把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不研究其與所屬歷史的關係，就只能停留在「碎片」狀態，而不能以此由點及面地反映歷史的整個過程與全貌，更觸及不到歷史的深處，闡釋歷史理論就會缺乏歷史依據。
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發展的統一性及其具體表現的多樣性。不僅如此，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與將來、傳統與現代、新生與衰敗的成分交織在一起，表現在歷史事物上的結構關係與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即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例，如作為農村改革發源地之一的安徽鳳陽小崗村，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開放在農村的醞釀與探索情況，反映不了歷史主體不同的城市改革史。如若拘泥於一隅或個案，而不在更大範圍內研究各地農村、城市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不可能總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的，更遑論同一時期滯後的、偏遠的鄉村社會。認識和研究歷史，應在同一歷史主體的基礎上，根據所求知的歷史問題選擇相應的研究對象或素材。在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上，有種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研究的對象越來越基層、民間和個體化，研究的問題也越來越偏離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主線，而趨向邊沿化，有的則出於「獵奇」或「標新立異」，因而疏於宏大敘事，重心偏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形成與發展史的系統研究和闡釋。這既不利於改革開放歷史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也無從、無助於把握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係。
「碎片化」催生所謂「歷史揭密」，以顛覆歷史常識混淆歷史邏輯
在「碎片化」歷史觀看來，歷史可以支離破碎，也可以由「碎片」串結起來。按照這一邏輯，從歷史中任意撿拾一片或幾片，無論與歷史直接還是間接相關，抑或不相關；也無論與歷史發展趨勢同向還是偏向，抑或逆向，都可以用來「填補」歷史的某一「漏洞」或「堆砌」在歷史本體之上，所謂「歷史揭密」也就有了「生存」空間。
所謂「歷史揭密」，即以所謂未知的「歷史真相」歪曲已知的歷史事實，重新「打扮」歷史，並通過顛覆基本歷史價值判斷，模糊、混淆歷史發展的實然邏輯。「碎片化」下，「歷史揭密」在對待中國歷史問題上有兩種比較突出的表現，一是在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上，過度解讀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如關於「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後的真相」，以及關於毛澤東的「補丁衣服」、家庭財務和「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迷團與真相等，企圖顛覆人們歷史認知中的毛澤東簡樸、為民的形象。二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關係問題上，以歪曲階級中的「個體」顛倒其所代表的階級的特徵與形象，企圖否定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歷史必然性。這裡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為封建地主階級做「翻案」文章。如有觀點認為，周扒皮的原型「為人厚道勤儉，對待長工比對待家人還要慷慨大方」，楊白勞則「好逸惡勞，嗜賭成性，終至家破人亡」，黃世仁「倒是收養喜兒的慈善之人」。對此，一些附和的觀點說，這「比起原先的說法，它們顯得更加合乎邏輯，接近常識，因而也較為可信」，並且否定白毛女的故事來源於真實的社會歷史，認為是為了闡述「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道理而創作的，提出其所闡述的目的是為了唱衰舊社會，推翻舊社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建立「新社會」。如此，「舊社會」變革為「新社會」的歷史合理性、正當性也就立不住、站不穩了。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邏輯和新社會、新中國的歷史邏輯被顛覆性地「重塑」和「再造」。
「歷史揭密」的實質在於，通過「碎片」歷史，「撬動」歷史發展的秩序與邏輯，「虛無」符合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意識形態與價值。
「碎片化」為其所用地切換歷史場景，使編造、篡改歷史情節成為可能
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發展和消亡的，也都存在於一定的歷史場景之中。因此，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的實際出發，把歷史問題置於其具體的歷史過程、場景之中。然而，「碎片化」則為列寧所指出的在社會現象領域普遍存在的「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的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從歷史材料中剪裁所需要的內容，斷章取義，並植入與其似是而非的歷史場景中，形成「新」的歷史情節，以強化某種歷史認知的證據，或「製造」出「新」的歷史主題及其內容，從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結論來。
關於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大饑荒》的作者馮克通過比較一些地方縣城的數據，發現「縣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便以此為主要依據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的總人數。不僅如此，為了歸罪於毛澤東，該作者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於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於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合，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製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作為毛澤東「手槍冒煙」的證據。正如孫萬國質疑馮克的這種學術造假時所指出的：馮克「硬把毛澤東在三個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主題的發言混淆起來一鍋煮」，這「已不是出於無知的誤解，也非僅是寫作上的瑕疵，而是惡意的曲解，學術的詐騙」。
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事實的整體上和聯繫中去掌握這一歷史事實。列寧曾指出，這樣做，歷史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否則，如果歷史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
以上表明，對於「碎片化」歷史研究的危害，需要予以警惕。同時，還應將研究歷史細節與「碎片化」歷史研究區別開來，因為歷史細節是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歷史細節不是偏離、而是圍繞歷史的主體與整體、主題與主線、主流與趨勢進行的。也只有這樣，歷史細節研究才能避免「發於細節、止於細節」，而與宏觀、中觀研究相輔相成，豐富和深化歷史研究，並為闡釋和建構歷史理論，提供必要的歷史依據和思想素材。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宋月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