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躍進」運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是「大躍進」運動的發動階段；從八大二次會議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是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髙潮階段；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是初步糾正「左」的錯誤的階段；從廬山會議後期「反右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繼續大躍進」直至全面結束的階段。毛澤東是「大躍進」的發動者和領導者，同時他又是最早察覺和發現「大躍進」「左」的錯誤的領導人，因此，在初步糾正「大躍進」「左」的過程中，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思考和探索，這方面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躍進」的總體戰略和方向是錯誤的，但在具體戰術和思想方法、領導方法方面，毛澤東有一些可圈可點的判斷和思考。比如，「大躍進」從頭到尾，針對「髙指標」、「浮誇風」，他都在講「留有餘地」。梳理這一過程，對全面理解「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的思想脈絡及其演變不無裨益。
一、「大躍進」運動初期提出「留有餘地」，體現出熱中帶冷的思想方法
眾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提出「超英趕美」的戰略構想，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可以出現更髙的發展速度：由此，從1958年1月南寧會議嚴厲批評「反冒進」，到3月成都會議提出「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總路線並肯定以「躍進」代替「冒進」，幹部和群眾的幹勁與熱情被一再地激發並高漲。在推動全國上下加快建設步伐實現「大躍進」的過程中，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儘管處於興奮狀態，但其思想情緒並非簡單地直線上升，在積極推動的同時，也透露出一些「留有餘地」的謹慎心態。
1959年廬山會議，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原意，是想統一全黨的認識，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具體政策，進一步糾「左」，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各項任務。圖為1961年拍攝的毛澤東在廬山含鄱口的坐像。
1958年3月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成都會議，是繼南寧會議後進一步在思想上為「大躍進」發動開路的重要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多次講話，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說、敢幹。但與此同時，他對浮誇、虛報和高指標等，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警覺。如，關於究竟多長時間完成十年農業計劃問題，毛澤東提出：「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本省面貌。七年內實現四十條。農業機械化，爭取五年實現。」[《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頁。]但在會議過程中，有的省已經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計劃。
鑑此，毛澤東在3月20日會議上講話時說：「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若能做到，「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為防止「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毛澤東似乎不是即興之言地站在了這樣一個高度：「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毛澤東不避諱地指出，「現在有股風，十級颱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紮實一點」。他旗幟鮮明地強調，「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為了讓大家「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在3月25日講話時，毛澤東專門講了思想方法問題。他不無憂慮地提出：「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衝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由此，他鄭重強調：「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餘地，給下級留點餘地，也就是替自己留點餘地。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後頭難於兌現。」
在以「鼓勁」、「升溫」為基調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警示各地領導幹部要「壓縮空氣」，要「務實」、「謹慎」，可視為一種「熱中帶冷」的心態，即在號召大幹快上的同時希望能求穩求實，在力爭上遊的急迫熱切中希望能「留有餘地」。這大體與他一貫倡導的辯證法思想方法有關。
成都會議結束後，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澤東到武漢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開會，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情況，同時聽取關於「苦戰三年」的打算。在4月1日聽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匯報一年實現綠化時，毛澤東問：「你們怎麼能一年實現綠化？」勸他把指標修改一下，規劃調整一下。吳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實現綠化、消滅四害，但還是堅持一年實現「四五八」。[ 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4月2日聽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匯報水利問題時說：「你們能三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餘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頁。]
4月3日聽取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匯報時又說：「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變。《人民日報》不要隨便輕易宣布希麼『化』」；並嚴肅指出：「糧食到手，樹木到眼（看得見），才能算數。要比措施，比實績。」[《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808—809頁。]4月5日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匯報，針對浮誇作風提出：「要搞具體措施。要看結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細，華而不實。」[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周小舟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4月5日。]
4月9日聽取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匯報，嚴肅批評了造假現象：「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聽取楊尚奎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8年4月9日。]4月11日，武漢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找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專門談了宣傳問題：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報紙宣傳要慎重，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是講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餘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並再次強調：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緻。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 參見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1頁。]
關於「苦戰三年」，毛澤東在1958年10月2日會見外賓時曾說：「我那時候懷疑這個口號，我說是不是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他們都不贊成，他們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圖表給我證明。這些地方同志，他們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員就是了，省委書記，他們說還是基本改變。……但是我這個懷疑還沒有去掉，還有點右派尾巴。」[ 毛澤東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個國家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8年10月2日。]
在整個氣氛持續升溫的背景下，毛澤東仍然延續了「熱中帶冷」的思考。為避免「假、大、浮、粗、過」，他在武漢會議上對「留有餘地」的強調頻率大幅提髙，從速度到程度，從計劃到實踐，從過程到結果，從口號到措施，從宣傳到檢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與「好省」統一起來。
這就不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作為決策者的這種工作思路，為什麼沒能對當時幹部的思想觀念產生應有的實際影響？也許親歷者的體會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吳冷西回憶說：從成都會議到武漢會議，「毛主席關於壓縮空氣、留有餘地的這些話，我雖然聽到了，但被前面所說的關於提髙風格、敢於創新等等議論壓倒了，因而沒有足夠的重視。隨著大躍進高潮的到來，也衝昏了頭腦」[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64頁。]。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第一，毛澤東之所以發動「大躍進」，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爭上遊、多快好省是總路線，實現「趕超」是宏觀戰略，而「留有餘地」只是作為具體戰術和思想方法進行強調；第二，當時的各地大員們多是抓住了毛澤東提倡的總路線和宏觀戰略。「趕超」和「快上」也成為統領當時幹部思想的主導觀念，而「留有餘地」只是一種具體戰術和針對性並不強的一種思想方法，在「大躍進」運動初期的整體氛圍中基本上很難深入人心，更談不上開花結果了。
二、「大躍進」高潮中講「留有餘地」，表達出擔憂疑慮的心態
一般認為，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標誌著「大躍進」在全國範圍內的全面發動，1958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則把「大躍進」全面推向髙潮。在髙潮來臨前夕，毛澤東的思想溫度究競如何?關於「1070萬噸鋼鐵」的出臺細節似可從一個側面回答這一問題。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之前，毛澤東專門找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開會。從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到武漢市和太原市委書記，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慶、馬鞍山等主要鋼鐵基地負責人，毛澤東一個一個地詢問「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說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建議把「1070」登報，說這樣大家就會義無反顧，努力奮鬥。毛澤東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們兜裡還裝有幾十萬噸。一向處事謹慎的陳雲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等談話，要求「算個細帳」。所以後來陳雲與毛澤東談話時表示：我與冶金部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有希望。[ 參見《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0頁。]
薄一波後來說，「毛主席下『1070』的決心，除了他本人出於急於趕上英國的迫切心情以外，還有多方面的影響促成。王鶴壽同志（時任冶金部部長——引者注）多次提供的鋼鐵生產順利發展的材料有影響」，我當時「頭腦不冷靜，未能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響」。[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頁。]冶金部副部長袁寶華後來談及這次座談會時說：「主席的思想是留有餘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他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不放心，才專門開了這個會，結果大家都說行，而且報的數字超過『1070』，所以他相信了，並在報紙上發表了。」[《緬懷毛澤東》（上），第330頁。]
如果說，鋼鐵生產、工業建設對毛澤東來說「是新手」，「就是不懂，就是不會」，甚至說「我們還是小孩」[ 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日。]，那麼，在當時農業領域包括小麥、玉米、棉花、水稻和蔬菜等「高產衛星」已是遍地開花，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為什麼也信以為真？有人曾專門就此向毛澤東發問，毛澤東說看了錢學森的文章[ 指物理學家錢學森發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的文章《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相信科學家的話。[ 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頁。]
在「大躍進」高潮階段的昂揚豪邁中，毛澤東的日常活動主要還是實地考察和召集會議，而重大決策的醞釀出臺，也都是建立在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制的討論基礎之上。為什麼實際情況卻事與願違呢？親歷「1070」座談會的袁寶華後來曾說：「這一次毛主席的談話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對於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落。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緬懷毛澤東》（上），第330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大躍進」浪潮造成的政治氛圍固然是重要因素之一，對黨的領袖的高度尊崇也的確是客觀存在的。正如薄一波後來所說：「毛主席的威信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麼說，大家就跟著怎麼做。這樣，一些部門和省市的領導幹部頭腦就膨脹起來了，反過來又影響毛主席的思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459頁。]由此可見，不做調查研究固然沒有發言權，不做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同樣不可能做出正確的科學決策。當然，也不可否認，毛澤東「留有餘地」的主張雖未能在北戴河會議發揮應有的「降溫」作用，但他這種對於重大問題謹慎、多謀、細緻的領導作風與工作作風給與會幹部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足以讓親歷者以及後來人反思、體味良多。
「大躍進」運動中，從糧食到鋼鐵，儘管通過了一些規劃、決議，「高產衛星」也一浪髙過一浪，但毛澤東還是心存疑慮，沒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成績，他總覺得心中無底。關於糧食，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到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社負責人說這塊地畝產10萬斤。毛澤東說：「你在吹牛。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種過地的，你沒種過地吧，這靠不住，10萬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來麼!」[《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頁。]關於鋼鐵，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從時間上看「相當危險」，「能不能搞到，我總是懷疑，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沒有抓緊，二就是這個題目出錯了，不應該出這個一千一百萬噸的數目」。[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8月30日。]
這裡，毛澤東已經有明顯的自責意味了。薄一波後來也回憶說：「在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對1070是有過懷疑的。他引用了一句古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因為那時已經到1958年的9月份了，鋼產量還不到1070的1/3，離年底不到4個月，還有2/3的任務能完成嗎？」[《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頁。]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會見外賓時也說：「今年的鋼產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提出這個任務，但是我自己也是懷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數哇！……不到把1070萬噸鋼交給我的時候，還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幾的懷疑。」[ 毛澤東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個國家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8年10月2日。]
對於已確定的戰略規劃和要實現的硬指標、硬任務，沒有十足的把握和定數，由此在具體實踐中強調戰術方法，強調狠抓落實，並在言談舉止間表露擔憂、疑慮甚至焦急，看來毛澤東對實現所謂的「大躍進」確實不算胸有成竹，這或許就是他給自己留下的餘地。
三、糾「左」期間講「留有餘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發展
「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在一片「勝利衝昏頭腦」的氣氛下，他雖然讚賞「六億神州盡舜堯」那熱氣騰騰的局面，卻是最先冷靜下來並察覺到「大躍進」「左」的錯誤。以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為標誌，毛澤東和黨中央開始對「大躍進」「左」的錯誤進行反思和初步糾正，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經濟建設的正確思想，如經濟建設要波浪式前進，要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的法則，要切實以農、輕、重為序，定計劃指標要留有餘地等等。其中，關於「留有餘地」的主張，則通過各種途徑進一步反覆強調。
1958年11月25日，針對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毛澤東在題為《一個教訓》的長篇批語中指出：「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因此，「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頁。]1958年12月9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談到1959年的鋼鐵指標，明確提出「把盤子放小，不摘3000萬噸，而搞1800萬噸到2000萬噸。現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要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 毛澤東在武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2月9日。]。
很顯然，「大躍進」期間的糾「左」措施是初步的、不徹底的，是在根本上肯定和堅持「大躍進」思路和方向的基礎上進行的，但這種戰略方向的總體堅持並不排斥在具體戰術上作一些調整。如上所述，在糾「左」階段，面對已經出現的各種問題和嚴重局面，從黨內批示到大會講話，毛澤東通過各種方式在不同場合強調做計劃、定指標要實事求是，要切實「留有餘地」。如果說成都會議提出「留有餘地」是打預防針、「大躍進」髙潮中講「留有餘地」是東西沒有到手前的心裡擔憂，因而顯得相對抽象一些的話，那麼在糾「左」階段，問題已充分暴露，再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對「留有餘地」進行強調就具有了較強的針對性和說服力，給領導幹部的思想認識也打下了較深的烙印。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針對「大躍進」以來的失誤，專門從工作方法角度講了十幾個問題，其中第一個是「多謀善斷」，第二個就是「留有餘地」。他說：「成都會議就講留有餘地，後頭不留有餘地了。我們過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來包圍敵人，這是留了很大的餘地。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而現在我們搞工業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沒有準備之仗。」[毛澤東在上海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寥寥數語，反思的不僅是「大躍進」「左」的錯誤，同時也通過革命與建設的對比，從思想方法上指出了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深刻教訓。
同第一、二階段相比，與糾「左」階段的中心任務和整體氛圍相一致的是，毛澤東對「留有餘地」的重視程度和認識深度也有了一個提升和發展：「留有餘地」不僅是一般倡導的工作思路，而是需要切實貫徹到群眾的生產生活，落實到糾正「大躍進」中鋼鐵、糧食等高指標中去的具體要求，也是領導幹部都應掌握和遵循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留有餘地」既然是黨領導革命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和制勝法寶之一，那麼在領導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理應繼承弘揚並將之視為須臾不可忽視和背離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四、「大躍進」反覆至結束階段講「留有餘地」，是為了掌握工作主動權，體現出認識上的更上層樓
1959年廬山會議，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原意，是想統一全黨的認識，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具體政策，進一步糾「左」，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各項任務。毛澤東在7月2日講話中提出的18個問題也說明了會議初衷。會議期間，由於錯誤地批判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而導致會議主題由糾「左」轉向「反右傾」，直接後果是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掀起了繼續「躍進」的高潮。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各種「大辦」一擁而上，勢必影響對「留有餘地」的實際落實並淡化此前的認識成果。在這種氛圍中，毛澤東對「留有餘地」的思考又有怎樣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廬山會議一結束，毛澤東就到浙江等地視察，並在金華召集地縣委負責人座談，了解農業生產問題。在匯報到生產指標時，毛澤東說：「指標要留有餘地，不要說大話，不要吹大牛，不要光聽上面那一套。」當匯報到基層幹部作風時，毛澤東嚴肅指出：「千萬不可髙指標，放空炮，強迫命令，假匯報。」[《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儘管剛從廬山會議後半段「反右傾」的氣氛中走出來，毛澤東還是堅持了廬山會議前半段糾「左」的思想意識，在調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餘地」。
事實上，雖然經歷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曲折與反覆，黨中央和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停止糾「左」的步伐。比如，1960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談到1960年計劃時指出：「要學習八大會議的經驗，鋼的指標為例，留了三年餘地。現在，給三年補充計劃要留一年的餘地」；「按實際辦得到的，再留點餘地，讓各地、年度去超過」；「計劃的方法，要注意餘地留得夠，我看留得還要多點，不僅中央，地方也如此」。[《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9、1030頁。]毛澤東強調「留有餘地」的思想是很鮮明的，儘管鋼鐵指標沒有壓縮，但通過這次會議，水利建設、開荒等的指標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縮。另外，毛澤東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還專門組織讀書小組，集中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理論上對「大躍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並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這種通過理論學習進行反思並取得的認識成果，無疑也是糾「左」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收穫。
關於這一階段繼續糾「左」的實際舉措，最具典型意義的是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召開的以討論「二五」計劃後三年補充計劃為主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據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日記載：這次會議的指導思想是「冷靜地分析情況，把計劃放在積極而又可靠的基礎上，必須留有餘地」[ 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王任重日記摘錄：1960年》。]。毛澤東6月14日講話[ 毛澤東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6月14日。]可以說充分體現了進一步糾「左」的決心和力度。
首先，為了汲取教訓，總結經驗，毛澤東兩度提到並充分肯定周恩來在八大一次會議關於「二五」計劃的指標設定。在討論後三年的鋼鐵指標時說：「我看提少一點，去做，在做之中增加一點。過去幾年的經驗，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二五』計劃，總理作的報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標訂得低的那部分」，「以至給我們留了很大餘地，留了三年的餘地」。當周恩來、鄧小平和李富春都表示3000萬噸鋼的計劃「可靠」時，毛澤東說：「我看還是相當緊，超過的可能性比八大一次會議訂的那個指標要小。所以，我還是歡喜你（指周恩來——引者注）提的那個東西，講起那個東西就有味道，它給我們留了這麼大的餘地嘛。」因此，要「學習八大一次會議的那些經驗，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決不可以打得過高，以至於超不過」。
其次，為了切實貫徹「留有餘地」，毛澤東提出後三年計劃指標「要改」，「不勉強湊數」。具體怎麼改，「就是按實際可能辦事，按實際辦得到的，還打點迴旋餘地，讓年度、讓地方超過」。他舉例說，實際辦得到的比如是3200萬噸，我們就提3000萬噸，如果實際可能是只有3000萬噸，就只應該提2800萬噸。他鄭重強調：「不是紙頭上、口頭上留有餘地，而是實際上真正留有餘地。」
其三，提出由「數量本位」轉向「質量第一」。毛澤東說：「今年和今後兩年的基本建設，盤子絕不可以搞得過大，數量不可不講，但恐怕要提出質量放在第一位。」現在「要著重門類樣樣都有，鋼與鋼材的規格很高，普通鋼之外還有特殊鋼，而特殊鋼要達到世界水平」。總之，「講質量、品種、規格，把這個提到第一位，把數量放到第二位」。至此，「大躍進」以來「數量至上」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意識初步得以扭轉，毛澤東開始懷疑並試圖摒棄這種觀念。從「數量本位」轉向「質量第一」，這既是總結和反思「大躍進」以來的深刻教訓使然，也是毛澤東堅持「留有餘地」並從根本上改變難以真正貫徹「留有餘地」的實際而提出的新思想、新思路。據冶金部負責人回憶，毛澤東關於「質量第一，數量第二」的指示「對後來我們狠抓質量、品種，猛攻尖端特別是為國防尖端武器，為原子彈、氫彈、飛彈和人造衛星及時提供重要的關鍵性的材料，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力」[《緬懷毛澤東》（上），第74頁。]。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在糾正「大躍進」「左」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探索與思考的重要收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將閉幕時，毛澤東還寫了《十年總結》一文，這篇文章後來被認為是總結、反思「大躍進」經驗教訓的真正開始。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講，毛澤東把對「留有餘地」的思考，進一步放到了降低指標、掌握工作主動權這樣的戰略髙度，體現出認識上的更上層樓。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再次由衷稱讚，周恩來制定的「二五」計劃中大部分指標「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並強調今後三年的計劃指標「一定要改過來」，「要下決心改」，如此方能「完全主動」。由此，他進一步引申闡發了關於領導幹部要善於掌握主動權的極端重要性：「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在6月18日閉幕會上，毛澤東不僅開誠布公地檢討錯誤，承擔責任，深入嚴肅地開展自我批評，又多次談到降低指標問題：「現在搞了那麼多年，指標老是提得那麼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個統計數字」；要降低指標把主動權拿過來，「就是想得點自由，不然總是捆綁手腳，自己不得翻身」。[ 毛澤東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6月18日。]從降低指標、留有餘地到爭取主動權，毛澤東的思考顯然又有了新的發展。他認為「大躍進」的主要錯誤，就在於把我們自己搞起來的「菩薩」自己供起來，脫離客觀實際，一切以「數字」為上，被「指標」牽著鼻子走，喪失了伸展與迴轉的空間，也喪失了工作的主動權，最終陷入盲目和被動境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我寫《十年總結》的意思，就是要大家「盲目性少—點，自覺性多一點，被動少一點，主動多一點，不要喪失主動權」[《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083頁。]。
從強調「留有餘地」到爭取主動權、掌握主動權，目的是減少盲目和被動，提高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能力和水平，實現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98頁。]。顯然，毛澤東的思考重心不再停留在具體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問題，而是向宏觀戰略思維拓展延伸。究竟怎樣領導並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應當遵循什麼樣的規律，需要全黨切實展開調查、研究和探索。可以說，這是毛澤東從「大躍進」以來，在「留有餘地」這條思路上總結經驗教訓，反思和總結「左」的錯誤的最重要的一個認識成果。
五、「大躍進」運動結束後持續講「留有餘地」，體現出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不斷思考
毛澤東對「留有餘地」的思考、倡導和強調，不僅僅限於三年「大躍進」運動期間。
1964年5月，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時說：「只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以客觀規律來辦事。……要說服地方同志，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建設事業只能搞那麼多了，只有那麼多錢。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說。必須留有餘地。留有餘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是沒有做。這幾年留了，要保持。」[ 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的談話記錄，1964年5月。]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聽取餘秋裡關於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和谷牧關於三線建設的匯報時再次強調：「鑑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五年搞1080億元的建設規模是大了，留的餘地太少了。……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餘秋裡關於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和谷牧關於三線建設的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6月16日。]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奪取工業戰線的新勝利》，毛澤東在社論中加寫了「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餘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這句話被排成黑體字向全國印發。直到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針對我國不少鋼鐵企業又要掀起翻番的情況還說：「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上來，又要發生事。一是材料不夠，一是設備、投資跟不上，全國緊張。」[ 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談話記錄，1970年11月13日。]冶金部負責人認為，毛澤東這些話，「對當時頭腦又一次發脹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淸醒劑」[《緬懷毛澤東》（上），第74頁。]。
「大躍進」結束後，毛澤東為什麼如此強調「留有餘地」？不僅強調「留有餘地」，還提出「餘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充分的餘地」？
筆者認為：第一，「大躍進」的髙指標、浮誇風，在毛澤東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餘悸，以至於到晚年都忘不了，認為「大躍進」不僅犯了不少錯誤，甚至是「做了蠢事」，「鬧了笑話」。毛澤東是一個「不貳過」的人，覺得時時提醒很有必要，誠如他在1965年一次會上談到鋼鐵「大躍進」時所說：「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 毛澤東聽取薄一波匯報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情況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2月21日。]第二，「留有餘地」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其深入人心，必須長期不懈地進行強調和勸誡，因為認識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要讓人們汲取教訓、改正錯誤並接受正確認識和科學方法也不是一次或幾次就能奏效的。第三，毛澤東對「留有餘地」的思考，從根本上說，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的戰略思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究竟應當以一種怎樣的速度發展，不是由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有其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這不僅源於對「大躍進」教訓的刻骨記憶和沉痛反思，也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斷思考的必然結果。
綜上，通過對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強調「留有餘地」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第一，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的思緒脈絡呈現出熱與冷、昂揚與謹慎、豪邁與多謀、自信與擔憂、藐視戰略困難與重視戰術困難交織發展的複雜過程，儘管「大躍進」總體戰略、思路和方向是錯的，但不能說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戰術方法就乏善可陳。比方說，除了「留有餘地」外，他還提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敢想、敢說、敢做也不能絕對化」、「革命熱情應與實踐精神統一」的論斷等等，如能深入分析，對於深化這一時期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大有裨益；第二，毛澤東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曾總結說：「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4頁。]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宏觀戰略失誤，單是著力於具體戰術，也很難徹底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如果不從根本上調整總路線，即使有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和辦法，同樣也難以貫徹執行和落實到位。第三，「大躍進」期間一些重大決策的出臺，毛澤東的確是通過座談、會議、調研等多種途徑反覆徵詢、討論和求證，儘管他是「大躍進」的發動者，但不能說錯誤的責任由他一人承擔。用鄧小平的話說，「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第四，毛澤東不僅善於總結經驗，也十分重視經驗的傳承、豐富和發展。「留有餘地」是我們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取得的寶貴經驗，毛澤東不僅在經濟建設中繼續發揚，還用來反思和總結「大躍進」的深刻失誤和教訓，並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和規律的思考中深化了對「留有餘地」的認識。
（本文摘自《黨的文獻》編輯部：《觀領袖 品黨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原載《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作者：王香平）
《觀領袖 品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