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曼華:反思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下)

原標題：魏曼華：反思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下）

作者簡介：魏曼華（１９５３—），女，黑龍江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主要從事教育基本理論研究。

文章來源：《教育學報》2013年 第２期。

【摘要】 1958—1960年間的教育大躍進——"教育革命",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教育大躍進主要體現在辦學方式、教學方式、教材編寫和學制改革等方面,並與高等學校"拔白旗、插紅旗",學術問題政治化、階級鬥爭化等密切配合。它不僅是一場失敗的教育改革,也是一場嚴重的教育災難,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預演和先聲。它切斷了中國教育與自身文化傳統的血脈聯繫,又排除了可資借鑑的外來先進文化,使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進程出現中斷。它的客觀效果與主觀意圖背道而馳,加劇了城鄉之間業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它肆意貶低知識的價值,"開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之先河。分析大躍進中"教育革命"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不是為了否定歷史,也不是要責難事件的當事人,而是為了讓今天和未來的中國人記住歷史,以史為鑑,以免重蹈覆轍。

【關鍵詞】 大躍進； 教育大躍進； 教育革命； 意識形態

(續完)

二、實踐層面對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調整、整頓

李慶剛認為，教育大躍進超出了國民經濟的負擔能力，也超過了教育事業本身發展的條件。其帶來的主要問題是教育質量下降和教育發展的難以為繼。［５］２００的確，大躍進教育革命的熱浪一過，靠人吹起來的泡沫神話迅速破滅，各種問題紛紛暴露，後遺症接踵而來。廬山會議之後，雖然又發動了「繼續躍進」，但已經是強弩之末，難以為繼。因此，和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同步，政府部門對教育也進行了調整、整頓。事實上，這一調整、整頓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教育的調整整頓實際上相當於宣告了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落幕。即使在當時左的思想仍然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大躍進中的所謂革命性的成果也多數被否定、被取消。

（一）減少勞動、政治活動的時間，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

１９５９年１月，中共中央召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在「教育革命」期間，由於勞動過多，政治活動過多，「有部分學校沒有很好上課。學術批判成績很大，但批判得過多，打擊面太廣，比較粗暴」。４月３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把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結合起來」的社論，指出，「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學」。［６］２４０－２４３

同年５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全日制學校的教學、勞動和生活安排的規定》，規定要求：高等學校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的時間，每年為２～３個月，最多不得超過４個月。中學生每周勞動的時間，高中為８小時，最多１０小時。初中６小時，最多８小時。小學生從９歲起，每周勞動時間為４小時，最多６小時。［６］２４９與此同時，也減少了教師的勞動時間。如廣東省下發的相關文件指出，「教師參加體力勞動的時間不宜過多，以一年勞動一個月為宜」，並且不再要求教師與學生「同吃同住」。［６］２５４

１９６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保證學生、教師身體健康和勞逸結合問題的指示》，對大、中、小學學生的學習、勞動、政治活動以及休息時間又做了更加明確具體的規定。例如，對於學生參加社會活動，指示要求：「控制各種社會活動和會議。學生參加集體的社會活動時間，高等學校每周不得超過９小時，中等學校每周不得超過６小時」。［６］２７４對勞動和社會活動進行了嚴格的時間限制，從而保證了學生的學習時間。１９６１年試行的高校６０條更加明確地提出，高第２期 反思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０７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社會活動的時間，應安排得當，以利教學」。［６］２９８一系列的舉措使得各級學校逐步建立起正常的教學秩序，教學質量得以逐步提高。

（二）減少招生，壓縮規模、停辦名不副實的高等學校與中等專業學校

大躍進期間，一哄而起新建的八百餘所高等學校大部分徒有其名，有的所謂高校甚至只招收小學畢業生。因此，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從學校名稱進行規範。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整頓１９５８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學校的通知》，指出：「凡招收的學生是初中畢業生或高小畢業程度，教學計劃及所開課程是中等學校水平的，不宜稱高等學校」。［６］２４８

１９６１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文教工作的會議上，總書記鄧小平指出：「科學教育水平並不決定於數量，主要是質量……這幾年不論從哪幾個方面都要步子放慢，進行調整，調整學校三年究竟能搞到什麼程度，住、吃、課堂、師資都要算帳。少辦些學校，把它辦好」。［６］２９４

同時，教育部決定壓縮招生規模，停辦名不副實的高等學校與中等專業學校。１９６１年７月，教育部召開高校和中專調整工作會議，討論了高校、中等專業學校「縮短戰線、壓縮規模、合理布局、集中力量提高教學質量等問題」。會議確定，壓縮城鎮學校的招生指標，精簡學校的教職工，以減少吃商品糧的人數。並決定，三年內「繼續縮短教育戰線，放慢教育事業的發展速度……集中力量提高質量。」［６］２９５

當年教育部停辦、合併了一些不具備辦學條件的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並且對中等以上學校的招生指標進行控制，少進多出。同年９月，教育部長楊秀峰指出，「教育大革命、大躍進，取得了成績，但發展過快，超越了經濟條件和學校主觀力量的可能，就不可避免的影響了教學質量」。他認為，「教育工作中同樣存在浮誇風、瞎指揮，不切實際的錯誤。」因此，「要堅決貫徹八字方針，大力進行調整工作。」［６］２９７

為使調整工作有章可循，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校６０條。其後，又相繼發出了《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小教４０條；《全日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中教５０條。三個條例的核心是總結經驗教訓，建立正常的教學秩序，規範辦學，提高質量。三個條例的制定，不僅指導了當時教育的調整、整頓，而且其主要精神和思想也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教育事業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停止用群眾運動方式編講義、教材

實行群眾路線，靠群眾運動，在幾天或幾十天的時間內，編出大學教材，是大躍進的一大「發明」，也在高等教育史上創造了「奇蹟」，可謂空前絕後。當然，其質量之差也可想而知。１９５９年５月，中共中央轉發了教育部黨組《關於高等學校學生編寫講義問題的意見》，指出：「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好學校所規定的各種課程，時間精力主要應當用在學習功課上……不要為編講義而編講義，不要明知力量不夠也要勉強編寫，更不要為了趕國慶獻禮而匆促編寫，粗製濫造。」

１９６１年４月，教育部等召開高等學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劃會議，對此，中共中央批示指出：「教材建設工作是促使高等學校教學秩序穩定和教學質量提高的重要環節之一」。［６］２９１之後，教育部成立了文科教材編選工作辦公室（後改為文科編審工作辦公室），下設１４個教材編選工作組。１９６２年７月，成立了高等工業院校基礎課等課程教材編審委員會，由資深專家、教授擔任各編審委員會主任。至此，通過大搞群眾運動編寫大學教材的方式終於結束。

（四）大幅減少學制改革試驗

在１９６０年的「繼續大躍進」中，全國（大陸地區）參與試驗新學制的中學為三千餘所，佔當時中學總數的１８％左右。在其後的國民經濟調整期間，試驗面逐年縮小。１９６１年２月，教育部召開新學制試點座談會，會議提出，十年制學制的「試驗面不宜過大，不要勉強搞套級過渡」，要「等試驗成熟了再推廣」「農村學校條件不夠，可以不搞試驗」。當年秋季，試驗學校減至九百餘所。

１９６２年，教育部副部長蔣南翔召集座談會，參會者就「要不要進行學制改革，１０年能不能達到１２年制的水平」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之後，實行學制改革試驗的學校大幅度減少，個別省市停止了試驗。到１９６５ 年時，五年制試驗中學只剩了約一百所。［６］２８８，３８８１ ０８ 教 育 學 報 ２０１３年（五）對知識分子實行團結政策１９６１年４月，在高校教材編選工作會議上，中宣部長陸定一提出，不要亂貼政治標籤。他說：「不但在自然科學裡邊不要隨便去貼標籤，說這個是社會主義，那個是資本主義，這個是資產階級，那個是無產階級。而且我看社會科學裡邊也不能隨便亂貼標籤……貼標籤，簡單粗暴，寧左勿右……這麼搞下去，不但無益，而且有害」。［６］２９１

同年９月，高校６０條提出，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正確執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在１９６２年廣州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提出應「把知識分子算在勞動者當中」，並表示，「對過去批評錯了的，多了的，過了的，向同志們道歉。承認錯誤還要改」。也是在這個會議上，陳毅副總理指出，「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６］３０４

之後，在大躍進中受到錯誤批判的大批知識分子得到了平反。１９６２年７月，教育部黨組、團中央提交了《關於高等學校學生甄別工作的報告》，報告說，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１年的畢業生及在校高年級學生中，被批判、處分的約１５萬人，其中以雙反交心、拔白旗、紅專辯論、教育革命、反右傾、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批判的人最多。報告認為，對於批判和處分錯了的學生，應一律予以平反；對中等學校的學生，應採取更寬的方針。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並指示，對各級學校中被錯誤批判和錯誤處分的教員、幹部，也應當採取上述簡便辦法平反。［６］３１２－３１３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教育調整整頓過程中，在教育實踐層面，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幾乎所有改革實際上都被否定了，教育因之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然而，由於社會意識形態中左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未變，因而，在國計民生稍有緩解之後，極左的東西再一次佔了上風，並一步步走向極端。尤其在意識形態層面，極左思想越演越烈。對此筆者將另文分析。

總之，教育大躍進中的所謂教育革命，實為「亂搞」並搞亂了教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躍進和革命。同時，大躍進期間的教育革命，還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激進革命的方式以及街頭政治的方式進行，完全違背了教育規律，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因之停頓，並且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更大的教育混亂埋下了伏筆。

三、對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思考

（一）「教育革命」不僅是一場徹底失敗的教育改革，也是一場嚴重的教育災難

大躍進期間的「教育革命」，不論是全民大辦教育，還是幾天、幾十天普及初等、中等教育的造假浮誇，不論是大、中、小學停課大煉鋼鐵，以勞動代替教育教學，還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編大學教材，不論是學校辦工廠車間，還是縮短學制，不論是鼓動學生批判教師，還是對專家、教授的惡意嘲弄，肆意貶低……這一切，都從各個方面搞亂了教育，是教育的大混亂和大倒退。這種把亂搞冠之以革命的做法，在１９６６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重演，並被推到極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教育造成的破壞之大、災難之深，史無前例。別的且不論，僅從大、中、小學的停課時間來看，就已經超過了近代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是自現代學校教育出現之後，中國教育史上停課最長的一個時期。

「文化大革命」伊始，全國大、中、小學全面停課，全體師生「停課鬧革命」。僅以北京市海澱區城區為例，小學停課時間為兩年，即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課，至１９６８年９月複課，同時恢復招生；中學停課時間為兩年半，即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課，１９６８年１２月複課，同時恢復招生。① 大學則停止計劃招生「達六年之久」，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１年。［６］４０４

期間，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兩年曾在部分高等學校「試點」招收了工農兵學員。［６］４３９，４４４可以說，即使是在近代中國社會最為動蕩、最為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都沒有過如此之長的停課、停止招生的記錄。從世界範圍來看，即便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也沒有一個地區、①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中小學校停課、停止招生的時間長短不盡相同。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中小學複課鬧革命」，但複課「進展緩慢」。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中小學一律立即開學。此後，更多的中小學陸續複課。但複課情況因校而異，「不少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因搞運動並未真正複課，或短期複課後又停課」。參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１９４９—１９８２》，教育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２、４１５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編：《共和國教育５０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３頁。

一個國家停課時間如此之長，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的。因為即使戰爭時期，學校教育機構通常也是處於被保護和優待的地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小學、各級各類學校全部停課鬧革命，教育的發展因之陷於停滯，使人才斷代、文化斷層。因此，「文化大革命」是摧毀一切文化的所謂革命，也是現代歷史上一次最為嚴重的教育文化自毀。追根溯源，「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與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把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所謂成果拿出來分析，如「全民辦學」、「一哄而起辦高等學校」、「將勞動列入大中小學的教學計劃和必修課」、「停課勞動」、「縮短學制」、「學生編大學教材」以及無限上綱的「學術大批判」等，就可以發現，這一「教育革命」除了製造教育混亂和對教育造成破壞之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許多做法實乃源於當年「教育革命」的「創造」，如勞動和政治課過多、學校辦工廠車間等，有的甚至是對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直接沿襲，如全國性、長時間的「停課鬧革命」。

因此，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大革命的預演和先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大革命」，實乃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必然延伸和必然發展。

（二）「教育革命」是中國教育現代化過程的中斷與逆轉

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批判、拋棄了既有的現代教育模式，但沒有創造出自己的新模式，只有破壞，沒有創新，導致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的斷裂，從總體上看，它與教育現代化和現代教育背道而馳。

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始自清末，確切地說，自１８４２年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被帝國主義的大炮強行轟開大門之後，中國的社會現代化，包括教育的現代化都開始起步。和其他後發現代化的國家一樣，中國教育的現代化也是首先從模仿甚至照搬開始的。最初，中國模仿、學習日本的教育制度，由於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是從德國引進的，因此，實際上模仿、學習的是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教育制度，赫爾巴特的教育理論是其核心。

２０世紀初，中國一些中、小學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一絲不苟地遵行赫爾巴特的教學五步驟，說明了學習過程中的認真態度以及對於教育現代化的追求。２０世紀１０年代末，美國的教育制度被介紹到中國，中國教育又開始模仿、學習美國的教育。不論是中、小學六、三、三學制的推行，道爾頓制的實驗，還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陳鶴琴的幼兒教育，我們都可以看到對美國教育的學習和模仿。毫無疑問，以上這些學習，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步驟，構成了中國現代教育的基本形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教育又開始全面學習、模仿蘇聯。

應當指出，當時學習蘇聯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以教育學學科為例，除了意識形態的特徵之外，蘇聯教育學實際上是德國教育學的社會主義版。換言之，抽出意識形態內容，凱洛夫的《教育學》與赫爾巴特的《普通教育學》如出一轍，一脈相承。因此，中國教育全面學習蘇聯，標誌著在新政權領導下，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重新啟動。是一百多年來在全面學習、模仿之後，中國教育繼承本國傳統，借鑑別國經驗，重新整合教育、推進教育現代化的新開始。遺憾的是，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使命，相反，它還造成了中國教育現代化過程的停頓。有人提出，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是為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２］試圖走自己的路。

對於此種觀點，筆者不敢苟同。原因是，任何新教育制度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自身傳統的繼承，也離不開對別國經驗、教訓的吸收與借鑑。後發現代化國家的優勢之一就是示範效應，即在後發國家走向現代化時，已經有了可以學習、參照、借鑑的對象，後來者據此可以少走彎路，更快地前進。遺憾的是，以上兩點在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都沒有任何表現，相反，它卻拋棄了自身的傳統。與此同時，對外來的一切也徹底否定、批判。大躍進期間，正是在這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愴中，開始了所謂的「教育革命」。

１．拋棄了中國古代教育的優秀傳統中國古代形成了非常豐富的教育思想與教育經驗，如重視教育、包括重視精英教育，重視知識、崇尚知識，尊師敬師、師道尊嚴、重視個人修養等等。孔子被尊為聖人，天地君親師，師道不可謂不尊，並且是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人們對教育、對教師、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與崇尚，甚至到了「敬字惜紙」的地步。然則，在大躍進的「教育革命」包括此前的反右中，一切都顛倒了，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教育的價值大大貶值。教師被肆意嘲諷，批判是家常便飯，沒有尊嚴可言。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這個一貫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的民族，竟有人以不識幾個字，以「大老粗」為自豪，多麼可悲！多麼可怕！

２．否定、批判、拋棄了清末民初以來引進的現代教育在大躍進前後，不論是教育制度還是教育思想，不論是教育內容還是教育方法，近代以來從西方引進的現代教育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教育，而一無是處，受到批判。在「教育革命」中，這些更成了臭不可聞、讓人避之不及的東西。徹底批判資本主義教育、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這種喧囂與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共始終。現代教育理論，不管是有價值的，還是沒有價值的，不管是能為我所用的，還是不能為我所用的，總之，不管是什麼，只要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都要進行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對所謂資產階級教育與教育思想的批判，從來就沒有停息，而且，逐步升級，越演越烈。

３．否定、批判、拋棄了從前蘇聯引進的某些教育理念

除了意識形態外，前蘇聯教育所崇尚的實際上是自赫爾巴特以來現代教育的某些理念與特質，如重視教師作用、重視讓學生掌握書本知識、重視課堂教學，即所謂的三中心，其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與實踐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至今仍有其獨特的價值與光芒。但是，在大躍進的「教育革命」中，教師被認定為不如學生，學生學了幾個月就勝過教師，教師可有可無；書本知識是過時、陳舊的知識，學了沒有用，指導不了實踐。由學生來編講義，突擊幾天就出來了。課堂搬到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實際上取消了課堂教學，用勞動代替了教學。大躍進期間，在批判蘇聯的教育制度的同時，還對一度被中國教育界視為「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凱洛夫的《教育學》進行了批判。

對此，中宣部有一個批語：「我國的教育工作，是一直到１９５８年，即建國以後９年，才在理論上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教育這個問題的。以前沒有解決，把蘇聯凱洛夫的教育思想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而實際上它仍然是資本主義的。」［６］３６９因此，對蘇聯教育也必須否定、批判、拋棄。遺憾的是，這一批判很不徹底，它偏偏保留了以後註定要成為麻煩的東西，如前蘇聯消減綜合性大學、擴展專門學院，理工分家，還有大學教師的教研室管理模式等。總之，即使我們把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視為對舊教育的決裂和建立符合本國特點的新教育的嘗試，視為一次不成功的教育改革的話，那麼，這一教育改革也是在全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它沒有對世界上其他教育模式的參照、學習和借鑑，是閉關自守的教育改革。同時，它也沒有對中國教育傳統的梳理與繼承，切斷了與自身傳統之間的血肉聯繫。正所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中國教育如此走自己的路，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大躍進中所謂「超英趕美」以及對速度的過分追求，實際上顯現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對現代化的迫切渴求，這來自近代中國的屢遭欺凌、落後挨打之後對現代化的急切，更來自於執政過程中政治上向「左」的定位。所以，筆者認為，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往最好的方面說就是小農空想共產主義教育烏託邦的一次失敗試驗。

（三）「教育革命」的意圖與效果背道而馳，加劇了城鄉之間業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

教育現代化的標誌和價值取向是教育的平等。前文提到，大躍進中「教育革命」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教育革命，使佔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子女，受到教育，掌握文化，推進教育的普及。為達到這一理想，新政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掃盲，舉辦業餘學校，開辦工農速成中學，擴大各級學校尤其高等學校工人、農民子女的比例等。但是，對於把工農大眾的徹底解放作為奮鬥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作為一個其成員多數來自農村的執政黨，僅此是絕對不夠的。那麼，怎樣才能迅速地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水平？如何使廣大勞動人民子女受到完整的初等、中等教育？就成為新生的共和國教育面對的首要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戰爭時期共產黨根據地的戰時教育方式，即群眾運動的方式，就成一種很有吸引力的現實選擇———這就是大躍進期間的「全民辦學」。於是，幾乎是一夜之間，中國大地上冒出了數以十萬計、百萬計的各級各類學校。如，１９５８第２期 反思大躍進中的「教育革命」 １ １１年９月，全國小學僅為３３萬所，一個月後，就增加到１００萬所，入學人數由８ ４００萬增加到９ ２６０萬。中學的入學人數由１９５７年的７００萬翻番為１ ４００萬。［１６］４４１－４４２一下子，工人農民的孩子全都有學可上了，讓工農變得有文化的理想，似乎有了實現的並且也是現實的途徑。儘管全民辦學、運動式辦學的方式違背了教育規律，導致教育質量急劇下降，但是其擴大教育機會的價值取向，推進教育普及的初衷亦是旗幟鮮明的。但是，不論是擴大教育機會還是普及教育，都需要花錢，國家要有大量的經費投入，教育普及程度受到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制約，這已經為教育發展的歷史所證明。

然而，在大躍進的「教育革命」中，政府部門、報章雜誌最津津樂道的就是民辦學校的「省錢」，即多快好省的「省」。前文提到，大躍進中，有用不到一元錢就辦起的學校，用幾元、十幾元錢辦起來的學校更是不計其數。農業中學、半工半讀學校，也因為它的自助性質，在農村被大力提倡。但是，由於缺乏基本的辦學條件，這些似乎在一夜之間冒出來的學校，又同樣在極短的時間內紛紛垮掉。許許多多的農村孩子仍然無學可上。此後，農村教育被排除在國家投入之外，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日益擴大，加深了中國教育的城鄉二元分割，城鄉之間業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進一步加劇。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１９８２年，農業從業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僅僅是４．８２年。［３４］而這時，世界許多國家已經普及了７—１２年的義務教育。

（四）教育革命「開創了」輕視知識之先河

在大躍進中，甚囂塵上的鼓譟是，科學知識沒有什麼價值，大學不僅不生產知識，反而在工人、農民即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和智慧面前黯然失色。

人們看到的是，大學教授數年、數十年解決不了的難題，在大躍進的浪潮中，幾天、幾十天竟能被邊學邊幹的大學生所攻克。人們看到的是，在短短幾個月中，在沒有教授、專家參與，甚至是在專家、教授的「冷眼旁觀」中，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科研成果不斷湧現，不僅填補了國內的空白，有的還趕上或超過了「國際先進水平」。群眾運動、人海戰術可以「創造」知識，更重要的是，這種知識能夠快速生產，只要敢想、敢幹就行。愚昧、蠻幹，代替了理智和科學，正所謂「無知者無畏」。可悲的是，這種對科學知識的意義和價值的肆意貶低、輕視和詆毀，通過男女老少齊上陣式的群眾運動方式，已經深深地印在民族的記憶中，遇到機會，就會沉渣泛起，浮出水面。「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的登峰造極。

在「文化大革命」中，輕視知識、輕視科學的意識，幾乎瀰漫到全國的各個角落，甚至成了一種集體意識。尤為可怕的是，這種意識幾乎毀了整個年青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試交白卷的成了時代的英雄，知識的價值等於零，甚至是負值：知識越多越反動。在文化知識上肆意貶低知識和知識分子，抬高工農的結果，是使工農越來越遠離了文化，遠離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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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長葛三中新氣象［Ｊ］．人民教育，１９５８（４）．

［２２］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好辦法（社論）［Ｎ］．北京日報，１９５９－０２－２６．

［２３］結合教學辦好工廠［Ｎ］．中國青年報，１９５９－０２－２８．

［２４］教學改革是深刻的思想革命［Ｍ］．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２３．

［２５］教育大革命，濟濟出新人［Ｎ］．人民日報，１９５９－１１－０１．

［２６］用革命的辦法改革教學［Ｎ］．光明日報，１９５８－０７－１７．

［２７］動手動腦，大家想辦法，南京大學學生自編教材［Ｎ］．光明日報，１９５８－０８－２３．

［２８］全校大辦工廠，師生大編教材，吉林大學向共產主義大學邁進［Ｎ］．光明日報，１９５８－０９－１０．

［２９］劉洪康．我院編寫大綱和講義的群眾運動［Ｎ］．光明日報，１９５８－１２－１２．

［３０］陸定一．教學必須改革［Ｊ］．人民教育，１９６０（４）．

［３１］李銳．大躍進親歷記［Ｍ］．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９４．

［３２］人民日報評論員．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Ｎ］．人民日報，１９５８－０８－２０．

［３３］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Ｍ］．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１７．

［３４］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５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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