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總結這段歷史，我相信我們應該高度警惕民族主義的自我膨脹。
我們今天應當怎樣反思大躍進
問：今年是大躍進運動發生50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0周年，報刊上紀念改革開放的文章很多，卻很少見到有人談論大躍進，您認為原因何在？
答：很顯然，一個是成功的例子，並且至今還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一個是失敗的例子，與今天好像已全無關係，大家當然樂得談論改革開放，而懶得去回顧那個看似荒唐的大躍進了。
問：您使用「看似」這樣的字眼兒，難道您認為大躍進運動的種種做法不荒唐嗎？
答：如果說當年好大喜功，勞民傷財，造假數字，放假衛星，把僅有的那點兒自然資源毀掉去燒炭，去造田，把好端端的鐵鍋鐵壺砸了去煉成廢鐵，可以用「荒唐」兩字來概括的話，那麼，今天不也有不少人一樣好大喜功嗎？不少地方在GDP數字上弄虛作假，不顧人民生活條件大興土木搞假繁榮或花巨資去爭什麼世界第一，靠汙染生存環境禍害子孫萬代以換取一時的稅收高增長，許多項目不嚴格按科學辦事，僅憑長官意志，造成百姓的血汗錢大量浪費，不也一樣荒唐嗎？與其五十步笑百步，不如想辦法弄清楚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所在，才能有所借鑑與防範。
問：那麼，您認為考察大躍進這段歷史，從我們今天的角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問題？
答：要我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更多只是大躍進的政治後果及其對自然的巨大破壞和對人的極大傷害，對大躍進運動原因的考察，還很不深入。研究歷史，僅僅把過程講清楚，把後果擺出來，是不夠的。不深入研究問題發生的原因，後人就不可能從中得到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即便他們相信當時的情況確實荒唐，但是，類似的荒唐現象，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難免還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重演。
領導人的知識欠缺不是導致大躍進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
問：您這麼一說，還真讓我也覺得這是個問題了。現在想想，我看過的各種書，對大躍進發生原因的解釋都有點表面化，只強調毛澤東當時急於求成，至多是認為當時的領導人在自然科學方面知識有較多欠缺。
答：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可以了解，領導人在自然科學方面或經濟建設方面的知識欠缺肯定不能被視為大躍進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第一，近代以來的世界各主要國家，除共產黨國家外，我們見過幾個國家的領袖是自然科學家或理科、工科出身的？第二，就算自然科學家的自然科學知識多一些，當年如錢學森等，不也一樣被騙，並且幫著從科學角度進行論證嗎？要知道民主制國家所以很少選出自然科學家做領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學科區隔更細，因此科學家每每隔行如隔山，其思維方式更易機械，更少宏觀管理的能力。事實上，毛澤東不是科學家，思維方式嚴格說來並不機械，從小又在農村長大，還幹過相當一段時間農活，連他都弄不清水稻畝產能夠達到多少斤，那麼容易被欺騙，這裡面一定有更為複雜的原因。把這原因簡單地歸結成「急於求成」，顯然不成理由。有幾個渴望國家富強的領導人不急於求成的？但是，也沒有見到幾個因為急於求成就去搞我們這種大躍進的啊。
上升的民族地位與現實國力差距的交互作用
問：您認為大躍進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我認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過強的民族悲情意識；一個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有了這兩個前提，再加上對過去成功經驗的過分自信與依賴，對自然科學及其規律包括對現代經濟生產常識缺乏了解，急於求成，又太具詩人羅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論傾向，一心想著「人定勝天」，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發生像大躍進運動這樣的情況，就在所難免了。
問：我記得有的書裡好像講過，毛澤東事後曾經檢討說，他在推動大煉鋼鐵時，完全不清楚煉鋼還那麼複雜，還需要煉焦炭，還需要運輸保障，還需要專門的爐子和技術等等。但是，這些和您說的民族悲情意識有什麼關係呢？
答：具體而言，大躍進其實就是毛澤東的一個「強國夢」。當然，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那個時代的話，我們應當能夠發現，這還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夢，它也是當時舉國上下成百上千萬人想要創造人間奇蹟的集體雄心的寫照。也只有這樣一種狂熱的強國衝動和極端的民族自信，才能夠使全國億萬人，上自毛澤東，下至一般幹部與民眾，都陷入到那樣一種盲目的自信和熱情之中，造成那樣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集體失智的歷史現象。愛國沒有錯，強國夢也該做，但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強烈的衝動和狂熱的情緒呢？這是因為從毛澤東到許多中國人心裡，始終有一個結打不開，即一方面自豪於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和歷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來貧弱落後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國的成立，使毛澤東等從內心裡發出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歡呼，但是，在當時條件下，中國人真要想在國際社會上挺起腰杆兒來，卻並無底氣。毛澤東搞大躍進，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和環境交互刺激的產物。
問：您的這種講法還是第一次聽到，請具體解釋一下？
答：嚴格來說，中國近代的政治領導人大都具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讀梁啓超、孫中山、蔣介石的文章都不難看出這一點。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就很典型地表現出不屑於歐美西方文化，自尊自崇傳統民族文化的民族主義心態。與蔣介石不同的是，毛澤東的雄心更大，他還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國變成世界的榜樣力量。幾乎就在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的同時，延安的共產黨人公開提出了一個觀點，說如果歐洲國家的革命應當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的話，那麼，世界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就應當以中國革命為榜樣，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解放道路。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共中央據此在世界工人理事會亞洲委員會的會議上號召亞洲各國勞動人民學習中國的榜樣，為建立人民解放軍、發動武裝鬥爭而奮鬥。這一觀點在得到了史達林的認可後，亞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包括戰後一直堅持合法議會鬥爭的日本和印度共產黨，都一度效法中共，展開了武裝鬥爭。不難想像，這對渴望提升民族國家地位的毛澤東會產生怎樣的激勵作用。
新中國建立前後毛澤東的這種心態，我們還可以從《毛澤東選集》裡最後一篇文章，即《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看得更清楚些。那是毛澤東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兩周發表的專門駁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一篇長文。在此之前，美國國務院公布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和艾奇遜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封信，一方面承認美國對華政策遭遇嚴重挫折，一方面通過艾奇遜的信，斷言中共也一樣解決不了因為人口過多、土地太少而帶來的「人民的吃飯問題」。這個時候的毛澤東，靠「小米加步槍」打敗了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正著手創建新中國，意氣風發，自然對美國政府的態度極端輕蔑和反感。興之所至，他立即以新華社評論員的名義，在十幾天時間裡洋洋灑灑連寫四篇評論文章，嘻笑怒罵，盡顯勝利者的驕傲與自信。到9月中旬，毛澤東餘興未了，又寫了這篇專駁艾奇遜的文章。
毛澤東在怒斥艾奇遜居高臨下地聲稱中共沒有美國援助一樣不能解決國內民生問題的同時，信心滿滿地寫道：「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從這段話裡面，已經可以清楚地感覺到1958年大躍進中那個豪氣幹雲的毛澤東了。
美國的敵視政策對毛澤東的心理形成強烈刺激
問：如果這樣講的話，那麼美國對新中國的敵視與威脅應該更加強化了毛澤東的這種心態吧？
答：何止是強化，完全是一種強烈的刺激。實際上，新中國宣告成立時，中共尚未完全解放中國大陸。1950年上半年統一大陸的作戰剛告結束，就爆發了韓戰，美國政府突然在臺灣海峽部署了第七艦隊，使得毛計劃中的統一大業無法最終完成，這自然成了毛澤東心中永遠的痛。這件事再度讓毛澤東感到了恥辱。他隨後力排眾議，堅持出兵朝鮮對美作戰，與此恐怕也不無關係。用毛澤東後來的話來說，他就是不信這個邪，就是要和美國人較量一下。「蘇聯出裝備，我們出人」，看看美國到底有多厲害。
韓戰，志願軍在戰場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了個平手。這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最為輝煌的戰績了。它確實也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但第一，這場戰爭說到底還是在蘇聯大力提供裝備援助的情況下打下來的；第二，從戰場的實際較量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只是在陸地作戰，以中國軍隊現有的條件，要取得對美軍的勝利，也是極為困難的，更不必說在海上和空中了。這意味著，靠新中國自己的力量要想戰勝美國的阻隔，跨過臺灣海峽去解放臺灣，幾乎是不可能的。
隨著1953年3月18日史達林去世，韓戰迅速停戰，蘇聯新領導層倡議和平共處，基於現實力量對比的考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曾經設想過與美國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但是，一年之後，中國外長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受命主動與美國代表團團長接觸，遭到冷遇，再度刺激了毛澤東。他明確表示對當初的決定感到後悔，說：我當時指示在日內瓦會議上和美國人接觸，這與我自己一貫的想法並不一致，看來還是原來的想法好，即堅持和美國鬥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因為，這涉及到中國人是否真正站起來了的民族尊嚴問題。
為了教訓傲慢的美國人，在日內瓦會議剛剛就朝鮮和越南停戰達成協議後，毛澤東就下令宣傳解放臺灣，並炮擊金門，通過製造緊張局勢，給美國人以教訓。這一強硬步驟在一定程度上使毛澤東看到了成效。半年多之後，原本拒絕與新中國進行外交接觸的美國政府，終於改變態度，與中國建立起了大使級會談這種外交溝通渠道。儘管美國政府並不願與中國方面討論臺灣問題，但至少，傲慢如美國者作出如此讓步，還是讓毛感到了某種滿足。
從1955年起毛澤東就憋著一口氣想要趕超美國
問：實際上，這個時候美國不僅在臺灣問題上與新中國對立，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仍舊採取著敵視共產黨中國的政策，比如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擁有代表權，以及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封鎖等。
答：是的。這也是毛澤東這個時候開始對經濟生產問題投入很大熱情的原因。他在中美兩國大使的交涉過程中看得很清楚，如果不使中國迅速強大起來，中國就永遠也不要想讓美國在臺灣問題以及聯合國等問題上作出真正的讓步。為此，毛澤東這時格外重視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建設，並不惜採取剝奪農民的辦法來積累資金。他始終嫌建設速度太慢，還在1955年就明確講：「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哪一天趕上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現在我們不像樣子嘛，要受人欺負。」「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毛澤東要爭什麼氣呢？他這時與印尼總統蘇加諾有過一段談話，清楚地反映出他內心裡的焦慮和不滿之所在。
蘇加諾提出：中國應當早日加入聯合國。毛澤東答覆稱：「慢一點好。」蘇加諾表示不解。毛忿忿地解釋說：「問題是臺灣。」「只要在聯合國裡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一萬年也不進去」。因為，美、英、法，再加上一個蔣介石，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有否決權，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了邀請中國參加聯合國的提案，這個問題也解決不了。他進而賭氣地說：「我們是弱國，不是強國。美國怕蘇聯，但是不怕我們，它知道我們的底子。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因為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有六億人口。人家看我們不起，而且他們手裡還有一個大東西，叫做原子彈。我們連一個小的都沒有。要讓人家承認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們寧肯不加入聯合國，也不要這些國家的外交承認。」
毛澤東的看法很明白，解決這個問題，目前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儘快收回臺灣」，一是「把自己建設強大」。在美國堅持幹涉政策的情況下，前一個實際上做不到，因此毛澤東這時急於想要實現的其實只是後一個辦法，就是先把自己建設強大，然後再來與美國人談收回臺灣的問題。
1956年，全國各地到處敲鑼打鼓，宣告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蘇聯人當年用了12年的時間恢復經濟，又用了7年時間才完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中國只用了3年時間恢復經濟，不到3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種速度，再加上此前中國革命過程中所創造的種種「奇蹟」，使毛澤東越來越看不慣周恩來等人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他堅信中國在經濟建設上也一樣可以創造奇蹟。由此就有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的那段關於球籍問題的著名談話。針對多數中央委員在加快建設速度問題上的不知所措，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中國必須超過美國的理由，那就是：「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趕英超美的時間表越來越緊
問：從您看到的資料來看，毛澤東當初打算用多少年趕上美國呢？
答：1955年秋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趕上和超過美國的想法時，他的說法是準備100年，力爭50年，計劃75年。1956年八大他再次提出這一設想時，就明確提出要力爭五六十年趕超美國。到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就變成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到3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了。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內心之急迫。
實際上，發動大躍進，還有兩個契機。一個是大家知道的，蘇聯於1957年底提出了15年左右在經濟上趕上美國的計劃，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他馬上就提出了一個15年趕上並超過英國的計劃，藉此推動他此前一直在鼓吹的趕超美國的大計劃。另一個則是大家多未談及的，就是美國政府因為對中美大使級會談早已失去了興趣，因而在1957年底試圖逼迫中方自動中止會談，毛澤東被美國政府的這種輕蔑態度激怒了。
因此，1958年上半年，處在推動大躍進的亢奮之中的毛澤東，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決定：第一是全面推動和部署大躍進運動，他公開放言：「我就不信，搞建設比打仗還難？！」要求各地立即發動生產大躍進，趕英超美。第二是改變了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免去了主持該方針多年的周恩來的外長職務，其過去的外交政策被定性為右傾保守，在內部受到批判。第三是在周被免職前後，中國外交部受命向美國政府接連三度發出嚴重警告，最後一次，即6月30日，更發出了最後通牒式的聲明，強硬宣稱，美國方面除非在15天之內同意恢復談判，否則由此而帶來的一切後果只能由美國方面負責。為此，毛指示軍方立即準備再度炮擊金門。
大躍進運動發動不過幾個月時間，夏糧的產量就到處大放「衛星」，各地上報的糧食畝產幾十倍上百倍地增長，極受鼓舞的毛澤東進一步號召在工業上創造奇蹟。因此，全國上下9000萬人又轟轟烈烈地掀起了大煉鋼鐵的運動，各地也同樣是捷報頻傳，鋼鐵產量直線上升。到1958年5月，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就調整了年初的趕超計劃，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又過了一個月，進一步的捷報使他又一次調整了趕超計劃。他主張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就應超過英國。進入到9月初，他已經不再注意英國了。他直截了當地要求黨的領導人，要有大手筆，要解放思想：「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到1958年夏天，毛澤東的心態發生了怎樣的改變與不同，可想而知。
一個人很難不相信他自己夢想中的奇蹟
問：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幹部為什麼要層層弄虛作假，他們就不怕被發現要受處分嗎？一個是毛澤東為什麼那麼容易就被各地的弄虛作假所愚弄，他當時不也專門跑到各地去看過嗎？
答：這就是體制的問題了。我們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能否成為幹部，包括能否在幹部職位上取得升遷，直接關係到一個人，乃至子女家屬的社會地位、生活水準和福利待遇。因此「幹而優則仕」，當官，往上爬，對於絕大多數人幾乎別無選擇。而在這種體制內，下位者的命運全憑上位者來決定，而上位者對下位者的考察又只能憑藉數字業績來進行考核。再加上中共黨內傳統一向寧「左」勿右，下級完成上級布置的數字指標只能多不能少，結果勢必造成「你要豬毛給豬毛，你要羊毛給羊毛」的心理，造假之風日漸盛行。不要說一般情況下上級很難發現下級造假，即使發現，因為是上級錯誤的數字逼出來的，因此也只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並不會有人真去追究。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領導人都很難僅憑自己的知識，輕易看出破綻來。記得多年前某領導到某地視察扶貧項目，地方早已層層布置，把全村的雞鴨豬等統統圈進兩家農民的圈裡，惟一的區別就是各家用不同顏色的小布條拴在自己家雞鴨豬的腳上。某領導在前呼後擁下看了一圈，問長問短，兩戶農民按照幹部布置，對答如流。領導信以為真，非常滿意。當地領導也因此官運亨通。在這種示範作用下，哪個地方領導不願意弄虛作假呢？更何況，當年毛澤東下去視察，本來就是帶著那樣一種心情，想去找他期望的創造奇蹟的典型。各地幹部迎合其心理，精心安排，毛澤東再精明，在這種心態下，也沒有辦法不被自己期望的假象所愚弄。
毛澤東炮擊金門的初衷與顧慮
問：一邊是上級號召，下指標，一邊是下級跟風並造假，然後上級已被下級的假數字所迷惑，再拔高指標，下級進一步跟進，竭澤而漁，最後自然會造成人為的嚴重災禍。這一點多數讀者都有所了解。問題是，從您所講的民族主義的角度，它對毛澤東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什麼影響？
答：其實，大家只要回顧一下1958年在中國對外關係問題上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就會很容易地發現這裡面的種種聯繫。
除了上面提到過的周恩來被免職、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被廢止以外，這一年春夏隨著毛澤東心態的改變，在對外事務問題上，還發生了三個重大事件。
一個是4月3日日本右翼分子扯下並撕毀了長崎展覽會會場上的中國國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為由，拒不向中國方面道歉，中方採取尖銳對立立場，於5月中旬全面斷絕了對日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一個是毛澤東7月21日聽到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報告說蘇共中央政治局有意聯合中國和越南，組成三國聯合潛艇艦隊，利用中越兩國的海岸線，共同抵制美國在太平洋海域的霸權。毛當場就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俄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不願把技術給中國，認為中國人毛手毛腳，想以此來控制中國。毛的民族自尊心大受傷害，次日大發脾氣，把尤金當面教訓了一頓。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聽說後，急忙趕來北京，向毛澤東解釋和道歉。但這件事還是成了一年後中蘇關係兩黨撕破臉的一個導火索。
一個是8月23日，中國方面為了教訓美國，再度對金門實施了大規模的炮擊，造成了臺灣海峽第二次緊張局勢。毛澤東公開講話，聲稱他就是喜歡緊張一下。
問：在1990年代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裡面，披露了毛澤東給彭德懷的一份電報，是7月27日中央軍委決定炮擊金門的當天早上寫的。裡面說：睡不著覺，想了一下，決定還是暫時不打金門為好。待到對方無理進攻時再打。並且說中東問題解決要有時間，我們有的是時間，何必急呢？這是怎麼回事？
答：具體說來，這也是一件很能反映毛澤東這時民族主義心理的事情。中方6月30日對美發出最後通牒，就在中方規定兩周時間的最後一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突然發表談話示弱，表示美國還可以派大使與中國談判，只不過要從日內瓦換到華沙去。而中方因為像以往一樣等不到美國的回覆，就在杜勒斯發表談話當天，也部署好了炮擊金門的一切計劃，並確定27日為炮擊開始的日子。恰好也就在同一天，伊拉克爆發了左翼組織領導的政變，政變組織者宣布退出美英組織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因此，毛澤東也曾提出通過炮擊金門來援助中東革命的設想。但在得知杜勒斯的答覆後，他對要不要繼續炮擊的問題又猶豫了起來。結果是在27日寫出了那封信，中止了正在準備中的炮擊行動。
然而，隨後又出現了出乎毛澤東意料的情況。本來，從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批判史達林開始，毛澤東就開始從心裡鄙視這位蘇聯領導人，進而對蘇聯經驗和蘇聯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老大地位，都產生了懷疑。對赫魯雪夫關於和平過渡、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等主張，他尤其不滿。認為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實際上就是害怕革命。1958年大躍進所呈現出來的成果，更加讓他從心裡看不起赫魯雪夫。偏偏在中東事件發生後，不敢革命的赫魯雪夫卻打出了聲援中東革命的旗號。又是公開反對美英出兵阿拉伯地區，又是通過軍演對美英示威。這種情況自然讓毛頗感困擾。
赫魯雪夫都「革命」起來了，一直自認為最革命的中國反倒偃旗息鼓起來，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可是，如果這個時候再打，又難免會使中美雙方關係再度緊張起來，使中方所期望的會談重新擱置起來。想來想去，革命這面旗幟不能丟，故雖然中東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毛澤東還是重新部署炮擊金門的作戰行動了。但又要打，又不想弄壞中美關係，結果就出現了葉飛等人回憶中令人頗感奇特的那個場面：
二十一日下午三點鐘，毛主席要我（葉飛）去他的住處……詳細匯報了炮擊金門的準備情況、炮兵的數量和部署，和實施突然猛襲的打法……匯報完了，他（指毛主席）突然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你用這麼多的炮打，會不會把美國人打死呢？」那時，美國顧問一直配備到國民黨部隊的營一級，主席一問，我即回答說：「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聽我這麼一說，主席考慮了十幾分鐘，然後又問：「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國人？」我回答很乾脆：「主席，那無法避免！」主席聽後，再也不問其他問題，也不作什麼指示，就宣布休息。
第二天，毛澤東雖然同意繼續執行炮擊計劃，卻提出最好先打幾百發，或只打水面目標，尤其要避免打敵指揮所，總之一定不要打到美國人。這個時候在前線的炮兵數量已有30個營，一次性打擊可以發射將近10萬發炮彈。不搞突然襲擊，又限制打擊範圍，將軍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後來，經過彭德懷和葉飛再三力爭，毛最後才同意打1萬發到1.5萬發炮彈。
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毛澤東這時內心的矛盾狀況。一方面，他處在大躍進的狂潮中，心態極為亢奮，絕難忍受美蘇等大國的任何輕視，動輒就想還以顏色。另一方面，無論趕美超蘇，就經濟和國防實力而言，都還需要相當時間。尤其是對美國，因涉及到能否早日解決臺灣歸屬等問題，毛澤東不能不有所顧忌。但如果因此被赫魯雪夫把世界革命中心的大旗抓了去，毛也絕不甘心。結果也就發生了又要打，又不能打死美國人這樣的焦慮。
大躍進失敗的另一種影響
問：應該說，炮擊金門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因為中美大使會談並沒有因為這一炮擊而中止。
答：也不盡然。中美雙方的確在9月15日再度開始會談了，但結果卻再度出乎毛澤東的意料。當時中方相信美國政府方面最主要的條件，還是要中國方面保證不對臺灣動武。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內定了談判的底線，即在雙方共同聲明承認臺灣、澎湖是中國領土的前提下，如果國民黨軍隊願意主動從威脅大陸沿海的金門、馬祖等島嶼撤走，美軍從臺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中國方面可以承諾，在收復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之後，願意爭取用和平方法解放臺灣和澎湖，並在一定時期內避免對臺灣和澎湖使用武力。
由於這個時候正處在大躍進高潮中，如此讓步在毛澤東看來會有損中方自尊，故他明確要求中方代表在談判中必須先摸清對方底牌，誘導對方讓步後，再示以善意，以免被美方誤認為是中方示弱。沒有想到，中方談判代表並未理解毛的意圖，第一次會談開始即將中方底牌和盤託出。這件事再度讓毛感到自尊心受傷，以致大發雷霆。
隨後的情況顯示，中方這一方針對解決臺灣問題並不有利。因為美方注意到中方的讓步條件之後，很快就作出決定，試圖逼迫蔣介石撤退金、馬駐軍，以此換取中方不對臺、澎動武的公開承諾。而毛澤東敏感地意識到，一旦金、馬和臺灣隔絕，美國將更容易壓迫蔣介石切割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甚至以臺灣海峽自然隔絕為由，推動臺灣脫離中國。注意到這種情況之後，毛不得不再度改變策略，提議利用美蔣矛盾，「聯蔣抗美」，因而轉而開始向蔣介石伸出了橄欖枝。如此一來，中美之間在臺灣問題上進一步協商的可能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然，最讓毛澤東感到沮喪的，還不在這一點，而是1958年底以後大躍進運動失敗的陰影逐漸顯露出來。這意味著，原來想靠與美國拼實力，逼迫美國改變在臺灣等問題上的敵對態度的設想，在其有生之年是再也難以見到成效了。毛澤東從此不再講在經濟上趕超美國的話了。拼實力不行，他最終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試圖通過推動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運動來牽制美國，讓美國不得安寧。其最終目的，恐怕還是想要迫使美國正視新中國，並在臺灣問題上作出讓步吧。結果是，毛澤東的想法與力圖和美國緩和關係的蘇聯黨背道而馳。這也就是為什麼，進入到1960年代以後，不僅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就是中蘇關係也隨之破裂和緊張起來，包括與諸多處在中間地帶的國家，也一度摩擦衝突不斷。
由此可見，大躍進運動的失敗，不僅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嚴重饑荒，而且也使新中國在外交上陷入到最為孤立的一段時期。其損失之大，無以復加。
問：從這段歷史當中，我們應該有怎樣一種反思？
答：總結這段歷史，我相信我們應該高度警惕民族主義的自我膨脹。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反襯以上百年的屈辱記憶，極易造成一種悲情意識，從而對中國的任何一種進步抱以過高的期許，以致喪失準確判斷自我和形勢的能力。事實上，這並不純粹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還在1949年毛澤東赴蘇訪問之際，因新中國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開始充滿民族自豪感的眾多中國民眾，也一樣表現出了這種強烈的悲情意識。他們中一些人甚至對毛澤東此行提出了尖刻的批評，認為毛澤東以中國元首之尊，不應當去給外國元首拜壽；認為史達林不去車站親迎，是看不起中國領導人；對新聞報導中使用史達林「接見」毛澤東的字眼兒難以接受；看到蘇聯芭蕾舞劇中一中國人的形象狀似小丑，即認為是對中國人的汙辱，等等。包括經毛澤東向蘇方提議，由中國政府與蘇聯籤訂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屬四個合營公司的決定，一些城市的學生還曾上街遊行以示抗議，認為是對蘇聯侵害中國主權、掠奪中國資源的變相縱容。這導致毛澤東後來也在這個問題上改變了態度，轉而怪罪史達林強加於人。可知毛澤東本人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民眾情緒的影響和左右。由此不難了解，在中國自身的地位和實力開始上升的情況下，類似這種過強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對此不能有所意識和警惕，重犯歷史的錯誤也將會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