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價：150.00元
□尹楚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簡稱《黨史第二卷》）於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該書一經出版，旋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媒體熱議不斷。以筆者所見，即有逄先知、金衝及、林蘊暉等多位學者專家撰文詳述該書的出版過程，解析其內容與意義等。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筆者在通讀完該書後，深覺該書論述嚴謹、史料紮實、文風樸素，令人折服。
《黨史第二卷》所涵建國以來29年的歷史，涉及共和國歷史上諸多重大事件與人物，諸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澤東、劉少奇、林彪等，關於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人物的臧否，歷來可謂是爭訟紛紜，莫衷一是。對於這些熱點，筆者亦是興趣盎然，但諸多熱點之中，尤其令筆者感興趣的是《黨史第二卷》中對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時期大陸非正常人口死亡數據的表述。
在《黨史第二卷》中，有關「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據表述是這樣的：「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563 頁）在《黨史第二卷》出版後，有媒體報導稱這是「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死亡人數為1000多萬的官方統計數據」。這種報導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早在199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一書中，就已經公布過相關數據。本次表述除了將「一千萬」、「九個縣」改為「1000萬」，「9個縣」以外，沒有任何變化。
但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相比於《七十年》，《黨史第二卷》給出了相關數據的來源。「1000萬」來源有二：一是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二是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的《新中國統計資料彙編》。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則來源於《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的《當代中國人口》。
還有一處耐人咀嚼的細節：兩書中所述「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僅僅只是指1960年，而非整個「大躍進」期間，「人口減少1000萬」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黨史第二卷》涉及29年間的大量數據，但罕有對數據來源的詳盡註解，相比於此，著者如此對待 「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口問題，就愈發顯得慎重與意味深長了。
1958年至1961年一般也稱為「三年困難時期」，發生於這三年的「大躍進」帶來的最直接，也是最慘痛的後果是普遍的大饑荒和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在醫學上，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種。造成「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最廣泛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餓！一度，北京的糧食庫存只夠銷售七天，天津是十天，上海甚至只能靠動用準備出口的大米過日子。許多地方居民尤其是農村地區，因為食物缺乏、營養不足普遍發生浮腫病，育齡婦女絕經，患肝炎者增加。
那麼，1958年到1961年，這三年，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數十年來，海內外專家依據各種資料與研究方法，作出了不同推算，從數百萬到1000萬到7000萬不等，數據差異之大，有如天地懸隔。這種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狀況，在許多著述中都有所反映。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叢進撰寫的《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認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在其近著《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中，經過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計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萬人，其中1960年約為1000萬人（995萬人），1960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6‰」。中國人民大學楊鳳城教授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則認為「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700萬~4000萬人之間」，這是一種較為折中的說法，最高值與最低值之間，仍有2300萬的波動。
「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是多少？很令人遺憾，對此問題，尚未有「眾口一詞」的答案。這個疑問的解決，目前我們還只能期待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深化與相關檔案的進一步開放。無論「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不管它是幾千萬，幾百萬，還是幾十萬，幾萬，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悲劇。在《黨史第二卷》中，對「大躍進」的歷史有著客觀地描述，對引發「大躍進」的原因亦有切實反思，對其造成的嚴重後果也沒有迴避，其沉痛教訓毋庸置疑地應被我們後人銘記與反思。
《科學時報》 (2011-08-03 B3 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