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打開這篇文章的時候，MERS病毒正在韓國肆虐。截至6月19日，韓國MERS確診患者166人，死亡24人。這種號稱中東呼吸症候群的傳染病，至今仍然無法找到有效治癒方法。MERS病毒的襲來，再次喚醒人們對於SARS病毒的記憶：恐慌、不安和無助。從肺結核到到SARS再到伊波拉病毒、MERS，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一部病菌抗擊史，然而每次當新的病毒來臨時，我們依舊要問，新病毒從何而來？為什麼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依舊有那麼多難以治癒的病毒？本文選自勞裡·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楊岐鳴、楊寧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出版），正如作者所談到的，要攻克致命病毒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韓國MERS病毒肆虐，醫院成重災區
我舅舅伯納德1932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醫學的時候，他已經目睹過1918—1919年的大流感。他數著巴爾的摩街上緩緩走過的靈車，那時他才7歲。此前3年，他的父親差一點兒死於傷寒熱，是在巴爾的摩市中心得的病。後來不久，他的祖父死於結核病。
12歲時，伯納德得了所謂的「夏季病」，躺在家裡，熬過馬裡蘭漫長、炎熱的夏日，像他母親說的：「懶得動彈。」直到1938年他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醫學院實習期間，志願充當X光實驗對象的時候，才發現「夏季病」實際上就是結核病。無疑，他是從祖父那裡傳染上的，後來病癒，但肺部留下了終生的明顯疤痕，胸部X光透視照了出來。
當時似乎每個人都有結核病。年輕的伯納德·西爾伯在芝加哥埋頭苦讀醫科的時候，新招收的護士班學生按常規都要進行檢測，看看對結核病是否有抗體。農村來的姑娘剛剛入校學習時，結核病檢測總是呈陰性。可以同樣肯定的是，在城市的醫院病房裡待過一年之後，她們的結核病測試都呈陽性。那時，任何疾病都能激活潛在的結核病感染，結核病療養院泛濫一時。治療只限於臥床休息和爭論不休的膳食搭配、身體鍛鍊、新鮮空氣以及非同尋常的氣胸外科手術。
1939年，伯納德舅舅在洛杉磯縣醫院開始兩年的從醫實習，與舅母伯尼斯——一個疫病防治工作者相識。伯尼斯腿有點瘸，一側耳聾，是童年細菌感染留下的後遺症。她9歲時，一側耳內生長細菌，最後感染了乳突狀骨，而且並發骨髓炎，使她的右腿比左腿約短一英寸，迫使她走路時一顛一顛的。他們相識不久，伯納德得了嚴重的肺部感染，由於他是個醫生，得到了條件最好的治療：精心照料和氧氣。他病懨懨地在洛杉磯縣醫院住了一個月，希望他會成為熬過細菌性肺炎的60%的美國人中的一員：當時還沒有抗菌素，這是細菌性肺炎的治癒率。
1944年抗菌素研製成功，在這以前，細菌性感染既很普遍，又很嚴重。伯納德舅舅無須經過或很少經過化驗室的化驗，在幾分鐘之內，就能診斷出猩紅熱、肺炎球菌肺炎、風溼熱、百日咳、白喉或結核病。醫生們必須迅速診斷，因為這些炎症會很快惡化。另外，在1940年，化驗室能夠告訴醫生的，一個醫術精湛、觀察細緻的醫生也都能獨立決定。
當時，病毒還是一個巨大的黑盒子。雖然伯納德能夠輕而易舉地區分風疹、流感、聖路易斯腦炎以及其他病毒性疾病，但他既不會治療、也不深知這些極小的微生物對人體能造成多大危害。
伯納德舅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接觸到熱帶醫學的。當時他是陸軍衛生兵，曾到瓜達康納爾島和太平洋其他戰場服役。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學到了在醫學院校極少接觸的疾病的第一手知識：瘧疾、登革熱（碎骨熱）和各種不同類型的寄生蟲病。奎寧對治療瘧疾有神奇的功效，但對於感染了其他熱帶生物體的美國士兵，他卻束手無策；而在太平洋戰區，熱帶病源卻處處皆是。
戰爭進行了兩年以後，陸軍分發了首批少量青黴素，指示醫生們千萬節約使用這種稀罕的藥品，使用劑量約為5000單位（相當於1993年治療輕微感染所用最低劑量的三分之一弱）。在早年細菌對抗菌素還沒有產生耐藥性的時候，這種劑量就足以產生奇蹟了。陸軍的醫生們對青黴素的奇效驚喜萬分，竟會收集用過此藥的病人的尿液，提煉出青黴素，在其他士兵身上再次使用。
若干年後，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免疫學的時候，伯納德舅舅還會給我講述一些往事，聽起來就像黑暗世紀的醫學故事。當時我頭腦裡裝的儘是能夠把免疫系統的活細胞分成不同類型的螢光啟動雷射細胞分類機、基因工程的新技術、單克隆抗體、人類遺傳密碼的解析等。
「我一直把抗菌素的生產比做國內稅務局。」伯納德舅舅看到我對於抗菌素產生前美國醫生經歷的艱辛不大感興趣時，會這樣說，「人們總是在尋找漏洞，但是等他們真找到什麼漏洞時，稅務局馬上就給堵上。抗菌素也是這個樣子——你前手研製出一種新抗菌素，細菌後手就產生了耐藥性。」
1976年夏天，我自然重新想起了伯納德舅舅講述的許多道理。那時我正在思考在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的學位研究計劃，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登載著傳染性疾病的消息。美國政府預料會發生一次大規模流感，有人估計其規模之大，會超過1918年：那一次全球性大恐怖，奪去了2000萬人的生命。美國軍團組織7月4日在費城一家飯店聚會，不知什麼東西竟使128人身患重病，29人死亡。特別奇怪的事正在非洲發生，根據當時含糊其辭的報導，人們正在死於一種可怕的新病毒：在薩伊和蘇丹，某種所謂綠猴病毒，或馬爾堡，或伊波拉，或三種名稱的混合稱呼，正在引起全世界疾病專家的急切注意。
1981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理察·克勞斯（Richard Krause）博士發表了一本引起爭論的書，名叫《難以平息的浪潮：微生物世界不停的挑戰》（The Restless Tide：The Persistent Challenge of the Microbial World）。書中提出，早被認定已經敗北的疾病可能殺個回馬槍，接著危害美國民眾。一年後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有的議員問克勞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的新傳染病？」
「其實並沒有出現任何新東西，」克勞斯答道，「瘟疫的到來如死亡和稅收一樣不可避免。」
但是，愛滋病流行的衝擊在80年代促使許多病毒學家認真考慮，確實在出現著某種新東西。隨著這種流行病從世界的一個地區傳向另一個地區，科學家們不禁問道：「這種病是從哪裡來的？還有沒有別的病源？還會不會發生更加危險的疾病——從空氣中由人到人傳播的疾病？」
隨著80年代前進的腳步，提出這些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在洛克菲勒大學的一次雞尾酒會上，一個名叫史蒂芬·莫爾斯的年輕病毒學家來到著名的校長、諾貝爾獎獲得者喬舒亞·萊德伯格面前問道，關於正在出現的微生物，人們的擔心日益嚴重，對此他有何見教？萊德伯格用絕對的詞句，斬釘截鐵地答道：「問題是嚴重的。還將更加嚴重。」懷著一種共同的責任感，莫爾斯和萊德伯格開始徵集同事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收集證據，提出建議。
1988年，一大批美國科學家，主要是病毒學家和熱帶醫學專家，得出了結論：是拉響警報的時候了。在洛克菲勒大學的莫爾斯和萊德伯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湯姆·莫納特、耶魯大學蟲媒病毒研究單位的羅伯特·肖普等人的倡導下，科學家們尋求辦法，使他們共同的想法具體化。他們最擔心的是被視為一群愛哭的嬰兒，為了研究經費的縮減而哭鬧不休；或者被人指責為高呼狼來了。
1989年5月1日，科學家們在華盛頓飯店聚會，飯店同白宮只有一箭之遙。他們在一起討論了三天，目的在提供證據，說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會議由全國變應與傳染病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和洛克菲勒大學共同贊助。
「大自然並不慈善，」萊德伯格在開幕詞中說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大自然選擇的單位——脫氧核糖核酸（DNA），有時是核糖核酸（RNA），在各種不同的生物體中根本不是整齊排列的。它們共同分享整個生物圈。人類的生存並不是預先註定的進化程序。遺傳變異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可供病毒學習新的伎倆，不僅僅限於按正常規律出現的、甚至經常出現的東西。」
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概述了過去幾千年間人類遭受微生物攻擊的原因。他認為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場災難性流行病都是人類進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後果。麥克尼爾警告說：人類改進命運的同時，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對疾病的軟弱性。
「本人以為，我們應當意識到我們的力量是有局限的，」麥克尼爾說，「應當牢記，我們越是取得勝利，越是把傳染病趕到人類經驗的邊緣，就越是為災難性的傳染病掃清了道路。我們永遠難以逃脫生態系統的局限。不管我們高興與否，我們都處在食物鏈之中，吃也被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