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教士何德蘭的妻子是清末京城諸多貴婦人的家庭醫生，她的客戶中有慈禧太后的母親，也有隆裕皇后的妹妹。何德蘭還有個朋友是宮中的花匠。他記錄了諸多他夫人和花匠朋友給他轉述的清宮秘聞。
何德蘭認為光緒是第一個「身坐龍椅而臉向著未來的人」。他覺得光緒可以「像愷撒那樣豪邁地大筆一揮，威脅他的大總督，罷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員，引進中國人所想得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但，最終，何德蘭看到的是「他卻在一個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就像鬼在後面追著他似的」。
嶽麓書社出版的新書《光緒之死》，作者徐琳玲用非虛構的手法再現了被動坐上龍椅的光緒是如何把臉向著未來，又如何在慈禧面前落荒而逃、死於非命的。
離世100年後，光緒的死因現代專業技術偵破
1938年秋，一夥身份不明的人來到了河北易縣梁各莊西15公裡處的永寧山下。這是清西陵所在地。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四座清帝陵墓，他們選擇了1915年才完工的崇陵。
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座按照帝王墓規模修建的陵寢，大清王朝結束時，尚未完工。或正因如此，這座皇陵的安全指數不如其他。
這座皇陵的主人，是被後世稱為悲情皇帝和傀儡皇帝的光緒帝。
北京城到清西陵需要四天的路程。光緒帝的送葬隊伍所經之處，旌旗招展，鑼鼓喧天。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護送光緒帝靈柩的，是身上背著槍、身下騎著馬的衛隊——他們是新式清軍。巧合的是，後來推翻大清、打響武漢首義第一槍的，也是來自新式清軍。
1938年秋，那夥來到清西陵的人沒碰上護陵的衛隊。對崇陵的結構很熟悉，盜掘起來也很內行。他們從方城月牙城罩壁前撬開墁地的磚石，鑿開地下城磚，掘一深洞，透過影壁下的土層再往上翻挖，便進入了地宮，盜走了100多件主要的隨葬品。
因為1938年曾被盜，光緒帝的陵寢在1980年被批准進行保護性發掘。這次發掘，為後來成立的「調查光緒帝死因」的課題小組提供了關鍵的證物：光緒帝的少量頭髮、遺骸和貼身衣物。
中國原子能科學院和北京市刑事偵查總隊、法醫檢驗鑑定中心也加入到了調查光緒帝死因的課題小組。在運用了「中子活化」「原子螢光光度」等一系列的專業技術手段之後，發現了證物中有高含量砷化物。
2008年11月，《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正式發布，光緒帝死於砒霜毒殺。坊間流傳了百年的猜測，得到了證實。不過，光緒帝之死這百年疑案，只是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並未完全偵破，主使者和實施者到底是誰，仍是謎。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光緒帝按例上完早朝，下午批閱奏摺，然後吃了太監送來的膳食。飯後約半個時辰，光緒帝感到身體強烈不適，太醫呂用賓被緊急請去就診。四天後，光緒帝駕崩。
西方報紙中慈禧揍光緒的漫畫。
最大嫌疑人慈禧是位失敗的母親
《光緒之死》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徐琳玲筆下，世間傳言、也是專家推測的謀害光緒帝的最大嫌疑人慈禧是位失敗的母親。
「在母親這一重身份角色上，無論對親兒子同治帝還是養子光緒帝，她都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光緒之死》中，徐琳玲如是評議慈禧。
慈禧既是光緒帝的養母，也是他的親姨媽和伯母。教養同治帝的失敗以及同治帝的早逝，讓慈禧對幼年光緒帝「調護教誨，耗盡心力」。
曾任軍機大臣的長沙人瞿鴻禨記錄了慈禧親口對他的講述：「皇帝抱入宮時，才四歲（實際是三歲多），氣體不充實，臍間常流溼不幹。我每日親與滌拭，晝間常臥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節其飲食……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
徐琳玲引用了瞿鴻禨在《聖德紀略》中的這段記錄。在她看來，這段記錄中的慈禧就像是現在高標準、嚴要求的北京海澱區的某位家長。
生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愛新覺羅·載湉，在他三歲多的時候被動地成為變局中的核心人物。此後他人生的三十五年，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都受到他養母的牽制，就連他在軟禁期間不堪煩悶打一下鼓，太監就帶著他養母的懿旨過來制止。
雖然和這對母子隔著百餘年時光，但因為持續關注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楊度、蔡元培等一大批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人物，大量閱讀相關史料以及採訪專家學者和這些人物的後人，徐琳玲時不時會「碰到」慈禧和光緒帝。她覺得他們仿佛是歷史舞臺劇背景屏風上的人。慈禧在她看來是「濃烈刺目的」，而光緒帝則「更像是一抹淡漠、憂傷的影兒」。
2018年「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時，這抹淡漠、憂傷的影兒在徐琳玲的腦海中清晰起來，關於光緒帝及其周邊人物的細節也慢慢變得豐富而具體起來。這些細節大多來源於光緒、慈禧同時代人的私人筆記和口述，雖然這些筆記和口述中的信息常常讓人有「歷史的羅生門」之感，但也透露著歷史親歷者、旁觀者最真實的性情。
徐琳玲讓這些細節進入了與光緒帝一生相伴的宏大歷史敘事中，原本嚴肅的敘述因此而生動起來，愛新覺羅·載湉作為人的一面得以被更多人看到。
「你昨天也在這裡嗎？」年幼的載湉曾長時間盯著飛入花園的一隻小鳥問，「我想我不會認錯的，因為我曾仔細地注意到你羽衣的顏色。」
彼時，載湉以為他的話小鳥能夠聽懂，他讓小鳥唱歌，小鳥竟然真的嘰咕嘰咕唱了。多年後，他推行新政，他以為他的新政能夠讓行將就木的王朝煥發生機，但這回不靈了，他自己也先於他的王朝進入墳墓。
徐琳玲
對話
歷史處境中每個人都是「霧中人」
瀟湘晨報：有關高層人物的歷史敘事，最吸引大多數吃瓜群眾的，莫過於權力鬥爭了。但你更關注的，是身在歷史事件中的他們內心的情感。
徐琳玲：這大概就是我個人的興趣點吧。我從小對形形色色的人充滿了好奇，總是想多問幾個why：他/她為什麼這麼做？他/她為什麼是那個樣子的？我的記者工作也最大限度滿足了我的這種好奇心。
當我越來越多涉足歷史題材後，對那些主動或被動捲入歷史大事件的人們，我的好奇心就越發不可收拾：他/她進入這個大事件背後的驅動力到底是什麼？他/她當時到底在想些什麼？他為什麼如此憤怒或者激動？……這包括理性的部分和情感的，當事人自己意識到的、和那些他不由自主的東西。
歷史學家經常會提及一句話——「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在我看來，你只有盡力去理解你筆下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你才被「授權」可以去寫他/她。
瀟湘晨報：關於歷史，曾有個流傳極廣的比喻「歷史是個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歷史存在真相嗎？歷史真相的重新構建對當下有著怎樣的意義？
徐琳玲：關於「歷史任由人打扮」的說法，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一個是因為意識形態和塑造某種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譬如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史》，前一個王朝的歷史往往是由後一個王朝來組織讀書人編寫、刪定，即所謂的「官修史」。另一個意義上，就是後現代史學觀——認為歷史只是一種敘事，包括那句很有名的判斷——「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從前一個角度講，「歷史真相」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學家唯有竭盡努力、去無限地接近它。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思想的解放，嚴謹求真的學者們不斷地深入研究、考證辨析，以及更多重大新史料的發現，歷史書寫會越來越接近那個客觀存在的真相，即所謂的「還其本來面目」。
其實，這二三十年來，學界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和具體了，對歷史真相的重建已有了許多突破性進展。但是，公眾們的認知還基本停留在過去歷史教科書上的那種表述。這需要更多有志於此的學者、愛好歷史的非虛構作者們來做這些面向公眾的具體工作。
我們只有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這樣發生，遺留下哪些歷史問題，我們才能從過去汲取教訓，理解當下許多難題、癥結背後那些更深的根源，從而有可能真正找到解決方法。從文化意義上，這也是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誰」、我們的祖輩們。
瀟湘晨報：歷史進程或者說權力的遊戲過程中，人性與人情常因政治需要而遭到絞殺，所以有「最是無情帝王家」的說法；另一方面，人性與人情也影響著歷史的進程。你深入探尋歷史究竟的前後，對人性與人情的認知有沒有發生變化？
徐琳玲：是的，我從中受益不少。一個人的成長，一個是來自他自身的生活閱歷，另一個就是通過他人的經驗，歷史和文學大概是最好的兩種途徑了。
這些年的讀史，讓我對人和世事有了更多理解，變得寬容和柔軟了。少年時那種容易比較偏執的「道德潔癖」好像是被修正了很多，因為你看到每個人都有值得同情和憐憫（不是居高臨下）的部分，會體諒到對方的難處。
有句話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徹底放棄你自己的價值判斷和立場。這裡有一個度的把握，我仍在學習、摸索中。
瀟湘晨報：傳教士何德蘭曾評價「光緒是第一個身坐龍椅而面向著未來的人」，這個評價獲得了非常廣泛的認同。光緒的面向未來，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徐琳玲：你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光緒帝身上，這種面向未來、不再沉湎於「效法三代」，既有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偶然。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起，中華帝國就被推入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但從道光帝到鹹豐帝，他們都還只是「舊世界」的人，所以當西方依仗著船堅炮利撞開了天朝大門時，他們處在一片茫然、錯愕之中，即費正清這些西方漢學家提出的「衝擊—反應」之說。大清皇帝們的反應完全是被動的。
同治帝剛剛成年就得病去世了，沒有真正治理過國家。等到光緒帝這一代，大清帝國歷經兩次鴉片戰爭，被迫向西方列強開放通商口岸，京城裡還有專門的外國使館區。你可以看到光緒帝兒時的玩具，和當時歐洲同一年齡段的小男孩子玩的是一樣，各種半自動玩具、八音盒，都是太監們從使館區附近一家西洋玩具店買的。所以，他對西方世界充滿好奇和嚮往，這恐怕是他爺爺道光帝、伯父鹹豐帝不可能有的。所以，這是歷史的必然。
此外，光緒從小就受很嚴格的教育，他非常好學，很愛看書。等長到十幾歲，他就想學外語，想更多了解西方，包括讓太監們給他到處搜羅已譯成中文的西書。對他來說，西方的東西是先進的、非常有趣，包括他對基督教也充滿好奇。他的心態從來不是封閉的。
等到他成年、開始「親政」（實際仍由慈禧太后掌權），鄰國日本咄咄逼人地發動了甲午戰爭、之後又是膠州灣危機。一個希望自己有所作為、能改變國家積弱現實的青年帝王，也就很自然地走上學習西方、變法圖強的道路。
瀟湘晨報：為什麼對外部知識很少的「霧中人」康有為能夠成為光緒帝的外部事務專家？康有為為什麼會對伊藤博文提議的「中美英日合邦」構想深信不疑？
徐琳玲：「霧中人」的概念，是一位女學者在和我聊天提出的，當時對我很有觸動。
從晚清至清末，當時懂外語的人很少，出過洋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了。關於對西方的認知，當時消息最靈通的讀書人也都是通過從日本翻譯過來的二三手資料，這裡有大量謬誤和誤讀。所以，上至皇帝，下至於康有為、梁啓超這樣的中下層讀書人，大家都是「霧中人」——只知道西方列強很先進，到底如何先進、為什麼先進，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現代外交的遊戲規則是怎樣的，基本都是朦朦朧朧的。
而康有為本人也很特殊，他確實極富才華、是一個有煽動力的理論宣傳家，此外，他有著很高的自我期許和超強的自信。他不懂外語，戊戌變法前也沒到過國外，對外部世界的全部認知都是藉助這些二三手甚至四五手的一些「皮毛」，但他很自信掌握了「真理」，並且相信自己就是那個拯救大清的「天選之人」，並且帶著這種堅定的信念去給朝堂建策，包括一次又一次地給皇帝上書，對變法、國政、外交等事務侃侃而談。當時，正處於亡國危機的青年皇帝很快就被他影響到了。
事實上，歷史裡充滿了類似這樣的誤解和誤會，讓今天的我們覺得荒誕、可笑，又心情沉重。
瀟湘晨報：你對慈禧的同情，是因為她是一位「失敗的母親」，還是因為別的緣由？她同時也是一位失敗的政治家嗎？
徐琳玲：我對她的同情，有她作為政治家的，也有作為一名女性的，包括身為母親、妻子的角色，以及在這些角色之外，她的生命力、自由和不自由。
對身為政治家的慈禧，我的同情、理解可能要大於責難。客觀地說，她對晚清最後一次中興——「同治中興」作出了政治貢獻，這裡頭固然有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批傑出官員在具體推動著，但她作為「掌舵人」功不可沒，因為是她重用了「洋務派」，雖然後期也有打壓和牽制。
此外，她是一個極其聰明的女性，精明強幹，手段老辣，政治才能遠遠超越於她的公公道光帝、她的丈夫鹹豐帝，顯然也超過她的兒子同治、養子光緒。如果身處於一個王朝的上升時期，她的成就未必不如武則天那般。但這是王朝的命數，就是清朝最出色的兩位皇帝乾隆、康熙處在晚清那種內外交困的大變局中，也是改不了「天命」了。
所以，把清王朝的傾覆、甚至近代中國的落後挨打，一股腦兒推到她頭上，肯定是很不公正的。我相信，歷史會對這位特殊的權力女性作出越來越公允、越來越立體的評價。
瀟湘晨報：我們依照今天掌握的材料去評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對當事人來說，是否公平？
徐琳玲：我認同你所說的。今天，我們確實常常是以「後世之明」來論斷當時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正如我在這本小書中所說，在歷史處境中，每個人都是「霧中人」，看不清楚自己所處的世界、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周遭，只能依據自己有限的認知去判斷、去行動，這種個人的「認知」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完全誤解、誤會。
在這種時候，那些行動力特別強大的人，帶給社會、他人的「破壞力」可能也更大。我的書裡寫到了好幾位政治人物，最典型的是康有為先生了。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公平地品評這些歷史人物呢？我想起了德國政治哲學家馬克斯·韋伯的一次著名演講，他在那次演講中談到了政治家的「責任倫理」——當你懷抱著某種政治目的行動時，你最後取得的結果到底是不是你最初期待的？有偏差麼？還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從這一點說，康有為先生肯定是一個非常失敗、非常不成熟的政治家。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劉建勇
【來源：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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