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曹山 1947年出生於上海。原上海外貿學院外語系講師。1988年赴美留學。在紐約市立大學教育系獲英語教育碩士學位。其後在紐約各高中教書。目前已退休。
海內外凡是六十歲以上，對英文學習下過一點功夫的中國人，多半都聽說過葛傳槼先生的名字。他參與編輯的《英漢四用詞典》風靡一時。其實，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葛傳槼就對英文界與教育界有著影響。論學歷，他只是個初中畢業生。家父在「文革」初期去世後留下一些舊書，其中有一冊早期《英文雜誌》（The English Student，上海商務書局出版〕，在「答讀者問」欄目裡，我看到葛傳槼作為讀者向主編胡哲謀先生請教的短文。後來他考進商務書局，據說他不斷地向老前輩質疑問難，誰也沒有他提的問題多。他用英文寫一個專欄，好像叫Over the teacup,每期都有一篇短文，後來結集成冊，叫《文學芻語》。中華書局辦的《中華英文月刊》早年的主編是眭紹盱，葛先生是撰稿人之一。但後期葛傳槼任主編，眭紹盱改任編輯。等兢文書局創辦《兢文英文雜誌》時，葛傳槼任主編，編輯則包括他的幾個前輩，如眭紹盱，蘇兆龍，王翼廷，吳鐵生，還有在美國得文學碩士學位的謝頌羔，語音學家謝大任，以及語法學家陸貞明。葛在這幾本英文雜誌裡除了寫專欄文章和注釋散文外，還負責答讀者問。
這個時期葛傳槼除了編《英語慣用法詞典》外，還用英文寫了一本《學童日記》，用中文寫了一本《怎樣自學英文》（How to Study English Without a Teacher)。後者的序言是老實話的典範，他聲明書中的一切全是個人的經驗之談，並坦承自己看英文電影還聽不懂裡頭的對話。他說，自己不會的東西決不教人，並在括弧裡注一筆，說，雖然不會有人來拉他到電影院去考他。最妙的是，他說，如果有人引用某些英文博士的話來反駁他，那他只好一聲不響——但仍堅持自己的見解。為了幫助大家自學英文，他金針度人，編注《現代英文散文選注》。還出版中文講解單行本。這兩冊書，文章注重趣味，而註解之詳明，充分體現編者的苦心。從中獲益者，至今健在的，恐怕人數還不少吧。
「文革」初期我在百無聊賴中，翻閱家父在世時收藏的幾冊英文月刊，研讀葛傳槼的文章與注釋，得益非淺。其後鬥膽用英文寫信向他請教。第一次收到他的覆信，稱我英文fairly good（尚可），信心大增。在「上山下鄉」大動員的緊鑼密鼓中，自學英文使我遨遊於與世隔絕的自己的天地中。我每隔幾個月把積累下來的五六個問題寄去，然後隔幾星期收到他的解答。有一次問他proletarian dictatorship一語是否有誤解成「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他回答一個 「No!」 筆觸間透露了他的惶恐，因為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這種學術問題可能招致大禍臨頭。我曾將他的《英語慣用法詞典》從友人處借來，通讀兩遍，後來在閱讀中每見與慣用法相異的例子便抄寄給他，他來信稱我為valuable correspondent (「可貴的通信人」)。我與他從未謀面，深以為憾。
後來，機會終於來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一個秋天的下午，我從市中心出發，騎了將近兩小時自行車，去復旦大學教師樓，看望時任英文系教授的葛傳槼。正巧有人從南通帶來幾隻螃蟹，彼時屬於稀罕物，不敢自私，決定送五六隻給葛老嘗鮮，略表謝忱。那天他午睡剛起來，坐在客廳單人沙發上，偏胖，看得出個頭很高，跟我想像中的樣子不同。那時沒有私人電話，我貿然造訪，不免有點忐忑。寒暄幾句之後我把螃蟹呈上。他顯得很高興，我心情慢慢放鬆。
那時節，我正在讀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名篇《熊》，開頭部分看不懂，通篇讀來也沒有興味。如果在今天，自然會秉著袁中郎 「讀不下去的書讓別人去讀」的箴言，棄之不顧。但那時求知慾強，忍不住告訴葛老，料想他一定有以教之。誰知他答道：「福克納確實很難讀：有時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都明白，但連起來就不知所云了。這是個有趣的現象。」當我親耳聽到他坦承自己有看不懂的句子時，不禁有點吃驚。以他的名望，大可不必對我那樣一個後生小子自暴其短。改革開放後，他在刊物上發表幾篇論翻譯的文章，主張「直譯」，所引中譯英例句之一大意是說某人太「小兒科」，他譯以pediatric，並附註說明 「小兒科」是借指 「小氣」。我其時已在大學濫竽翻譯教師，認為翻譯附註的做法是下策，一則不必拘泥字面形式，二則破壞行文流暢，便去信，直言不諱，說他的譯文與其說是翻譯(translation)，不如說是注釋 (annotation)。信寄出後覺得自己有點造次，不料他很快回信表示感謝。可見前輩學人的謙虛的學者風度。
這時他太太從廚房進來，手裡端著一杯牛奶交給他。我想起他年輕時曾與一個筆友用英文通信，後來結集成《致友人書》 （Letters to a Friend）出版。其中討論擇偶標準時提及英文諺語「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美貌只是皮相而已)，但接下來說 but somehow I like it.（但不知怎的我還是喜歡美貌）。那書是朋友借我的，看完就還掉了，但那兩句話卻記得很牢。想來他太太年輕時一定是美貌的，但此時已入遲暮之年，想像不出年輕時的樣子。
「錢鍾書你知道不？」我忽然問道，想聽聽他對錢鍾書的看法。「錢鍾書？你是怎麼知道他的？」他好奇地反問道。
那時極少有人知道錢鍾書，而我是如何知道的呢？「文革」後期，我在街道生產組上班，偶然看到上海外語學院校刊上《開羅文件》中文翻譯和原文，不免咬文嚼字起來。我發現幾個譯誤，就寫篇文章《略談開羅文件的譯文》投過去。校刊編輯派人來街道生產組外調，又把我叫去面談。原以為作者是個老人，不料我才二十來歲，而且全無師承，沒有背景。他們不但發表我的文章，還讓我翻譯出版了兩本書：《俄國的空間訛詐》和《中央情報局和情報崇拜》。從此我以「糾正教授的譯文」在上海各街道知青中小有名氣。我同事楊君珊知道後笑咪咪地問我：「你知道錢鍾書麼？他的英文好的不得了」。
我想了想，記得在某英文雜誌上葛傳槼有篇文章同錢鍾書商榷對一個英文詞語的理解。那詞語本來是從漢語古文翻成英文的，錢鍾書把它還原為「廚放」，而葛傳槼則表示不同的看法。那破殘的雜誌已不知丟到哪裡去了，我對那篇文字也不感興趣，但對錢鍾書的名字卻留有印象。楊君珊笑著說，錢鍾書是個天才，中英文都好的不得了。第二天她借我一本錢鍾書著作合訂本。她還推薦了《圍城》，那書名也是第一次聽到。我看了錢鍾書的作品，佩服得五體投地。
葛老聽了我的解釋，微笑著答道：「我不認識錢鍾書，但我知道他。錢鍾書認為，他的英文天下第一，中文也是天下第一。」
錢的「狂」名聲在外，而且確有「狂」的資本。但看來葛老並不認同錢鍾書的自詡。葛老是英文慣用法專家。論文字的嚴謹，竊以為他的英文寫作水平並不在錢鍾書之下。《牛津辭典》編者H.W. Fowler就對葛傳槼的英文信非常讚賞，稱道說 nowhere betrays, as 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 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凡是外國人寫的英文信幾乎總不免在慣用法上有些許瑕疵，但你的英文信沒有一點外國人寫英文的痕跡），並說他 writing English as no other Chinese can（他英文寫作之好，中國無出其右者）。錢鍾書雖然學富五車，但正如英諺所云，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馬也有疏忽的時候)，所謂百密一疏，錢先生寫的英文偶爾也有小語病。當然那是白璧微瑕。即使英美大作家也不免於語病，H.W. Fowler的The King's English 《標準英文》就是討論此類語病的專著。其實，葛傳槼和錢鍾書各自做不同的學問，即使單就英文而言也幾乎沒有可比性。但那時我少不更事，看了《三國演義》總要想像：如果趙子龍與關雲長交鋒，誰佔上風呢？
「我同事楊君珊告訴我，錢鍾書是她的姑夫」，我說道。「她姑媽叫楊絳，學問也好的不得了。她父親是楊絳的小弟弟，眼科醫生。她家住在新樂路東正教堂旁邊的公寓裡。」
葛老說，「呃，楊絳的弟弟是個眼科專家？應該是oculist,不是 optician（光學專家）」。就是閒聊，他也沒放過英文字辨義的機會。文人積習難改，據說1949年胡適之跑到紐約，無聊時也拿筆在不相干的中文報紙上修改病句。坐了半個多小時光景，我想起葛老參與編纂的《英漢四用辭典》 裡的一句話，Don't wear out your welcome(不要逗留太久令主人生厭)。於是我起身告辭。騎車回到市區，已經是萬家燈火。
三十餘年過去了，葛傳槼和錢鍾書先生都已作古，但葛老講起話來慢悠悠的神態猶歷歷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