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原
（2001-03-21 光明網）
我從少年時起就景仰趙元任先生。
那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少年，我迷過阿麗思， 也幻想過鑽進耗子洞（不是阿麗思鑽的兔子洞）去遊玩。那時我不理 會作者譯者是誰，但是這書的文字真的把我迷住了，覺得很親切，很 好玩，不像那時流行的大人國小人國許多童話故事書那樣的乾巴巴， 只有故事沒有文採。長大了，想學「國語」，就拿《國語留聲片課本》 當老師，可我沒有學好，直到如今垂垂老矣，講的還是「天不怕地不 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那種「國語」。後來我迷上音樂，學彈琴， 學唱歌，搞合唱團，迷上元任先生的音樂朋友蕭友梅介紹的貝多芬 《歡樂頌》的同時，也迷上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字音和樂音 （也就是《新詩歌集》序中說的「字音跟樂調的關係」）配合得那麼 好，那麼密切，語詞跟音符好像天生揉合在一塊兒，這樣的境界，在 我以後的音樂實踐中，即在譯歌配詞的實踐中，一直引為最高的準則。 30年代初，我跟那個時期的許多「救亡青年」一樣，卷進了同救亡運 動密切結合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為著制訂方言拉丁化方案，狂熱的 我不得不去學習和研究語音學，其中得益最多的就是那本《比較語音 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我就是從那本書學會國際音標和 學習一般語音學的，直到今天，我還依稀記得元任先生寫的序文介紹 作者譯者那種幽默語言。當然，我們更仔細地研究過他首創的國語羅 馬字，精讀過他捍衛拼音系統的一些論文；覺得很多理論問題他說得 比我們深入比我們清楚，但是——現在想起來真可笑！——那時候啊， 我們這些左傾青年，學問很少，卻目空一切；尤其受到了瞿秋白諷刺 國語羅馬字是所謂的「肉麻字」的影響，是帶著否定的主觀武斷來接 近這種文字改革試驗的。元任先生倡導統一的「國語」（普通話）， 而我們則傾倒於製作大大小小地區的方言拉丁化方案（例如我自己就 是廣東話拉丁化方案的製作者之一）；於是拉丁化派跟國羅派猛烈開 火，而不知道大家都在進行文字改革的試驗。元任先生當時對此事的 評價是「無聊」，真是一語中的！
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可 我從來沒有見過趙元任。
40年代初，抗日戰爭越打越大，也越殘酷，生活也越來越困難， 連正常的學校幾乎都難辦下去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熱潮只能降溫 了。皖南事變後，我的師友葉籟士——即為文字改革奮鬥終生的葉籟 士，奉命從重慶撤退到敵後根據地；他臨走前，託人把他珍藏的瞿秋 白的北方話寫法拉丁化方案某一次手稿，連同那時剛剛印出的高本漢 《中國音韻學研究》送給我——這又是文字改革和趙元任！誰知在日 寇飛機1943年1月5日的濫炸中，我的住處全部夷為平地，那珍貴的手 稿和那本珍貴的大書，通通化為灰燼。
1949年中華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之後，文字改革的任 務提到了共和國現代化建設的議事日程。我雖然對此大感興趣，但是 我不得不從事其他工作，只能給文字改革這偉大事業敲敲邊鼓。此時， 好像我離開先生很遠很遠了。誰知十年浩劫（1966－1976）中，「四 人幫」藉故發動一場絕滅文化、毀滅語文詞典的大戰（1974），即對 《現代漢語詞典》的「大批判」。在大張撻伐裡我首當其衝，一夜之 間就陷入重圍，只因為我曾向出版機關推薦這部詞典。不知是禍是福， 我在一片喧囂中倒閒起來了，我有時間扎進語言和語言學的海洋—— 我託海外的親人給我帶來一批語言學著作（那時在這蒼茫大地上，書 可是稀有「靜」物呀！），其中一本是《語言問題》。又是趙元任！ 我又碰到這位趙元任！《語言問題》這部書，給我打開了語言學的新 天地，誘惑我重新鼓起勇氣去鑽研我30年代醉心過的語言學，並且引 導我日後去接觸信息科學。此時，直到此時，我還沒有見過從少年時 代起仿佛注視著我走路的老師趙元任！
元任先生1973年回國，我是知道的，因為某外事機關一位領導給 我捎來一部英文著作，說是作者回國探親交給他的，但我當時沒有 「資格」跟元任先生會面，只在我的一本語言學筆記中留下此書的摘 錄。意想不到的是，當元任先生最後一次回國（1981）時，我卻有機 會同先生晤談，因為當時已雨過天晴了。那年5月下旬，我約請先生和 他的家人以及語言學界幾個學者在仿膳歡敘。那天到會的有王力、呂 叔湘、朱德熙、李榮諸公（記得王力先生一進門便必恭必敬地向元任 先生行弟子禮，而王力先生那時已年逾八旬了。）——如今王朱兩位 已先後隨元任先生去了——那天午間的敘會不會再有了，但是那一天 卻是很愉快的，上下古今，無話不說，也無話不可說。時隔十有六年， 所談內容已不大記得了；只有先生西裝左上方的外袋插著一排四管熒 光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默想這四管色筆象徵著這位老學者是如何 隨時隨地用功啊。
席間還談到重印《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事——事前胡喬木同志 接見他時，已同他談過，說此書可以而且應當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 他很高興，說可以把他已譯好同一作者的《鏡中世界》合在一起印行， 他說回去再看一下就定稿——可惜的是，翌年（1982）他來不及親自 再加校訂潤色便辭世了。這本力作是在先生辭世後六年（1988）後才 印出的，可惜先生已看不到了。
那麼，這位現代中國語言學大師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機遇 「切入」語言學領域的呢？
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他是從文字改革的理論與實踐這樣一個鮮 為人論述的斜面「切入」語言學的海洋的。儘管他幽默地告訴女兒說， 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但是「好玩兒」的背後藏著很多深意， 世界上很多大科學家研究某種現象和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以為是為 了好玩。元任先生小時候練習說切口和反切口，是為了好玩；他擅長 的「說倒話」，並且常常在公眾面前表演「說倒話」，也是為了「好 玩」！……
「好玩」意味著有趣味，有興趣，有意思。他說的「好玩」可以 用《最後五分鐘（國語羅馬字對話戲戲譜）》的序文裡的幾句話來做 註腳。他說，他翻譯這個戲，他用國語羅馬字寫出劇本，基於三種 「興趣」——三重「好玩」。第一種興趣是對國語羅馬字的興趣，即 宣傳（國語羅馬字）的興趣；第二是對中國語調的興趣，即研究學術 的興趣；最後一種是對於話劇的興趣，那就是藝術的興趣，如果引用 一下他闡述的「藝術的興趣」，就更可以明白「好玩」一詞蘊藏的涵 義了。他寫道：
我對於藝術的興趣仿佛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熱就熱到火苗兒的程 度。可是熱度減了的時候兒，好像就是離開了伊也能過似的，回頭又 想念伊起來，可是又覺得沒有伊，我的生活全沒有光彩似的了。
這裡說的「興趣」，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好玩」。好玩者， 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譁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對文字改革的興趣，貫串他的一生。早在「五四」運動前，當他 還在美國大學念書的時候，就在留美學生月報上發表了《吾國文字能 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1916），其實早一年（1915），就在 當時留美學生的圈子裡，發表過可以用標音字母來代替漢字的主張。 1920年他回國在清華學校任教時，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國語統一運動 籌備委員會會議。次年（1921）同胡適討論漢字改革問題，所謂漢字 改革，實質上就是要衝擊漢字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某些場合，這就 意味著用表音字母來代替幾千年父傳子子傳孫傳下來的漢字。同年， 他得到丁文江轉贈的高本漢所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誘使他深 入研究中國文字的音韻。這一年，他趁在美國教書之便，在紐約的一 家唱片公司為商務印書館灌制國語留聲片，並寫成課本出版（1922）。 雖然這次發音是按照國音統一會1913年通過的人工國音灌制的，但這 事情在推廣中華民族的共同口頭語活動中，邁出了很大的一步。搞人 工國音是那時國語運動的一些飽學之士的善意的烏託邦行為，而元任 先生成了唯一能用這種人工語音發音和說話的人；但人工國音是科學 的抽象的語音，不是哪一個地方普通人的語音，很難推廣；因此，兩 年後（1924），他又根據國語統一會的新規定，採取北京音代替人工 的國音，為商務印書館再一次灌制國語留聲片，這一次是成功的，日 後很多華僑和華裔都據此學會「國語」即現今所稱的「普通話」。
1921年，元任先生應聘赴美哈佛大學教中國語言課之前，在他正 熱衷於創製國語羅馬字草稿的時候，在他還沒有開始進行方言調查並 且決定在學術方向上主攻語言和語言學之前，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 作，那就是翻譯了《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本小小的童話書，值得 中國翻譯史、中國兒童文學史、中國語言學史記上大大的一筆。
20年代，阿麗思同匹諾曹一樣，吸引著那個時代萬千少年兒童的 心。阿麗思鑽兔子洞，匹諾曹說一句謊話鼻子就長一寸，滑稽得叫人 噴飯，兩部書都包含著人生哲理的笑話與趣事，但阿麗思是活生生的 孩子，不是匹諾曹那樣的木偶，更使孩子們感到親切。
其實元任先生進行這次翻譯，不是一般的文學譯作，他是在進行 一種實驗，語言的試驗，文字改革的實驗，文學革命的實驗，也是不 同思維的文學作品移譯的試驗。為什麼說是一種試驗呢？按照譯者在 序言中所指出的，這試驗至少在三個方面作出的（其實不止這三個方 面）：
一，只有用語體文（白話文）翻譯這等作品才能傳神——不要忘 記「五四運動」很重要的內容是白話文應當在一切方面取代文言文， 而這本翻譯則在事實上或實踐上證明白話文能夠做到。
二，西方語文中一些代名詞（如他、她、它之類）在語體文（白 話文）中能夠恰如其分地準確地表達——例如當時「她」「它」等才 在創始過程中。現在看來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在七十年前則 是一個需要經過試驗才能使人信服的。
三，西文的「打油詩」能不能用中文的語體詩（白話詩）形式翻 譯成可笑的打油詩；元任先生自己說，這是作一次「詩式的試驗」， 而不是「詩的試驗」。
令人驚奇的是時隔七十年，這部翻譯讀起來卻好像說話似的流暢， 通順，而不會令讀者嫌棄這裡的文字「老」了，「舊」了，不好懂了。 為什麼？我想，這就是一個超凡的語言學大師作的口語寫成書面語的 試驗。
這部翻譯是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值得好好研究的。但 願我們的少年兒童今後有機會去欣賞一個博學多才的翻譯家給他們留 下的「笑話書」（趙元任語）！
習慣上人們都說元任先生業餘從事音樂活動，或者換句話說，他 的業餘愛好是音樂。我不這樣認為。一個人文學者，一個文藝復興式 的智者，無所謂業餘和業內。音樂是他的事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 重要的部分。音樂甚至是他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元任先生在他的第 一封《綠信》中（S20）就表達過這樣意思，他說，不知怎的，音樂這 東西總是「偷偷地」佔據我很多時間和思想。他用了 surreptitiating一字，這就是說，音樂不知不覺地成了他的生命的一 部分。
他師從著名的音樂學家，他專攻過和聲學，專攻過作曲法，他會 擺弄多種樂器，他畢生都與鋼琴為伍。他教過音樂或音樂欣賞課。他 一生作過一百多首音樂作品，其中包括器樂（鋼琴，小提琴）曲，當 今有些專業作曲家未必能在數量上超過他，更不必說在質量上。他的 音樂作品能歷久而不衰。他跟他的女兒們，凡是有機會聚在一起，就 組成一個合唱團，有伴奏或無伴奏（acappella）地練唱他的新作或舊 作。他為同時代的詩人譜曲：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 摩（《海韻》），劉大白（《賣布謠》），胡適（《他》），陶行知 （《小先生歌》），施誼（《西洋鏡歌》）。他是當今中國的舒伯特， 舒曼；他也自比為舒伯特，舒曼。他記錄民間曲調，他為古今民謠譜 曲，若果他不是全身心投入方言調查，他會成為中國的巴拉基略夫 （Bala－kirev）。可是他並沒有把自己局限在藝術歌曲的象牙塔裡。 他如同古往今來的大音樂家那樣，不惜精力地為機關、學校、團體， 以及某些突發事件作歌（1926《嗚呼！三月一十八》，1933《我們不 買日本貨》，1937《抵抗》）。他為電影作主題歌（1935《西洋鏡歌》） 。你在他的樂曲中感受到的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孤芳自賞，而是一顆 純樸的赤子之心！一顆炎黃子孫的心！一顆中華民族好兒女的心！
元任先生掌握了上尺工六五，也掌握了do，re，mi，fa，sol， la，si；他突破了民族音樂的框框，也突破了西洋音樂的框框，他把 民族的氣質融化在西方近代音樂的構架裡；不是硬湊，而是交融。他 的樂曲有著濃厚的中國味兒，卻又沒有那種迂腐的「國粹」氣。也許 就是音樂家賀綠汀說的「在旋律上有中國民歌特點，並與語言結合得 很密切，深刻地抒發了原詩的意境和情緒」；也許就是音樂家廖輔叔 說的，《新詩歌集》是「體現了『五四』精神的近代中國的第一本歌 曲集」。
使我感觸最深的是，元任先生作為20世紀一個偉大的人文學者， 他非常敏感地接受新的科學理論，並且很快將這些新理論導入或應用 到他所致力的語言學中。比如他很快就接受控制論、資訊理論的觀點， 50年代下半期作語言學演講時，就充分顯示出他這種可愛的科學精神。 也許與他跟控制論的創始者N．維納很早便相識，經常來往切磋有關係。 維納的父親L．萊奧·維納是個語言學家，原籍波蘭。人們可以在他的 演講實錄《語言問題》中充分感受到他對新興的信息科學有很深刻的 理解和恰當的應用，這同他有深厚的數學物理基礎有關。將20世紀下 半期發展的信息科學理論導入語言學，並且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創造 性地運用，我敢說在我國語言學界，除趙元任以外沒有第二人！
能夠把深奧的學理，用鮮明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大學問家不多， 元任先生是其中的一個——很多時候還帶有一種幽默感；不是庸俗的 笑話，而是優雅的意味深長的幽默感。他說過，他在演講中和通俗論 文中，常常要加上一些笑話，「凡是扯得上扯不上的地方總是忍不住 要說（笑話）」，而他在日記中幾次記錄他在演講中所安插的笑話得 到了預期的效果。甚至當他的好友劉半農辭世，他寫了一副他平常不 愛做應酬文章的輓聯，顯示出的就不僅是沉痛的哀悼，而是一種高尚 的情誼，還帶著即使生離死別也永遠不會消失的希望，以及伴隨著這 希望而來的微微的幽默。輓聯寫道：
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